全球非法移民：动因、影响及发展（B）

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文 发表：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06年9月10日；学术交流网/世界历史探讨/2006年9月23日转发

上接A篇
　　
二非法移民现象加剧的主要动因
　　
促使当前全球范围内非法移民问题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既有国际大背景的影响，也有经济发展规律的驱使，还有国家政策、社会因素的导向催化作用，综合因素交织导致非法移民问题的扩大。

　　 （一）全球化发展形成了外部环境
　　
非法移民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在当前科学技术飞速进步，世界全球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进程并没有放慢脚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变革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更大的变化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商品、资金、信息和人员等各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及合理配置，带动了人口跨国迁徙再次出现高峰，“国际移民潮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人大报刊资料社，《国际政治》2005年第8期。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全球化进程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好处并不均衡，发达国家依靠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制度和本身资金、高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占据了快速发展的制高点，多数发达国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保障体制，民众生活比较优裕。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在艰难中发展，不少国家陷入极度贫困，导致政局动荡。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当今世界80%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发达国家的10亿人口掌控，其余的20％由发展中国家的50亿人口分享，今天的世界要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贫困“势差”的存在和加大，增加了相对贫困人口跨国迁徙的环境压力。全球化的发展体现在文化和社会方面是信息和知识爆炸性的传播和发展，开放和交流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眼界，世界各地处于相对贫困落后境地的民众追求社会民主公正、向往美好生活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期待促使他们选择“走出去”，加速了世界人口流动的洪流。当移民的总量超出一个国家的控制量时，寻找非法途径的移民呈现出成倍增长的现象，全球化进程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球非法移民扩大的重要催生剂。

　　 （二）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了内在动力
　　
非法移民作为国际间人口迁徙的一种形式，必定有其内在的、根本的源动力。作为个体的人，这种源动力可能千差万别，但作为社会的群体，非法移民流动与社会和国际间经济活动是密不可分的，经济因素提供了内在的驱动力。

　　
长期以来，非法移民绝大部分是从不发达地区或发展中国家向经济状况好的地区或发达国家流动，经济发展的差别是主要的动因。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受到当前不合理的秩序的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不均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不同国家的经济水平又决定了工人工资和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别。据世界银行一份政策研究发展报告，德国制造业每小时的报酬为30美元，中国和印度只有30美分，相差100倍；美国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工资相差也达到10倍。《全球化、增长与贫困》，《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同样的劳动力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巨大的“压差”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中“有头脑”的人到发达国家定居和谋求发展，一旦受到阻碍，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利益的驱动会使他们甘愿冒生命的风险选择非法移民。

　　
随着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分化出了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和需要大量廉价劳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两个不同性质的产业对就业劳动力素质和待遇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在高新技术和朝阳产业方面相对发展中国家占有特别的优势，吸引了国内大批劳动力就业。由于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福利制度，本国劳工就业特别偏好高收益、高保障和环境舒适的工作，宁肯失业也不愿意从事报酬低、职业风险大、有失身份和脏累苦的体力活。加之这些国家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总体缺乏，发达国家对廉价劳动力需求一直很大，这些都给外国非法移民提供了生存的基本条件。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上，都处于一种相当矛盾境地。一方面，不少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艰苦的体力劳动、服务业岗位急需大批蓝领工人维持运转，非法移民起到了填补“劳动力真空”的作用。在加拿大，非法打工者已经成为建筑行业绝对主力，加拿大建筑商协会表示，如果把非法工人全部解雇，加拿大的建筑业可能会陷于瘫痪。

　　 （三）国家政策因素产生反弹作用
　　
全球非法移民现象泛滥，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不断强硬的移民限制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外来移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对欧美国家的繁荣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但伴随而来就业、教育、福利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对国家和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国内受到移民影响的阶层和右翼保守政治势力出于选举等政治需要加强了反移民的宣传和活动，发达国家对待移民的态度日趋转向保守，大多数都相继采取了程度不同的限制措施。欧洲对移民的限制始于20世纪70年代，富裕的欧洲容纳移民的能力出现一些下降，针对当时大批以家庭团聚名义移居欧洲的人做出了明确限制规定。以后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扩大，经济、政治和安全需要对移民素质的要求和选择性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在过去一系列移民入境限定协议的基础上，达成了共同遵守的原则，移民政策也在向严格控制和协调一致的方向发展。美国在1996年颁布了新的移民法，基本的指导思想是阻止新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9?11”事件之后，出于反恐和安全的考虑，对入境人口加强了签证和边界控制措施，在驻外使馆扩大有移民倾向人员的筛选。正常移民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查，每年批准移民入境的人数大幅下降。提高签证“门槛”和严格的移民限制性措施形成了高大的政策壁垒，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限制了合法移民的正常流动，加剧了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许多发达国家在提高移民门槛之后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的矛盾怪圈。一方面是国内对外国劳动力存在很大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大批移民申请等待审查批准，无法在短期内入境。在繁琐的审批手续和漫长的等待面前，更多的人选择了非法移民，出现了与制定限制性措施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堵塞了正常的出入境和合法移民渠道，对非法移民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助长了非法移民群体的扩大。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布朗森?麦金利在评价欧洲移民形势时说“偷渡行为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人能通过正当途径进入。”

　　
各国移民政策对精英移民的偏爱也对非法移民的扩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个人因素的原因，发达国家目前最为需要和缺乏的是两类人才，一类是受过高等教育和掌握高新技术专长的精英专才；另一类是有一定技术能力，能够在苦、累、脏、险、重等工作岗位就业的廉价劳动力。出于国家管理和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普遍比较偏重精英人才。通过合法手续，精英移民可以比较容易地自由流动和就业。而大部分限制措施几乎都是针对非精英移民的，社会对非精英移民的需求与发达国家移民政策出现了严重背离，世界各地大批逃避地区冲突、为实现个人抱负和改变生活状况的人想方设法进入发达国家的愿望与越来越严厉的政策“壁垒”形成对撞，加大了非法移民的滋生与蔓延。

　　
发达国家执行移民政策体现出的意识形态因素对非法移民的扩大也有一定的影响。有的国家出于政治原因，以“保护人权”、“宗教自由”等为理由，刻意吸纳“政治”难民，从而诱导以至鼓励了非法移民，加剧了个别地区和国家的偷渡活动。美国在2004年专门出台了《朝鲜人权法案》，接纳朝鲜申请庇护者，进一步加剧了因生活贫困而出境的朝鲜非法移民活动。

　　
此外，有的发达国家为了招揽廉价劳动力，解决本国苦、累、脏、险工作无人干的问题，在趋于严厉的移民限制政策下对非法移民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容态度，以及国家法律政策与具体措施衔接上有漏洞，造成对非法移民禁止不力，形成了非法移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也是非法移民扩大的重要原因。

　　 三非法移民群体扩大产生的主要影响
　　
非法移民在世界范围内漫延扩大，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合作、对外交往和国家管理职能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连带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涉及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令世人十分担忧，这是许多国家越来越关注非法移民的主要原因。

　　 （一）引发公众排外情绪，潜在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保持领土范围内各项发展建设的秩序和安全环境，各国政府关注非法移民，最为直接的出发点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考虑。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政治对抗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和恐怖主义分子身后的宗教背景，给各个国家已经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都带来隐忧。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非法移民大量涌入，对社会秩序和治安环境的冲击最为突出，这也是导致非法移民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严厉打击非法移民的重要原因。

　　
非法移民人数的大量增加，引发国内政治、社会危机的风险性也在增加。在非法移民与主流社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膜，很难被当地社会完全同化，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中，大多都形成了不同文化背景聚群而居的街区和城镇。法国就有来自北非穆斯林组成的庞大社区，而在德国则有生活着大量土耳其人的聚集区。美国、加拿大则分别有越南、韩国城、唐人街等各国移民的聚集地，非法移民大量增加使原本就存在的族群矛盾、宗教矛盾、文化矛盾更加复杂化。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大多数非法移民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十分艰难，经常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隐形歧视。有时随机的微小事件或敏感问题也会如同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一般引发社会群体的对抗，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美国东南部是墨西哥移民增长最快的地区，在过去10年中，仅在田纳西州的墨西哥移民几乎增长了3倍。当地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估计85%是非法移民。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接壤地区的美国民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从远离美墨边境的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犹他州等地招募了数百名志愿者，携带武器在边境地区结盟监控非法移民，这引起了当地墨西哥移民的恐慌，移民组织抨击其是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行动，对立情绪大范围蔓延。

　　
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给当地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虽然在一些发达国家有些工作岗位无人问津，但有限的就业岗位能够接纳的人数是固定的，非法移民的到来，一方面会满足就业需要，另一方面也会加大甚至是激化就业恶性竞争。由于非法移民劳动力具有低报酬、高流动性的特点，使在同一国家的合法劳工受到排挤，严重冲击劳动力市场供给和秩序，以致引起合法移民、本土劳工与非法移民之间的双重矛盾，他们相互敌视，助长了社会不满情绪。法国作为欧盟的倡导者，对欧盟一体化情有独钟，但在2005年5月法国对欧盟宪章公投时，多数公民却投票反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盟东扩后，涌入法国的非法移民有所增加，法国在欧盟各国中成为收容“老大”，国人就业受到更多的威胁，损害了法国人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传统。公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人对社会及国内政治的不满情绪和要求限制非法移民的呼声。

　　
非法移民迫于生计和为实现自己的发财梦想，多数人都会从事和参与“打黑工”、偷税漏税等违法活动，一些人铤而走险还涉及到抢劫、敲诈、偷窃、杀人、偷渡和黑社会等犯罪活动，恶化了当地的治安环境。在不少外来移民集聚地，人们在光天化日下都会碰到抢劫案件，以致当地居民对这些地方都带有很强的恐惧感，这无疑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和排斥，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据西班牙官方公布的材料，非法移民是西班牙抢劫和盗窃成风的重要原因之一。西班牙犯罪案件一半以上是外国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所为。英国非法移民问题一直比较严重，英国研究移民问题的非政府组织Nat
Cen研究小组通过访问3000多名各界人士发现，近几年出现的移民潮导致英国社会反移民情绪滋长，民众对移民的立场转趋强硬。由于担心移民会夺去英国人的工作机会，民众当中希望减少移民数量的人大幅度增加。而据统计，在1995年只有65%的被访者希望减少移民，到2003年便增加至74%，超过一半的民众更希望大幅减少移民数目。在1995年，只有25%被访者认为大量移民进入英国与犯罪案件率上升有关，但到了2003年已增加至39%。加拿大最近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学术研究报告显示，加拿大对外国移民也存在隐性歧视现象，社会环境对移民的不利因素有所增加，移民的收入和就业前景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被迫依赖失业保险金和福利金过活，一些甚至返回他们的祖国或移民到美国。

　　
据欧盟1997年成立的独立机构欧洲种族歧视及排外现象观察所(EUMC)2005年3月15日在维也纳公布的一项调研报告揭示，出于“对未来的恐惧和经济全球化引起的焦虑不安”，半数欧盟居民希望限制欧盟25个成员国里的移民，欧盟原15国有近60%、新入盟的10国中有42%的居民持上述观点，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为，应当限制社会接受属于其他人种、宗教和文化的人。

　　 （二）挑战国家法律，削弱政府权威
　　
世界各地的非法移民进入它国，本身也是对这些国家法律的违反和蔑视，构成了对国家主权的挑战。非法移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隐蔽性和不透明性。由于非法移民主要是通过人际关系和地下渠道进入目的地国家，非法移民的身份或是无证或是伪造，对外非常不愿意向政府或官方寻求帮助，害怕被抓获或遣返。社会为居民和合法移民提供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例如生命急救服务等，他们大多数被禁止使用，也不敢使用，成为游离于国家管理之外的群体，在西方缺少详细户籍管理体制的国家，大多数政府的管理部门并不掌握本国非法移民的确切数字。公开的非法移民大多数是在入境时被截获，或是在境内因犯罪、寻求政治避难、申请政府福利时被发现的，在境内隐藏和长期滞留的非法移民只能在人口普查或凭抽样调查等手段概略估计，国家权力和管理职能对此根本无能为力，脱离了政府监管。这样的群体无限制的扩大，带来的后果是形成国家政治和法律以及政府管理的真空地带，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损害。这对现代国家来讲，是根本不能容忍的现象。

　　
非法移民从事的地下经济和违法犯罪活动也构成了对政府权威的挑战。非法移民一般都从事地下经济活动赖以谋生，虽然有正规形式做掩护，但经济活动总量并不能完全纳入正规渠道，经常偷税漏税，甚至根本不纳税。非法移民大量增加的地区和国家，被称之为“影子经济”的地下经济活动也随之异常繁荣，对正常的经济秩序构成很大威胁。与非法移民增加密切相关的人口贩运等犯罪活动，也会挑战和危害政府的公共权力。非法移民许多是通过人口贩子采取偷渡的方式进入目的地国家，偷渡带来的丰厚利润助长了其他犯罪活动。据报道，从法国等欧洲国家偷渡到美国，“蛇头”收费每位在1.7万美元。从亚洲偷渡去美国“蛇头”费涨到了3.7万美元，偷渡非法移民获得的利润极为可观。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调查，人口走私与洗钱、毒品走私、伪造证件密切相连，人口贩运每年有大约95亿美元的利润，这些金钱助长了有组织犯罪活动，抵制和削弱了政府职能和行使法治。此外为了达到目的，向执法、边境管理及司法官员进行贿赂是非法移民和“蛇头”（人口贩子）经常使用的手段，一旦形成气候和惯例，将会助长公共权力部门的腐败，这对依赖法律和民主理念治理国家的政权来说，也是非常致命的。

　　
非法移民问题有时会对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带来政治损害。处置入境的非法移民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全部容留需要承担巨大的社会风险和负担，遣返不仅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还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形象。大批被查获的偷渡人员来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为自己寻找的正当理由常常是在原籍国受到迫害和生命威胁，单方面强硬的遣返活动面临巨大的人道主义压力和背离民主价值观念的指责。

全球非法移民：动因、影响及发展（B）

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文 发表：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06年9月10日；学术交流网/世界历史探讨/2006年9月23日转发

上接A篇
　　
二非法移民现象加剧的主要动因
　　
促使当前全球范围内非法移民问题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既有国际大背景的影响，也有经济发展规律的驱使，还有国家政策、社会因素的导向催化作用，综合因素交织导致非法移民问题的扩大。

　　 （一）全球化发展形成了外部环境
　　
非法移民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在当前科学技术飞速进步，世界全球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进程并没有放慢脚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变革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更大的变化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商品、资金、信息和人员等各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及合理配置，带动了人口跨国迁徙再次出现高峰，“国际移民潮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人大报刊资料社，《国际政治》2005年第8期。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全球化进程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好处并不均衡，发达国家依靠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制度和本身资金、高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占据了快速发展的制高点，多数发达国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保障体制，民众生活比较优裕。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在艰难中发展，不少国家陷入极度贫困，导致政局动荡。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当今世界80%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发达国家的10亿人口掌控，其余的20％由发展中国家的50亿人口分享，今天的世界要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贫困“势差”的存在和加大，增加了相对贫困人口跨国迁徙的环境压力。全球化的发展体现在文化和社会方面是信息和知识爆炸性的传播和发展，开放和交流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眼界，世界各地处于相对贫困落后境地的民众追求社会民主公正、向往美好生活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期待促使他们选择“走出去”，加速了世界人口流动的洪流。当移民的总量超出一个国家的控制量时，寻找非法途径的移民呈现出成倍增长的现象，全球化进程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球非法移民扩大的重要催生剂。

　　 （二）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了内在动力
　　
非法移民作为国际间人口迁徙的一种形式，必定有其内在的、根本的源动力。作为个体的人，这种源动力可能千差万别，但作为社会的群体，非法移民流动与社会和国际间经济活动是密不可分的，经济因素提供了内在的驱动力。

　　
长期以来，非法移民绝大部分是从不发达地区或发展中国家向经济状况好的地区或发达国家流动，经济发展的差别是主要的动因。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受到当前不合理的秩序的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不均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不同国家的经济水平又决定了工人工资和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别。据世界银行一份政策研究发展报告，德国制造业每小时的报酬为30美元，中国和印度只有30美分，相差100倍；美国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工资相差也达到10倍。《全球化、增长与贫困》，《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同样的劳动力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巨大的“压差”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中“有头脑”的人到发达国家定居和谋求发展，一旦受到阻碍，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利益的驱动会使他们甘愿冒生命的风险选择非法移民。

　　
随着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分化出了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和需要大量廉价劳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两个不同性质的产业对就业劳动力素质和待遇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在高新技术和朝阳产业方面相对发展中国家占有特别的优势，吸引了国内大批劳动力就业。由于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福利制度，本国劳工就业特别偏好高收益、高保障和环境舒适的工作，宁肯失业也不愿意从事报酬低、职业风险大、有失身份和脏累苦的体力活。加之这些国家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总体缺乏，发达国家对廉价劳动力需求一直很大，这些都给外国非法移民提供了生存的基本条件。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上，都处于一种相当矛盾境地。一方面，不少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艰苦的体力劳动、服务业岗位急需大批蓝领工人维持运转，非法移民起到了填补“劳动力真空”的作用。在加拿大，非法打工者已经成为建筑行业绝对主力，加拿大建筑商协会表示，如果把非法工人全部解雇，加拿大的建筑业可能会陷于瘫痪。

　　 （三）国家政策因素产生反弹作用
　　
全球非法移民现象泛滥，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不断强硬的移民限制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外来移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对欧美国家的繁荣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但伴随而来就业、教育、福利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对国家和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国内受到移民影响的阶层和右翼保守政治势力出于选举等政治需要加强了反移民的宣传和活动，发达国家对待移民的态度日趋转向保守，大多数都相继采取了程度不同的限制措施。欧洲对移民的限制始于20世纪70年代，富裕的欧洲容纳移民的能力出现一些下降，针对当时大批以家庭团聚名义移居欧洲的人做出了明确限制规定。以后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扩大，经济、政治和安全需要对移民素质的要求和选择性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在过去一系列移民入境限定协议的基础上，达成了共同遵守的原则，移民政策也在向严格控制和协调一致的方向发展。美国在1996年颁布了新的移民法，基本的指导思想是阻止新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9?11”事件之后，出于反恐和安全的考虑，对入境人口加强了签证和边界控制措施，在驻外使馆扩大有移民倾向人员的筛选。正常移民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查，每年批准移民入境的人数大幅下降。提高签证“门槛”和严格的移民限制性措施形成了高大的政策壁垒，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限制了合法移民的正常流动，加剧了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许多发达国家在提高移民门槛之后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的矛盾怪圈。一方面是国内对外国劳动力存在很大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大批移民申请等待审查批准，无法在短期内入境。在繁琐的审批手续和漫长的等待面前，更多的人选择了非法移民，出现了与制定限制性措施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堵塞了正常的出入境和合法移民渠道，对非法移民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助长了非法移民群体的扩大。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布朗森?麦金利在评价欧洲移民形势时说“偷渡行为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人能通过正当途径进入。”

　　
各国移民政策对精英移民的偏爱也对非法移民的扩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个人因素的原因，发达国家目前最为需要和缺乏的是两类人才，一类是受过高等教育和掌握高新技术专长的精英专才；另一类是有一定技术能力，能够在苦、累、脏、险、重等工作岗位就业的廉价劳动力。出于国家管理和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普遍比较偏重精英人才。通过合法手续，精英移民可以比较容易地自由流动和就业。而大部分限制措施几乎都是针对非精英移民的，社会对非精英移民的需求与发达国家移民政策出现了严重背离，世界各地大批逃避地区冲突、为实现个人抱负和改变生活状况的人想方设法进入发达国家的愿望与越来越严厉的政策“壁垒”形成对撞，加大了非法移民的滋生与蔓延。

　　
发达国家执行移民政策体现出的意识形态因素对非法移民的扩大也有一定的影响。有的国家出于政治原因，以“保护人权”、“宗教自由”等为理由，刻意吸纳“政治”难民，从而诱导以至鼓励了非法移民，加剧了个别地区和国家的偷渡活动。美国在2004年专门出台了《朝鲜人权法案》，接纳朝鲜申请庇护者，进一步加剧了因生活贫困而出境的朝鲜非法移民活动。

　　
此外，有的发达国家为了招揽廉价劳动力，解决本国苦、累、脏、险工作无人干的问题，在趋于严厉的移民限制政策下对非法移民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容态度，以及国家法律政策与具体措施衔接上有漏洞，造成对非法移民禁止不力，形成了非法移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也是非法移民扩大的重要原因。

　　 三非法移民群体扩大产生的主要影响
　　
非法移民在世界范围内漫延扩大，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合作、对外交往和国家管理职能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连带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涉及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令世人十分担忧，这是许多国家越来越关注非法移民的主要原因。

　　 （一）引发公众排外情绪，潜在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保持领土范围内各项发展建设的秩序和安全环境，各国政府关注非法移民，最为直接的出发点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考虑。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政治对抗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和恐怖主义分子身后的宗教背景，给各个国家已经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都带来隐忧。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非法移民大量涌入，对社会秩序和治安环境的冲击最为突出，这也是导致非法移民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严厉打击非法移民的重要原因。

　　
非法移民人数的大量增加，引发国内政治、社会危机的风险性也在增加。在非法移民与主流社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膜，很难被当地社会完全同化，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中，大多都形成了不同文化背景聚群而居的街区和城镇。法国就有来自北非穆斯林组成的庞大社区，而在德国则有生活着大量土耳其人的聚集区。美国、加拿大则分别有越南、韩国城、唐人街等各国移民的聚集地，非法移民大量增加使原本就存在的族群矛盾、宗教矛盾、文化矛盾更加复杂化。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大多数非法移民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十分艰难，经常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隐形歧视。有时随机的微小事件或敏感问题也会如同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一般引发社会群体的对抗，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美国东南部是墨西哥移民增长最快的地区，在过去10年中，仅在田纳西州的墨西哥移民几乎增长了3倍。当地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估计85%是非法移民。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接壤地区的美国民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从远离美墨边境的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犹他州等地招募了数百名志愿者，携带武器在边境地区结盟监控非法移民，这引起了当地墨西哥移民的恐慌，移民组织抨击其是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行动，对立情绪大范围蔓延。

　　
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给当地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虽然在一些发达国家有些工作岗位无人问津，但有限的就业岗位能够接纳的人数是固定的，非法移民的到来，一方面会满足就业需要，另一方面也会加大甚至是激化就业恶性竞争。由于非法移民劳动力具有低报酬、高流动性的特点，使在同一国家的合法劳工受到排挤，严重冲击劳动力市场供给和秩序，以致引起合法移民、本土劳工与非法移民之间的双重矛盾，他们相互敌视，助长了社会不满情绪。法国作为欧盟的倡导者，对欧盟一体化情有独钟，但在2005年5月法国对欧盟宪章公投时，多数公民却投票反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盟东扩后，涌入法国的非法移民有所增加，法国在欧盟各国中成为收容“老大”，国人就业受到更多的威胁，损害了法国人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传统。公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人对社会及国内政治的不满情绪和要求限制非法移民的呼声。

　　
非法移民迫于生计和为实现自己的发财梦想，多数人都会从事和参与“打黑工”、偷税漏税等违法活动，一些人铤而走险还涉及到抢劫、敲诈、偷窃、杀人、偷渡和黑社会等犯罪活动，恶化了当地的治安环境。在不少外来移民集聚地，人们在光天化日下都会碰到抢劫案件，以致当地居民对这些地方都带有很强的恐惧感，这无疑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和排斥，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据西班牙官方公布的材料，非法移民是西班牙抢劫和盗窃成风的重要原因之一。西班牙犯罪案件一半以上是外国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所为。英国非法移民问题一直比较严重，英国研究移民问题的非政府组织Nat
Cen研究小组通过访问3000多名各界人士发现，近几年出现的移民潮导致英国社会反移民情绪滋长，民众对移民的立场转趋强硬。由于担心移民会夺去英国人的工作机会，民众当中希望减少移民数量的人大幅度增加。而据统计，在1995年只有65%的被访者希望减少移民，到2003年便增加至74%，超过一半的民众更希望大幅减少移民数目。在1995年，只有25%被访者认为大量移民进入英国与犯罪案件率上升有关，但到了2003年已增加至39%。加拿大最近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学术研究报告显示，加拿大对外国移民也存在隐性歧视现象，社会环境对移民的不利因素有所增加，移民的收入和就业前景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被迫依赖失业保险金和福利金过活，一些甚至返回他们的祖国或移民到美国。

　　
据欧盟1997年成立的独立机构欧洲种族歧视及排外现象观察所(EUMC)2005年3月15日在维也纳公布的一项调研报告揭示，出于“对未来的恐惧和经济全球化引起的焦虑不安”，半数欧盟居民希望限制欧盟25个成员国里的移民，欧盟原15国有近60%、新入盟的10国中有42%的居民持上述观点，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为，应当限制社会接受属于其他人种、宗教和文化的人。

　　 （二）挑战国家法律，削弱政府权威
　　
世界各地的非法移民进入它国，本身也是对这些国家法律的违反和蔑视，构成了对国家主权的挑战。非法移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隐蔽性和不透明性。由于非法移民主要是通过人际关系和地下渠道进入目的地国家，非法移民的身份或是无证或是伪造，对外非常不愿意向政府或官方寻求帮助，害怕被抓获或遣返。社会为居民和合法移民提供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例如生命急救服务等，他们大多数被禁止使用，也不敢使用，成为游离于国家管理之外的群体，在西方缺少详细户籍管理体制的国家，大多数政府的管理部门并不掌握本国非法移民的确切数字。公开的非法移民大多数是在入境时被截获，或是在境内因犯罪、寻求政治避难、申请政府福利时被发现的，在境内隐藏和长期滞留的非法移民只能在人口普查或凭抽样调查等手段概略估计，国家权力和管理职能对此根本无能为力，脱离了政府监管。这样的群体无限制的扩大，带来的后果是形成国家政治和法律以及政府管理的真空地带，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损害。这对现代国家来讲，是根本不能容忍的现象。

　　
非法移民从事的地下经济和违法犯罪活动也构成了对政府权威的挑战。非法移民一般都从事地下经济活动赖以谋生，虽然有正规形式做掩护，但经济活动总量并不能完全纳入正规渠道，经常偷税漏税，甚至根本不纳税。非法移民大量增加的地区和国家，被称之为“影子经济”的地下经济活动也随之异常繁荣，对正常的经济秩序构成很大威胁。与非法移民增加密切相关的人口贩运等犯罪活动，也会挑战和危害政府的公共权力。非法移民许多是通过人口贩子采取偷渡的方式进入目的地国家，偷渡带来的丰厚利润助长了其他犯罪活动。据报道，从法国等欧洲国家偷渡到美国，“蛇头”收费每位在1.7万美元。从亚洲偷渡去美国“蛇头”费涨到了3.7万美元，偷渡非法移民获得的利润极为可观。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调查，人口走私与洗钱、毒品走私、伪造证件密切相连，人口贩运每年有大约95亿美元的利润，这些金钱助长了有组织犯罪活动，抵制和削弱了政府职能和行使法治。此外为了达到目的，向执法、边境管理及司法官员进行贿赂是非法移民和“蛇头”（人口贩子）经常使用的手段，一旦形成气候和惯例，将会助长公共权力部门的腐败，这对依赖法律和民主理念治理国家的政权来说，也是非常致命的。

　　
非法移民问题有时会对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带来政治损害。处置入境的非法移民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全部容留需要承担巨大的社会风险和负担，遣返不仅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还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形象。大批被查获的偷渡人员来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为自己寻找的正当理由常常是在原籍国受到迫害和生命威胁，单方面强硬的遣返活动面临巨大的人道主义压力和背离民主价值观念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