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主要指老人的丧葬，千百年来，都是农村家庭最重大的事件。
在任何一个“出老殡”的灵棚里，你都可以看到一幅高悬的匾额，上书三个大字：当大事。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这三个字的来历，我曾问过多名专门为人主持丧事的“大老执”，却没有一个能说得出来的，他们的回答只是“都兴这样写”，“出老殡还能不是大事？”
其实他们能理解到这一步也就足够了，这也是所有的人认真操持的根本指导思想。
这三个字原本出自儒家经典著作《孟子》，原句为“养生不足以当大事，送死则可以当大事也。”圣人的话更代表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
正是这如此厚重的文化传统，使得农村的丧葬仪式有着极为繁琐复杂的程式和习俗，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整套体系的丧葬文化。
六十年来，在社会生活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有不少程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基本思想并没有发生变化，甚至可以说，许多程式的变化也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更加考究，从而更充分地表达人们对于逝者的哀思之情。
本章不打算把农村的丧葬习俗作全面的记述，只想把变化较明显的地方展示给读者。
一 葬 制
由土葬到火葬，这是首先要提及的、也是变化最显著的丧葬形式。我们都知道，千百年来，土葬是农民最基本、甚至说是唯一的丧葬方式。
俗话说，“人从土中来，还到土中去”，“入土为安”，因而再贫穷的人家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将逝去的老人装殓好，送入地下。
活着的老人常说“我是入土半截的人了”或“黄土已埋到脖子了”，还有人常说的“把老人送到南北坑（即坟坑，一般为南北方向）里去”，都含有死后要埋到地下的意思。
由此可见，在人们的观念中，土葬是十分自然的事，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也不敢想象尸体的处理还有其它的方式。
▲田间的坟头
20世纪80年代，本地政府推出了殡葬改革的措施，其基本点就是死者遗体一律要实行火化。
自然，火化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措施，特别是在当今人口快速增长、可耕地日益萎缩的情况下，“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土葬制度的改革就摆在了人们面前。
自然，农民习惯了千百年沿袭的土葬制度，对接受新的火葬方式总会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农民对这种改革的适应还是很快的。他们甚至发现，虽然对逝者的遗体实行了火化，但许多旧有的祭奠仪式还保留着，而且为他们更从容地举行葬礼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过去，逝者的遗体都是停放在堂屋正门的灵床上，一放就是七八天，甚至十几天，因而对遗体的保护是天大的事情，逝者的亲属不能一时一刻离开，必须彻夜守护，不能稍有轻心。
特别是夏天，尸首腐败的现象时常发生，成为人们最为头疼的问题。而实行火化后，这些难题便都迎刃而解了，因而人们迅速适应了遗体火化的新制度，我曾多次听到许多老年人也在交口称赞这种新制度。
况且，实行火化时又增加了许多表达哀思的新形式，比如：火化前会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给逝者整容，要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殡仪馆还会鸣响礼炮给逝者壮行等等。
自然，目前的火化制度还有很不健全的地方。最主要的是，虽然遗体火化了，但最终还没有摆脱土葬的格局，田间的坟头还是在不断增加，耕地还在不断被新坟头占有。
开初实行火葬时，曾有人想了一个点子：每个大队建一个骨灰堂，专门安放骨灰。那时，骨灰堂确实建了不少，仅魏庙镇就有毛寨、河涯、魏庙三处，但结果是没有放置进去一个，不久都被拆掉了。
可见这是一个愿望不错但不切实际的点子。你想，骨灰堂内置放骨灰盒的位置必然有上下左右尊卑之分，哪个愿意让自己的老人处于有失尊严的位置？小小的骨灰堂仅有三间屋，若摆满了骨灰盒，人们逢年过节，一年数次的祭奠活动如何进行？骨灰堂应该由谁、又如何管理、保护和维修？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又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不怨农民接受不了。骨灰盒的放置问题不能解决，土葬的格局就难以从根本上打破，实行火化的初衷也就难以实现。
▲坟前烧纸
一段时间曾实行深埋的平坟措施。
所谓深埋，即将骨灰盒或棺材深埋到不影响耕作种植的程度，但这种做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逝者埋在何处，没有明显标记，每年数次的祭奠活动又如何进行？
平坟的结果，除了少数没有后人的坟头确实被平掉了，但有后人祭奠的仍然是坟头高耸，甚至还有的立了石碑，人们怀念先人、祭奠先人的传统是不会消失的。
到底怎样做，才能使火葬既符合传统理念又适应现实需要，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目前火化制度的实行是农村殡葬改革的伟大进步，这是确定不移的。
二 棺 材
有一个成语叫“盖棺论定”，意思是说人死了以后就可以对他的一生作出评价，同时也说明人死以后，遗体是要装进棺材的，这是社会传统的习俗。我们在这里且说说几十年来棺材的变化情况。
▲木棺材
棺材，本地方言叫“和（音huō）”，这个汉字到底应该如何写？查《汉语大词典》，“和”有“棺材两头的木板”的义项，由此可知，本地方言把棺材称作“huō”、我们写作“和”，还是很恰当的。
解放前，由于贫富差别巨大，人们所用的棺材也是差别巨大。仅就本地农村而言，富裕的人家有用柏木的，也有用楠木的，十分结实。
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们曾扒了一些富有人家的坟墓，有些棺材埋在地下几十年、成百年还丝毫无损，须用粗大的缰绳才能拉开。但贫穷人家，有的连“匣子”（用薄木板扣成的棺材）也置办不起，而用一领芦席或秫秸箔卷了埋葬的也有的是。
一般的人家则多用柳木做棺材，这种木头质量并不好，但价格较低，一般人家较能承受得起。因而在当年的农村中，“柳木头”就常常指代棺材。
那时棺材的类型有“三三四”的、有“天地六”的，其中的数字均指棺壁的厚度，当然也代表了质量，但比“匣子”要好多了。
当年还有被人称为“狗碰头的和”，意即狗用头就能撞开的棺材，大约与匣子相当，当然质量也是很差的。那时候，狗饿极了，常常会去掏挖新筑的坟头，有时就会把棺材撞开，从而去吃掉里面的尸首。
旧时代，还有一种特别的现象，即当家中的老人身体还很好的时候，作儿子的就给老人准备了棺材，并美其名曰“喜和”。
为表明是为老人准备的，而不是现在就用的，还要在棺材头上挂一块红布条。其实，这样做的根本原因还是出于经济的考虑，都是趁手头宽裕而置备好，以防止一旦需要时却陷入拿不出钱来的困境。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农民对“孝道”的执着，另一方面也证明为老人置办棺木是家庭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
这样的情况在解放后也持续了好多年。记得1960年代，我的祖母刚过70岁时，她的儿子们就给她操办了一口“喜和”，放在我家院子的后面，用柴草盖着，我当时一直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做，结果我的祖母活到了93岁，这口棺材早已提前许多年被别人使用了。
▲手拿哭丧棒的孝子
顺便说一下，在治丧期间，死者的晚辈每人都要手拿一根哭丧棒，这种哭丧棒必须是柳木的，大概是借柳木极易成活的特点，表示着子孙后代繁衍旺盛的愿望。
解放后，能够做棺材的柳木越来越少，泡桐木一度成了主流。
泡桐木长得快，板质较好，重量也较轻，受到人们的青睐。但到1970年代，木材普遍不足，因而比较昂贵，于是水泥棺材开始使用，这是棺材的第一次质变。
我们说，“棺材”这两个字都是“木”字旁，足见有史以来就是以木为材料的。在过去的农村中，“木头”也常常是棺材的代称，比如说“得给老人预备个木头”，其中的“木头”就是棺材。
人们还常把亲儿子、亲孙子称为“正经木头”，是指亲儿子、亲孙子是某人死后真正的继承人。而棺材变成水泥的，这个“木”字就名存实亡了。
水泥棺的好处是价格低，很适合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农民的需要。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非常沉重。
在农村，将棺材从家中运送到坟地的过程，人们历来都是十分重视的，不管棺材是大是小，是轻是重，都是用人抬，搞得十分隆重。
他们首先要用铁链将粗大的木棍绑好框架，再把棺材放在上面。框架的四个角，各用4个人，总体就要用16个人抬。
有的棺材特别沉重，即使16个人也感到十分吃力，而且农村的路面较窄，16个人又要保持步伐的一致和用力的均匀，所以行进十分困难，危险也较多。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必须绝对听从作为总指挥的“大老执”的命令。
大老执一声“前后平起！”大家则一齐用力抬起；中途需要休息时，大老执一声“前后平落！”大家则一齐缓缓放下肩头的杠子。在前头领丧的孝子们看到抬棺者的艰难，往往回过头来磕头如捣蒜，以示感激之意。
▲抬棺
1980年代末，实行火化以后，开始使用骨灰盒。在农民的意识中，骨灰盒是一种新的棺材，但与旧式棺材相比实在太小，又要埋入地下，显得很不庄重，于是人们就用砖石在地下砌墓，然后再把骨灰盒放进去。
近年来，本地又风行起石棺来，即将巨石用机器切割挖掘成棺材状，再装饰有各种花纹图案，它的精美和结实超过了有史以来的任何棺材。
虽然仍然很沉重，但得到了人们的看重，从而人们也不再使用骨灰盒，就把骨灰撒放在石棺内，有的还千方百计将骨灰撒成人形。
这样的石棺一般售价八九百元，甚至一千多元。实行火化后，无论是前几年的用砖石筑砌的墓坑，还是现在的采用石棺，从本质上来说都没有脱离土葬，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
相信殡葬改革还会进一步开展，应该认真研究，多方征求意见，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方案。
三 灵 堂
农村办丧事，不管穷富，设置灵堂都是必不可少的。逝者的灵床或棺材要停放在堂屋内冲着正门的地方，灵床的两边铺上麦草或稻草供逝者的子女们以男东女西的规矩卧地守灵。
由于旧时的屋门窄小，有碍棺木的进出，人们多是将门扇和门框取下来以增加宽度。门外，栽上四棵木棒搭建成灵棚。先挂一领秫秸箔挡住屋门，再立两领箔围住东西两边，上悬一领箔盖顶，这就是旧时的灵棚。
灵棚内靠前的地方放一张桌子，上面摆着简单的供品和纸钱等，地面上要么铺一领芦席，要么铺上麦草、稻草，供吊唁者叩拜。
这种灵棚不挡风、不遮雨，晴天还好，如果遇到雨雪天，到处水湿泥泞，常常闹得人们狼狈不堪。
▲灵堂
改革开放以后，聪明人看到了改革灵棚的商机，农村出现了租赁灵棚的业务。这种新式的灵棚抛弃了旧式灵棚的简陋，变得阔大、豪华起来。
框架全用设计好的钢管组成，拆装都十分方便。灵棚的左、右、前、上四面用能遮挡风雨的厚塑料布围裹。
所有的图案、文字全是彩色印制的。正门的两侧悬挂丧联，写有“择吉日启门治丧，谢亲友礼祭中堂”，上悬大字匾额“当大事”。灵棚内供桌上方悬挂子女献上的花圈，两边是人物彩绘图案，也有副对联“悲似白日依山尽，泪如黄河入海流”。
供桌正中则是逝者的大幅遗照，灵棚顶部还悬挂有各种彩灯，闪闪烁烁，将庄严肃穆的气氛推到了极致，使丧家的心情得以充分表达，实在不是旧式灵棚所能比的了。
这种灵棚是出赁者亲自送到丧家并给以组装，在发丧（注：指将棺材从灵堂内抬出送往墓地。这时须随即拆除灵棚）时他还会亲自来拆卸并拉走，只须丧家付给一定的费用。
四 哀 乐
根据传统习俗，凡是有子女的人去世，丧葬时都要请喇叭班奏乐。
俗话说，人活一辈子要听两次喇叭，一次是结婚时，一次是死后丧葬时，可见音乐在人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哪怕是处于社会最基层的芸芸众生。
然而，千百年来，对于农民来说，这种音乐也只能体现在喇叭班的吹奏上。
▲哀乐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有了新的变化，那就是除喇叭班外，又增加了播放哀乐这一内容，使丧礼的音乐这一部分得到了大大的充实，显得更加厚重。
改革开放以后，放音、播音、扩音的现代化设备走进了农村，也从而使播放哀乐成为可能。
现在，哪家老了人，很快就会播放哀乐，人们把扩音器安放在高高的大树上或电线杆上，低廻哀婉的乐曲一遍又一遍地在空中回荡，使整个村子甚或周围的村子都沉浸在哀伤的气氛之中。
另外，在遗体火化时，火化场也要播放哀乐。播放哀乐所造成的气氛和效果都远不是喇叭的吹奏所能达到的。
▲礼炮
喇叭、哀乐都属于音响。说到音响，还有燃放鞭炮，鞭炮是传统的东西，不可缺少。
近年来又增加了新的音响，那就是施放礼炮。礼炮的可燃物不是传统的火药，而是液化汽，放炮的装置是钢铁的炮架，充足液化气后，按动引信，就会发出震人心魄的声响，远远超过了鞭炮的效果。
这种礼炮不仅发丧时用，在火化场里也用。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按说，办丧事，喇叭班吹奏的自然应该是哀乐，但事实上，喇叭班除吹奏哀婉的乐曲外，还吹奏轻松、愉快的曲调，甚至还会像结婚办喜事时那样唱戏、跳舞、演滑稽搞笑的小品等。
这似乎与丧家的心情相违背，我认为对这一现象加以探讨很有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当然也包括广大农民高度的智慧和他们对生死观的深刻而科学的理解。
对此，毛泽东主席曾有一段分析，我觉得是十分精辟和中肯的。大意是：中国人是最懂得辩证法的。世界上的人必须有生，也得有死，这是客观规律。
如果人只生不死，世界上就会人满为患，人挨人，人挤人，无插足之地，世界就无法存在。因而人的死亡是保证人类能够生存下去的条件之一，也因此，人生值得庆祝，人死也值得庆祝。
中国人正是从这一点来看待生死的，这是一种伟大而深刻的哲学思想。请不要小看我们的农民，不要认为农民没有文化，他们固守的传统文化中常常蕴含着许多深刻的哲理，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农民办丧事必定要请喇叭班奏乐、演唱，他们还把年岁大的人去世称作“喜丧”，把为岁数大的人准备的棺材叫“喜和”，把结婚叫“红喜事”，把丧葬叫“白喜事”，统称为“红白喜事”。
▲棺材下葬
（“丧葬”篇章细分二个部分，
此为第一部分（2-1）-敬请期待后续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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