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道博大精深，教学多为口述，其言出于不同弟子的记述整理。孔子在世时，开创了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常对不同弟子给予不同教导，致使受教者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孔子去世不久，传其学者自谓得孔子真传，因其所闻而立派，形成儒学多派并立的局面。时至今日，若想探究何为孔子“真传”、何为儒家“正宗”，需要进一步探析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深层含义。“一以贯之”出自《论语》中孔子与曾子、子贡的对话：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曾子用“忠恕”概括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这一记载，千百年来被后人奉为经典的解释。明清以前的注解，多认可曾子“忠恕”说，以宋代程朱为代表。程颢、程颐在《二程集》中解释“忠恕”就与“一贯”联系起来，朱熹对“忠恕”的认识受到二程的深刻影响，他在《大学章句序》中称赞曾子：“三千之徒，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实际曾子“忠恕说”仅仅是曾子的个人理解，而非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全部含义。（一）孔子之“道”博大精深，非“忠恕”一言所能涵盖“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方法、学说、道德、智慧等“。道”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道”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孔子之“道”，形成一个系统，贯穿儒学，需要得到个体的证悟与体认，与人的生存经验相契合，有可实践性和可认知性。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修身的实践性哲学，其关注重点也是“道之用”，这个层面的“道”是儒家最为重视的。孔子之道博大精深，包含各种人生智慧：处世、治学、交友、为师、天命等，其博大的智慧与丰富的思想，非“忠恕”一言可以涵盖。同时，曾子“忠恕”说也不能涵盖孔子的志向与格局。《论语》中多处记载反映了孔子的志向：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治长》）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由上述记载可知，孔子的志向是修已以安百姓、安天下，恢复礼仪，建立道德规范，形成根植于民族的价值观。这种理想生活的实现，是建立在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人们不再为礼崩乐坏、战乱奔走呼号，内心安宁，精神有所追求。孔子安天下、博施济众的格局，构建和谐社会的向往，非“忠恕”一言所能涵盖。
（二）从孔子的“教学理念”和“一贯言行”判断“：忠恕”说非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定论孔子“因材施教”针对学生各自的缺失，对症下药，给予适合对方的建议，让学生各尽其材，有所进步。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刘宝楠说“：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62页）《礼记·学记》亦云：“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再如，孔子论“孝”道，《论语》中有20多条记载不同学生问“孝”，孔子因材施教给与不同回答：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对“孝”道，孔子都会针对问孝人各自的缺失，给予不同回答。因此，从因材施教这个角度来说，即便孔子曾暗示曾子“忠恕”，那也是针对曾子个人而言。况且，孔子并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也和孔子“启发式”教学理念有关。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在《论语》中也多有体现：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孔子并未正面回答“吾道一以贯之”的含义。他只是启发引导学生，希望学生提出问题或有不同见解，有独立的思考和领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此可见，孔子通过“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独立思考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智慧。所以，曾子所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仅仅是曾参对孔子之道的个人领悟与理解。即便孔子知道，也不会有异议，因为这符合孔子“因材施教”与“启发式”的教学理念。（三）从曾子当时的年龄、资质以及性格为人判断，“忠恕”说仅为曾子个人领悟，而非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全部含义《论语》中孔子对曾参的唯一评价是“参也鲁”（《论语·先进》），依据《论语》记载，孔子晚年曾回忆他特别赞赏的几位门徒，后世称为孔门“四科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曾子作为孔门重要弟子，却未列入“四科十哲”，说明孔子在世时曾子在众弟子中并不十分出众，也未得到孔子的特别赞赏。这和当时曾子年龄尚小、晚慧有关。最早记述曾子生平的典籍是《史记》：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在众弟子中属于年少者，理解和领悟力不如年长且有社会阅历的弟子。而且，孔子五十六岁离开鲁国（鲁定公十三年）周游列国十四年，当时曾子才10岁，年龄幼小，并未跟随孔子周游学习。因为当时的曾子年龄尚小、晚慧，在众弟子中学识、地位都不十分出众，因此未列入孔门“四科十哲”。正因为当时曾子年龄小，领悟力不如年长的弟子，所以曾子的有些做法并不能得到孔子的认同。曾子有过，曾晰引杖击之。仆地，有间乃苏，起曰“：先生得无病乎？”鲁人贤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门人：“参来勿内也。”曾子自以为无罪，使人谢夫子。夫子曰：“汝不闻昔者舜为人子乎？小箠则待笞，大杖则逃。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杀王者之民其罪何如？”（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6页）曾子犯错，面对父亲的态度，正说明曾子价值观中的“忠恕”，他对父亲的“恕”，被打至昏迷，也不记恨；他对“孝”道的“忠”，宁被打死，也要忠于“孝”。而这在孔子看来却是“愚孝”，是过错。孔子认为冒着生命危险去承受父亲的惩罚，倘若真的死了，那不是陷父亲于不义么？更何况，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礼记·檀弓》）这则记载，是孔子的弟子们对“丧欲速贫，死欲速朽”含义的探讨，有子能够联系孔子的一贯言行和思想，放在具体语境中去理解；子游能够根据孔子讲话的背景和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去理解；而曾子则是句句照搬，孤立、片面地识记，错误地理解孔子言论。所以，当时的曾子对孔子言论会出现片面理解的情况。由此可知，曾子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理解可能并不符合孔子的本意。而且，曾子“忠恕”说也与曾参本人的性格、为人和志向有关。曾子为人敦厚宽容、忠诚、品德高尚，他依自己的学行体会孔子的“一贯之道”就是“忠恕”。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荀子·法行》）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曾子本人就以“忠恕”作为人生信条去践行，但曾子“忠恕”说确实难以涵盖孔子之道的全部含义，这只是曾子对孔子之道的个人理解。那么，既然孔子在世时，曾子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高，也未得到孔子赞赏，为什么曾子会被认为是孔子的传道之人？被后世尊为儒家宗圣？既然，曾子“忠恕说”非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定论，为何“忠恕说”会被后世广泛接受与重视？
其实，曾子的地位是从唐代正式被官方提高的，被官方推崇为孔子传道之人。曾子“忠恕说”也随之被后儒广泛接受。曾子在唐代之前，在孔门中并没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从唐代开始由柳宗元提出《论语》“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48页）说之后，曾子被后代学者不断推崇。唐高宗时被谥为“太子少师”，此后又被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到元代被谥为“宗圣公”，上升为“圣人”。曾子地位从唐代正式被官方提高，究其原因有以下五点：（一）曾子后期的学术造诣很高，对儒学传承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曾子学派对其思想的发扬，抬高了曾子地位孔子去世后，曾子毕生致力于传承发展儒学，他像孔子一样聚徒讲学，门下弟子众多，形成了“曾子学派”。《论语·泰伯》中就有对曾子弟子的记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孟子·离娄下》云：“从先生者七十人。”说明曾参的弟子多达70余人，已形成一个儒家学派。因此，近现代学者对先秦儒家进行研究时，往往把“曾子学派”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孔祥骅对儒家内部分派做了分析，提出“自子夏氏传经之儒从洙泗学派分化出来以后，曾子成为洙泗学派的新首领”（孔祥骅：《洙泗儒学分派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6期）。尤骥对曾子学派和子夏学派的不同特色进行了分析探讨。（尤骥：《孔门弟子的不同思想倾向和儒家的分化》，《孔子研究》1993年第2期）刘红霞提出“在众多学派中，据守故地的洙泗学派（曾子学派）和子夏所开创的西河学派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两大分支”（刘红霞：《曾子及其学派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梁涛从思想学术发展的角度，称“孔门后学应分为'主内’'务外’两大派，曾子学派为主内派，子夏学派为务外派”（梁涛：《孔子思想中的矛盾与孔门后学的分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李学功将曾子与子夏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曾子与子夏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派别：曾子一派注重'内省’'反求诸己’，子夏一派则更注重实干”（李学功：《洙泗之学与两河之学——孔子殁后的儒家道路》，《齐鲁学刊》1991年第4期）。（二）“思孟学派”与孟子的强大影响力抬高了曾子地位“思孟学派”涉及3个重要人物：曾子、子思、孟子，学术界一般认为他们三人是师承关系，孟子之学源于子思门人，子思之学出自曾子或子游，但并无确证，没有定论。但是，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在一些学术思想上确实具有相同点与一致性，曾子对子思的学术影响，子思对孟子的学术影响都是很明显的，他们对儒学的传承发展都源于孔子。结合近年来出土文献上博简、清华简、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五行》等大量研究，我们可以确定：思孟学派在战国时期具有一定影响力。思孟学派的影响力以及孟子对曾子的推崇，都逐渐提高了曾子在后世的地位。汉代开始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以孝道解释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孝”具有强化封建统治和改良社会的功能。统治者用“家国同构”的理论,强调“家国一体，忠孝一体”，家庭事亲之“孝”移植进政治领域，变成事君之“忠”，使家庭伦理与政治结合，“家”与“国”相沟通、“父权”与“君权”互为表里，父亲是家的君主，君主是天下的父亲，从而完成孝道政治化，由此形成汉代“家国同构，移孝作忠”的价值观。曾子是孝道理论的集大成者，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将孝道和忠君联系起来。他不仅践行孝道，是有名的孝子“廉如伯夷，孝如曾参”，并在孝学说方面造诣很高：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同上）曾子的“孝道”思想和“忠恕”说，符合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唐宋沿用了“以孝治天下”的国策，所以曾子地位也因此提升。唐高宗时被谥为“太子少师”，此后又被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到元代被谥为“宗圣公”，上升为“圣人”。由于《论语》的具体编纂人、编纂过程、成书时间，先秦两汉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且《论语》的编纂成书，又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过程，所以，《论语》的编纂成书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看法，当代有学者认为《论语》经过多次编纂，最后一次由曾子弟子完成。杨朝明认为“《论语》的编纂由子思主持完成”（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杨义认为“《论语》三次编纂成书，第三次编纂乃曾门弟子所为”（杨义：《<论语>早期三次编纂之秘密的发明》，《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这些说法应该比较近实。《论语》中记录曾子言论共15章19次，其中称“曾子”17次，称其名2次；在孔子众弟子中记载曾子的言行最多；独曾参称“曾子”，有若称“有子”，子贡、子夏只称字；《论语》所记史事，时间最晚的两条是曾子临终遗言：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同上》）曾子最终在《论语》中给世人所展现的特殊形象和重要地位，是曾门弟子在编纂《论语》时，刻意抬高了曾子地位。正如当代学者杨义所言“：曾门弟子重修《论语》的宗旨，归根到底在于证明孔门弟子中最能够传道统者为曾子。”（杨义：《<论语>早期三次编纂之秘密的发明》）但是，在《论语》的编纂成书问题上，笔者又有个疑惑，不得其解。就目前研究结论：《论语》最后一次编纂由曾门弟子完成。以学界认可的师承关系推算《论语》最后一次成书时间，子思（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西汉的历史时期是：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从时间上推算，《论语》最后一次编纂成书时间，最迟在西汉司马迁之前，就已完成。西汉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对曾子的评价仅仅提到“孝”，平淡的寥寥几句。可是，对孔门“四科十哲”却大力褒扬详写，对“十哲无曾”，也未有异议。而且，《史记》中记述孔门七十子，多引录他们的名言，唯独对《论语》中如此多的“曾子曰”，一句也没有采录，视而不见。东汉末年郑玄，对《论语》的编纂成书提出了“仲弓、子游、子夏等撰”（郑玄：《论语序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1页）说，郑玄提到的“仲弓、子游、子夏”，在《论语》中都没有称“子”，郑玄没有提到的“有若、曾参”，不仅称“子”，并且“有子曰”“曾子曰”频繁出现在《论语》首篇前四章之内的显要位置。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和经学大师郑玄，难道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么？为什么对这些重要问题视而不见？为什么对如此多的“曾子曰”视而不见？他们完全可以客观地说《论语》最后编纂者为曾子门人。难道，汉代时，司马迁和郑玄所看到的《论语》和后世《论语》的内容版本不同，汉代之后，《论语》的版本内容有所添加改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有关曾子的《论语》内证线索，都是汉代之后，有人添加进去的？这个问题，笔者目前还未研究理清，有待方家指正进一步研究。（五）唐代韩愈、柳宗元提出“道统说”，抬高了曾子地位关于《论语》的编纂成书，唐代柳宗元最先提出：“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韩愈以恢复古代儒学道统为目的，提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说，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的儒学地位，从唐代开始被世人接受。宋代程颐、朱熹均同意这一说法，宋儒也鼓吹道统说，进一步将曾子作为孔子正传做了定论，抬高曾子地位。程颢、程颐在《二程集》中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己。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7页）朱熹延续了二程的说法，他在《大学章句序》中称赞曾子：宋人不仅肯定了曾子→子思→孟子的传授系统，还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单列出来，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将《大学》定为孔子之传而曾子“作为传仪，以发其义”，曾子一跃成为了儒学传承史上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综上所述，曾子地位的提高，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唐代开始曾子正式被官方抬高地位，被官方推崇为孔子传道之人，唐高宗时被谥为“太子少师”。曾子“忠恕”说也在宋代程朱为代表的大力推广下，被世人广泛接受。甚至，《论语》中孔子对曾子的唯一评价“曾也鲁”，从宋代开始，也被宋人注释为“诚笃”“诚实”，在宋人的解读下“，曾也鲁”消除了负面含义，成为曾子的优秀品质。而且，宋人为了抬高曾子的地位，也刻意消解了孔门“四科十哲”在孔门的意义。因为对道统的鼓吹，宋儒便以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曾子“忠恕”说为例，证明曾子为道统传递者。这也是后人将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理解为“忠恕”的真正原因。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包含孔子之道的博大精深与孔子思想的开阔性和发展性，并非“忠恕”一言所能涵盖。（一）“吾道一以贯之”之“贯”：融会贯通、触类旁通“贯”本义是穿钱所用的绳索，后引申为贯通、贯穿。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学习不仅是多学识记，而是将所学真正领会、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内化成思想、道德与涵养，体现在言行举止中，并贯彻下去。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道德没有被修炼内化，学到知识却不能讲解，听到义理却不能迁徙，有缺点过错却不改正，这正是孔子忧虑的啊！所学要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从整体上理解，形成一个系统。当我们把读过的书、学过的知识、看过的风景、经历的人生，都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地想清楚、弄明白，内化成智慧、修养和思想，就能见自己、见他人、见天地。反省内观，能想清楚自己，就能理解他人。自己有所追求和艰辛，就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每个人各有长短，各有不易，不以自己所学、所知、所能，去衡量、要求他人。见天地，见众生，有容天下之雅量，所谓“贯者通也，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也”。如刘宝楠所言：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唯其不齐，则不得以己之性情，列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执己之所习、所学、所知、所能，例诸天下之所习、所学、所知、所能。故有圣人所不知而人知之，圣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圣人尽其性以尽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于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诸，举贤之要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力学之基也；克己则无我，无我则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济善，而天下之善扬，以善化恶，而天下之恶亦隐。贯者通也，所谓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则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则不与人同而与人异；不与人同而与人异，执一也，非一以贯之也。（刘宝楠：《论语正义》，第151—152页）《广雅·释诂》：“贯，行也。”孔子之道要贯彻执行，将所学落实到行为，知行合一。《论语》中很多记载说明孔子对“行”的重视：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同上）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孔子担心子贡只为“多学”而学圣人，不以“行事”学圣人。阮元曰：“吾道一以贯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见之，非徒以文学为教也。”（阮元：《揅经室集》）儒学本就强调实践，行尤为重要，要做到知行合一，活学活用。“学问思辨，多学而识之也；笃行，一以贯之也。”（刘宝楠：《论语正义》，第613页）孔子教育重在“行”，博学广识要落实到“行为”上，这就是孔子的“明体达用”之学。正如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学《诗》，要能使于四方，要能专对，实际就是对“行”与“运用”的要求。《论语·里仁》疏：“贯，犹统也。譬如以绳穿物，有贯统也。”用一个根本性的事理贯通事情的始末或全部道理，这个解释即为现在公认的训诂。吾道一以贯之者，贯，统也。（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贯，统也。（皇侃：《论语义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曾子对“贯”字的理解就是：统、贯穿，即以“忠恕”贯穿孔子之道。但“忠恕”不能涵盖孔子之道的全部含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或许曾子理解孔子之道时，将“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的“恕”，作为“忠恕”之一，这点尚可说通。再看“忠”，孔子谈“忠”，置于“文、行”之后，未将“忠”置于最前。孔子将“好学”置于“忠信”之上，作为更高层次的追求。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从孔子的思想、志向、格局，以及孔子之道的博大精深来看“，忠恕”不能涵盖孔子之道。孔子所言“吾道一以贯之”，诠释“贯”字，不能脱离这个“一”字。此“一”指什么？孔子对“一以贯之”无解释。后代学者将此语境中的“一”释为“一个中心”“一个思想”“一个原则”“一个观念”“一个东西”等，这些解释都通。只是，此“一”具体指什么？后代有学者认为，孔子思想核心为“仁”，此“一”具体指“仁”，将孔子之道概括为“仁”。正如曾子对孔子之道的理解是“忠恕”。其实，此“一”字，各人所悟所得都不同，同一人在生命不同阶段，领悟所得也不同。后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与阐释，对“一”具体含义的不断探索，正符合孔子启发式的教学理念，也反映了孔子之道的博大精深。孔子对“吾道一以贯之”无解释，为什么？因为，孔子之道博大精深，包含：“仁道”“义道”“信道”“政道”“忠恕之道”“礼仪之道”“交友之道”“君子之道”“治国之道”等等。也许，正因为孔子之道的开阔性与丰富性，所以孔子本人未将“吾道”概括为某一点，未将“吾道”具体化。他启发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去领悟与理解。即便同一人，在生命不同阶段，对孔子之道也会有不同领悟。这种变化，是生命本身的丰富性与成长性；这种不同，是孔子之道的博大精深与孔子思想的开阔性和发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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