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寻“大国崛起”的世界潮流的过程中，我们终于认识到还是要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因此，我们才有了“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在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来推动民族复兴之时，我们也才进一步认识到了汲取历史智慧的重要。而海内外中国人“梦回大唐”的不老情怀，却又分明在告诫我们自己，中国曾经引领世界的历史巅峰还是在千年以前的大唐盛世。中华民族的“大国崛起”，也还是需要我们从周秦汉唐的兴替接力中找到文化传承的精神火把。
正如作者此前《华夏文明探源启示录》、《大道国学：华人、汉人与唐人》、《国学商道：华夏华人说“华胥”》、《天水携西安共推“华人寻根祭祖游”》及《华州喊华人“常回家看看”》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文章所述，自哥伦布船队殖民征服“新大陆”开始，西方文明引领世界至今仅仅只有五百年。自唐宋之交，中国从盛世巅峰转衰至今也不过只有一个千年。而周秦汉唐及其以前，中国从兴而复衰到衰而复兴已不知有几多千年的周期轮回。当然，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国崛起”究竟是怎么实现的？这些历史经验和智慧，对我们今天再次实现“大国崛起”的伟大复兴，又会有哪些启迪和帮助呢？
若仔细分析，周秦汉唐的“大国崛起”，的确是各有其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但最具共性和普遍价值的，还是在于地域人文因素。更准确来讲，就是“先入关中者王之”。从丰都镐京到汉唐长安，这仅仅只是表象，最关键的还是，他们为何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此地，又是如何据此而“先入为主”呢？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勘舆风水谜题，而是反映着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地理脉动。
从唐宋之交的盛极而衰，到宋元明清的一衰再衰，直到西方列强的百年凌辱和抗日战争。再从“革命圣地”延安，到“西安事变”达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以至从延安到北京。中国的命运在此实现转折，这些都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那么，在从唐宋之交至今的一千多年之前，中华民族又是怎样自此屡屡崛起的呢？周秦汉唐这两千多年就不必细说了，仅从“黄帝起于姬水”到周原“凤凰来仪”，这两千多年的“大国崛起”历史性大转折，还是发生于关中周围一带，就不能不让我们对“先入关中者王之”有更深的思考。
若还不行，就再往前推。据考证，“黄帝起于姬水”，是在今天延安市黄陵县的沮水河一带。而“史圣”司马迁的《史记》，是自“神农氏世衰”开篇。此所谓“世衰”，绝非一世一代而言。那么，从“神农氏起于姜水”，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究竟经历了多少年代呢？春秋百家的《尸子》云：“神农氏凡七十代”。若按一代人三十年计，神农氏世代当有两三千年之久。关键是，“神农氏起于姜水”，也就是崛起于今天的关中西部宝鸡市一带。到“黄帝起于姬水”，这两三千年间似乎还是“先入关中者王之”的历史演义。
那么，从神农氏时代再往前推。据民间传说依次便是，有巢氏“世衰”，燧人氏代有巢氏而“王天下”。燧人氏“世衰”，华胥氏代燧人氏而“王天下”。华胥氏“世衰”，女娲氏及伏羲氏代华胥氏而“王天下”。直至伏羲氏“世衰”，神农氏代伏羲氏而“王天下”。
当此期间，“华胥生伏羲于成纪”，今天的渭河上游的天水市为“羲皇故里”，这基本上已经为中国史学界所公认。“太昊伏羲生于成纪（今甘肃天水），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都于陈宛丘（今河南淮阳）”。伏羲氏自关中东进，经秦晋豫“黄河金三角”地区进行的华夏文明播迁历程，也已经被河南淮阳的“羲皇古都”所佐证。《春秋世谱》云：“华胥生男为伏羲，生女为女娲”。这却告诉我们，女娲伏羲皆为“华胥古国”的后世传人。至于“华胥古国”经历了多少个世代，才到华胥氏“世衰”，我们已不可而知。但这个“华胥古国”，就在“华胥之州”，这有关中东部的华州和华山及华胥陵为证。我们今天的华夏华人之称，也同样是源于此“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结果。
这里，便涉及一个关中的地理范围定义问题。中国的地名变迁，其实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关中的地名概念变化，也就与“华胥之州”有着紧密的联系。如前所述，“华胥之州”，狭义是指华州，即今天的陕西省渭南市。广义的“华胥之州”，是指渭河流域及其周围一带的“大关中”地区。更广义的“华胥之州”，便是泛指华夏大地了。
但就今天的“先入关中者王之”话题讨论来讲，这里的关中还是指渭河流域及其周围一带的“大关中”地区。如此来看，自有巢氏以前的“盘古开天”，接着便依次是，有巢氏“世衰”，燧人氏代有巢氏而“王天下”。燧人氏“世衰”，华胥氏代燧人氏而“王天下”。华胥氏“世衰”，女娲氏及伏羲氏代华胥氏而“王天下”。伏羲氏“世衰”，神农氏代伏羲氏而“王天下”。“神农氏世衰”，轩辕氏代神农氏而“王天下”。历经“三皇五帝”世衰，便是夏商周各代的次第兴替，直到周秦汉唐的接续“大国崛起”。中国“梦回大唐”以前的历史演义，就是这样的“先入关中者王之”。
那么，究竟又何以至此呢？“伏羲画八卦”，可谓是“一画开天”。所谓“黄老之说”，乃黄帝与老子继伏羲之道传也。遥想周朝“世衰”之际，老子“西归而隐”，或已先知秦有“先入关中者王”之命。盖“先入关中者王之”，非为王而王，乃为“大国崛起”而“王天下”也。所谓“大道惟公”，不可偏私也。居关中而知玉门关外乃为西，函谷关外乃为东。所谓“华胥之州”，乃华夏之中，据此而观天下也。反观此后东南一隅的金陵六朝，其所谓的中原及东西南北，胸怀视野何及此境！所谓屁股决定思维，岂是历史的玩笑？不信，试问当年大宋东京汴梁及偏居临安的儒士官贵之族，何为关中？何处是“天子脚下”？大宋屡屡委屈求全于西夏辽金而最终为蒙元所灭，中国人“梦回大唐”的悲歌，难道不是始于此不知天下之东南西北吗？
自周秦汉唐以前，中国“先入关中者王之”的兴衰沉浮，必定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我们不能搞风水迷信，也不相信什么神灵天命。但中华文明上万年的地理演变史实，我们却绝不等闲视之，也不能不去认真考察研究。
令人欣慰的是，不管是出于文化自觉，还是出于历史的巧合，继《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已经进入实施之后，《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也已正式出台。毫无疑问，经济为体，而文化是魂。只有魂体相依，方能和谐发展。我们在谋求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深入发掘“大关中”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底蕴，怎样激活民族文化精神原动力，恐怕才真正是这一地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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