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纯按照时间线对比，确实在客观上能得出错误印象：记者们在等待，姚贝娜死了，所以记者在等她死——这样的推导逻辑有些不讲理。

斯人将逝，采访要不要继续？

文 | 段修健

昨天刚睁开眼，朋友们用各自转发的文章提醒我：快看，你们媒体又挨骂了。我心想，这些年对记者采访的争议已经由来已久，骂声和掌声常会同在。果然，批评和反驳双方争得面红耳赤，看上去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站在不同立场从各自角度讨论同一问题，结论自然会截然相反。这时我们不妨回到事件本身。

姚贝娜去世该不该采访？答案是肯定的。姚是公众人物，在她住院医疗期间就已经引起各方关注。公众对姚的动态有知情需求，媒体记者自然要去履行工作职责。同时，知名度很高的姚贝娜因病早逝，她的遭遇是对民众健康的警醒，这是姚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价值甚至是社会责任。并且，姚贝娜去世后捐献了眼角膜，如此善举值得媒体报道后在社会倡行。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姚贝娜去世这个事件已经不是单纯的私人事务，而是公共话题。我想绝大多数都市类媒体都会做报道，漏稿就是要被斥责的失职。如果说报道是在消费姚贝娜，那么绝大多数新闻都是在消费某个人。按这样的标准，大部分媒体可以关张了。

那么，怎么做采访？新闻报道的核心要求就是要到现场。记者们除了守在医院追踪等待，还能有其他更好方法吗？如果单纯按照时间线对比，确实在客观上能得出错误印象：记者们在等待，姚贝娜死了，所以记者在等她死——这样的推导逻辑有些不讲理。记者不是秃鹫，因为他们不是死亡的施害者；记者也不是卡特，他们阻止不了死亡悲剧的发生。如果家属拒绝怎么办？围绕公众人物去世，除了动态新闻进展，媒体一般会采写人物报道等，需要采访与她发生过联系的人，特别是亲朋好友，这就会出现舆论所说的“二次伤害”，比如让地震后的死者家属讲述生前故事。此类采访要不要继续的判断标准，就是采访对象是否同意。因人而异，有的人在事件发生后有倾诉的欲望，这时记者可以耐心倾听；有的人习惯于自行疗伤，甚至反感报道，这时记者可以稍做安抚，然后客客气气转身离开。

当然，网上指责的“穿白大褂混进太平间拍遗体照片”一事，在稍有常识的记者身上就不该发生。目前还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但如果属实，记者这么干实在没有必要——即便拍到了遗体又有何意义，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媒体都不会在报道中使用这种照片。

如果记者不被指称冒充医生，而是大大方方提出采访请求，兴许事情还不会发展到现在的糟糕局面。隐身采访是记者（特别是调查记者）总会遇到的另一个伦理问题。

以前做突发和调查报道时，因为选题多为“负面”，直接提出采访会百分百遭拒，暗访就成为常用工具。如果较真，暗访的确有点类似“钓鱼执法”，而且经常“坑蒙拐骗”。以前我总说，我们是为了揭露问题不得已而为之，很快就被批驳“不能因为目的正确，而不择手段”，这有点类似法学界常说的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的悖论。

反过来说，如果正在被暗访的对象用不法手段行事，但后来发现其目的是好的，怎么办？比如一个人卖黑心猪肉，但挣来的钱是为了给孩子治病。难道就因为他的目的良好，而不追究手段无良？显然又不是。我想，是否使用暗访手段的判断依据，应该看事件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如果仅是个人和家庭内部事务，尤其涉及个人隐私时，就应当直接了当表明身份，遭拒之后宁可放弃报道。但如果事关公共利益，特别是公共安全等领域的选题，就可以使用暗访这种特殊手段。对纯私人事件，得不到采访许可，应当立即退避三舍，不要假冒身份；碰到监督类事件，尤其采访对象是公权力机关和公职人员，就算被拒，在合法前提下，怎样追问、挖掘都不过分。

眼下出现这些关于记者伦理的纷争，根源在于目前国内没有专门的新闻立法，无法明确确定新闻报道权的边界，难以具体约定媒体和记者的权利和义务，采访对象的权益也就很难受到尊重和保护。同时，许多媒体也缺乏切实可用的新闻伦理教育，记者们并不清楚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媒体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记者们迫于压力会一哄而上，只以更快更多挖到猛料为目标，忽略采访中的法律规范和伦理要求，各种问题也就随之突显。

我想，因姚贝娜去世引发关于记者伦理的争论是件好事。但讨论不要止步于道德批判和情绪释放，借机梳理、反思新闻报道中的各种乱象，大家一起寻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办法。不要每次都陷入对同一问题的重复循环，那样媒体和公众永远得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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