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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帕特里克·斯特拉德维克（Patrick Strudwick）
编译 徐寒易
来源 mosaicscience
艾滋病（AIDS）危机刚刚出现时，人们既恐慌又困惑，医生和病人都在苦苦寻找让健康年轻人的免疫系统失灵的原因。1983年，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这个流行病的核心——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或称艾滋病毒）被发现了。
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Fran?oise Barré-Sinoussi）和同事吕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这个里程碑式的发现犹如投入湖中的巨石，至今仍在泛起涟漪。当艾滋病开始在一个个国家肆虐，无情地播撒失明、肺炎和死亡时，这个发现非常关键，它改变了我们对艾滋病的理解。
但是，对于这位发现了HIV的女士来说，还有另一个人生转折点在等着她，这个时刻永远改变了她。那是30年前在医院病房里开的一个会，这个会让巴尔-西诺西终身献身于对抗艾滋病的斗争。
1984年初，在巴尔-西诺西发现HIV不久后，这位病毒学家应邀前往旧金山总医院，就艾滋病危机的起源进行演讲。这消息在艾滋病病房里迅速传播开来：那个大名鼎鼎的法国科学家要来了。
“旧金山总医院的医生问我是否愿意去看望一个垂危的（艾滋）病人。”她回忆道。我们坐在她位于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的明亮白色办公室里。她就是在这座大楼里发现了HIV。
“他告诉我病人想见我，我同意了。这个人病得很重，完全没了人形。“他说了什么吗？”
她咽了一口水，抱紧了双臂，就像在拥抱自己一样。
“我永远都忘不了，”她说，“他几乎不能说话，但是我读懂了他的唇语，他说：‘谢谢你。’”
她张开嘴巴又闭上，咬着牙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完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医生让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是为了我，为了其他所有人。’”
她双眼低垂，眼中充满了泪水。这个病人几小时后离开了人世。
“从那天起，这个景象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他拉着我的手，时至今日我还可以感到自己握着他的手。”
她直直地望着前方，双手手掌朝上作微握状。
夜幕降临。这位与艾滋病对抗了30多年的科学家将故事娓娓道来。这个故事的影响不止存在于这座包围我们的漂亮建筑物，还一直延伸到柬埔寨和喀麦隆的破败村庄。
发现逆转录病毒
故事开始于一通电话。
“1982年底，法国的临床医生威利·罗森鲍姆（Willy Rozenbaum，传染病学家）给巴斯德研究所打了电话。他问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艾滋病患者体内的逆转录病毒。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病。”
巴尔-西诺西和蒙塔尼耶（吕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是前者的同事，两人因发现HIV同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直在研究动物的逆转录病毒。与此同时，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罗伯特·C·加洛（Robert C Gallo）发现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人类逆转录病毒（被命名为HTLV-I和HTLV-II，HTLV代表人类嗜T淋巴球病毒，即human T-cell lymphotropic virus）。
逆转录病毒和其他病毒不同，它们含有逆转录酶。这使得它们能在进入宿主细胞后，将自己的遗传物质（逆转录病毒的遗传物质是RNA，即核糖核酸）转化为DNA，即脱氧核糖核酸。因此，当艾滋病毒感染淋巴细胞（管理免疫系统的白细胞）时，它的基因会注射到淋巴细胞的DNA中。宿主细胞会将病毒的DNA视为己出，并将这些“变异”的DNA复制出来。接着宿主淋巴细胞就凋亡了，免疫系统也因为缺乏淋巴细胞而不能抵抗感染。
巴尔-西诺西1975年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逆转录酶的活性。罗森鲍姆给了蒙塔尼耶和他的团队一份取自一个法国艾滋病患者的淋巴结样本，想要他们从中分离出艾滋病的元凶。根据罗森鲍姆的假设，某个逆转录病毒很可能是艾滋病的病因。蒙塔尼耶的团队每三到四天在培养物中取一次样来观察逆转录酶的活性。他们发现，逆转录酶的活性一开始会增加，接着会随着淋巴细胞的凋亡而降低。
“有段时间我们以为病毒已经死了，因为淋巴细胞死亡的时候病毒似乎也消失了。”巴尔-西诺西回忆道。
一开始，他们以为细胞的死亡是组织培养条件的毒性造成的。但在加入鲜活的淋巴细胞后，细胞的凋亡再一次与逆转录酶的活性产生了相关性。最后，他们 确定了逆转录病毒确实是艾滋病的祸首。他们是首先发现艾滋病毒的人。但是这个过程究竟有多难？
“完全不难。” 巴尔-西诺西耸耸肩表示。什么？20世纪最大的医学发现居然如此容易？
“的确非常简单。我们在1983年1月收到了第一批样本，15天后，我们的培养物首次出现了病毒的踪影。”当时的巴尔-西诺西还不愿沉浸在大发现的狂喜中。
“我们当时还不能确信是否已经找到了艾滋病的致病病毒——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她从无框镜片后斜眼看着我，“但是我们知道已经有一个艾滋病人产生了这种病毒的抗体。”
1983年5月20号，巴尔-西诺西和蒙塔尼耶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他们的发现，他们把这个新发现的病毒叫做LAV——淋巴腺病相关病毒（lymphadenopathy-associated virus），因为提供研究样本的病人淋巴腺肿胀——有时新感染的病人会出现这种症状。直到那年晚些时候，随着越来越多的艾滋病人被发现携带这种病毒，证据累积得越来越多，巴尔-西诺西此时才确信LAV和艾滋病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这个年轻科学家（她当时只有36岁）给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和前同事打了电话。
“我当时非常兴奋，我必须和谁分享这件事，结果他说：‘你有没意识到如果真有这样的病毒意味着什么？’我说：‘我开始意识到了。’但是我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病毒的威力和这种流行病的影响力。”
那时法国只有大约50例艾滋病例。那么，这个发现对她个人有什么影响？
“这个发现会不会改变我的一生？我当时以为当然不会。我记得我对我的丈夫说——他因为我不常在家所以不太开心，‘别担心，这种传染病只会持续大概两年，然后就会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随着这场流行病的蔓延，她花在研究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丈夫不断提醒她当时的承诺。
但她无法忘记发生在旧金山的那一幕，或者任何一个她遇到的病人。这些经历让她疯了一样地工作。当她工作的时候，艾滋病人（PWA，即People With AIDS的首字母缩写）有时会出现在巴斯德研究所的门前，其中就有好莱坞偶像洛克·哈德森（Rock Hudson）。他死于1985年。
“他们听说病毒是在这里被发现的，他们想要和了解病毒的科学家对话。”其实巴尔-西诺西什么也做不了，但她不会顾忌科学家和病人之间的一般界限，经常与这个群体交流，了解这些她想要帮助的人的真实需要。“我和其中一些人成了朋友，其中一些朋友已不在人世了。这个名单非常非常长……”
“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作为科学家我知道疗法不会立刻出现，因为我知道科学需要时间来（对一个疾病）进行深入的了解，研发药物和进行药物测试。作为一个人，看见病人带着对我们极大的期望死去，这太可怕了……这对我影响很大，很痛苦。”
不久，发生了另一桩戏剧性的事件，差点让她放弃艾滋病研究事业。
法美专利战争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加洛医生和他的肿瘤细胞生物学实验室也在研究艾滋病的病因。1984年5月，他们在《科学》上发表了4篇论文，阐述了他们的发现：第三种人类逆转录病毒HTLV-III。
这些论文说明了他们发现能让病毒生长、存活的细胞培养方法的过程。利用这种方法，研究者可以对艾滋病毒进行更多无限制的研究。他们还利用电子显微镜成像技术展示了病毒的形状。新病毒的内核和另外两种HTLV病毒不同，并不是球形而是圆柱形的。关键的是，这些科学家发现，高达88%的艾滋病人体内含有对抗HTLV-III抗原的抗体。虽然其他人此后将这个数据修正至100%，但是这个数据至关重要，它毫无异议地说明这个病毒正是艾滋病的病因。
“他（加洛）的研究证实了我们的发现——这对科学来说非常重要。你的发现必须得被人证实。” 巴尔-西诺西表示。如果没有加洛对于逆转录病毒的早期研究，她和蒙塔尼耶会发现艾滋病毒吗？
“我不知道，但我们也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发现艾滋病毒，因为我们没有用上HTLV的经验来分离病毒，我们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对病毒的种类没有预判。”
1985年，人们发现加洛的研究有问题，因为HTLV-III仅仅是他和同事为巴黎的LAV标上的一个名字而已。1990年，有人指控加洛滥用研究样本，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籍此进行调查，发现加洛并没有使用巴斯德研究所的样本，但两个研究的样本都被另一个样本污染了。不管怎样，一段漫长而又丑陋的争议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了，为两个实验室的大发现蒙上了不雅的阴影。
闹得沸沸扬扬的，不仅在于谁该夺得艾滋病因大发现的头筹，还在于这个病毒应该如何命名。1986年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通过在《科学》上发表了一个新命名——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方式，化解了这场关于命名的争论。
但这并不是法美之间的HIV大战的尾声，另一场关于HIV诊断测试专利的战争在1984年接着打响了。美国专利与商标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授予加洛专利，这一举动促使巴斯德研究所的董事会雇律师进行了反击。后者指控加洛窃取了“法国的病毒”，而这一指控此后被证明并不存在。
“我尽量不掺和这些事。”巴尔-西诺西轻哼了一声，说明这并不可能。“就像其他被卷进来的人一样，我也得见律师。”
1987年，两国政府开了一次碰头会，才将这件事摆平：两国将共享专利收入。但是对于相关科学家的人身攻击并没有因此停止。
“对我来说那又是一段很糟糕的时期。”她说，嗓音中的疲惫已无法掩饰，“在那段期间，我仍然要参加这些（HIV）会议，会议结束后病人起身（对我）说，‘你唯一在意的事情是和你的同事争论。你对赚钱感兴趣，你对我们毫不关心。’这是我听到最糟糕的话。我非常震惊。”
巴尔-西诺西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终身献身于对抗HIV的病毒学家之一。话虽如此，80年代艾滋病人经历的困顿无法被忽视：艾滋病活动家们开展了一场极端而又伟大的事业，他们要求各国政府重视艾滋病，寻找一切有用的疗法，确保药物价格能让人负担的起，而且要药品迅速通过一般的临床测试以便拯救生命。在政客们对此闪烁其词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了。
一段视频记录了一场由一个叫做ACT UP的组织的抗议活动。这个组织位于纽约，他们在视频中完全地表达出了他们的愤怒和绝望：这些活动者将死去的挚爱的骨灰撒在白宫门前的草坪上，这些骨灰扬起了一串灰烟，漫过了草坪，暗示着已然失控的艾滋病，让人不寒而栗。
在病毒造成的野蛮恐慌中，依然还有一线生机。这场进步为人们带来激动和快乐：1996年出现了一种有效的疗法——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或称联合疗法（combination therapy）。
对于15年来一直对病人的消逝束手无策的医生来说，ART疗法终于给了他们一个工具，一个可以照亮黑暗的火把。你可能猜测，在目睹这场风暴演变成不可阻挡的飓风前，对于找到病毒的科学家来说，这种疗法昭示着幸福（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也是好的）。但是对于巴尔-西诺西来说，事情恰恰相反。
“我很快地得上了抑郁症。”她平静地说。
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这么多年积压在我们（科学家）身上的压力：看着人们死去，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快；但一下子联合治疗的数据出现了，人们可以安全地活着，我们终于可以放松了……我们却崩溃了。”
整整一年多她都不再参加HIV活动和会议。
“当我复出的时候，我的一些同事说，‘哦，弗朗索瓦丝，很久没看到你了，怎么了？’我向他们解释，他们说，‘你也是？欢迎加入我们。’”虽然她并不是唯一一个对艾滋病大突破做出如此反应的人，但是这些科学家患上的精神疾病却令人忧心和困惑。
“那时我告诉我的丈夫，‘我感到我不再是我自己。我就像个病毒。我的脸就像HIV。我无法直视大街上这个病毒的照片，或者听有关艾滋病预防的告示。’”虽然她的研究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但是巴尔-西诺西第一次为自己寻求帮助。
“我必须得看医生。我没有给他们留下自己的名字，以免他们将我和病毒联系在一起。”她露出了一个柔和的，或者说尴尬的笑容。她再次将双臂环抱在她那剪裁得体的千鸟纹外套上。医生让她服用了一年的抗抑郁药。
最终，快乐（虽然很微弱）还是来到了。2008年，巴尔-西诺西和蒙塔尼耶因为发现HIV而双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她当时正在柬埔寨参加一个会议。一个喜极而泣的记者给她打了电话告知了这个消息。
“没办法我们必须得终止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涌了进来。法国大使迅速地在法国大使馆组织了一场酒会。“我们一起庆祝到深夜。”
有一位重要的人缺席了——她的丈夫在几个月前过世了。另外就是加洛：诺贝尔奖评委会把他排除在候选人之外，这让美国的科学家指责评委会“偏袒欧洲”。加洛带着可贵的克制承认这结果“令人失望”。蒙塔尼耶则对加洛被排除在外一事表示“很吃惊”。那么巴尔-西诺西怎么看这件事呢？
“对于我来说，这是颁给所有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人的诺贝尔奖。这不是我的奖，这是我们的奖。”
令许多巴尔-西诺西-蒙塔尼耶-加洛事件的知情者吃惊的是，这几位科学巨擘之间的私人恩怨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收场。
“鲍勃（注：对加洛的昵称）五月份的时候还在这里。”她说，“我们组织了一个巴斯德研究所30年HIV研究的专题讨论会。我和鲍勃·加洛的关系向来不差。”她又笑了，终于吐出了真相，“我们的关系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
那么蒙塔尼耶呢？
“我和他没有交流。”她说，他们从80年代末起就不合作了——1988年她在巴斯德研究所设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她现在是逆转录病毒感染控制部（Regulation of Retroviral Infections Division）的主任。“很早以前就这样了。当然我们遇见的话还是会互相打招呼，但是我和他没有私交。”
蒙塔尼耶却同时和加洛保持着联系。这位法国病毒学家很早前就去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执教了。他对细菌DNA电磁信号的研究被许多顺势疗法（homeopathy，注：类似于安慰剂的疗法，被科学界认为是伪科学）医师当作是支持顺势疗法的证据，但他自己却否认这点。当被问及此事时，巴尔-西诺西表现出了她高超的处世之道。
“我认为科学家能够自由地进行研究是很重要的。”她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他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与此相反，巴尔-西诺西利用HIV的发现进行了其他研究，包括HIV的母婴传染、机体对于病毒感染的适应性免疫反应，以及自动治愈者（elite controller，对于病毒存在天然体抗力的人）。从2012年起，她成为国际艾滋病协会（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的主席。然而此时出现了另一个危机。
人情冷暖
1996年，巴尔-西诺西本可以研发出有效的疗法，但有三件事情让她无法放弃对抗艾滋病的公益社会活动，无法继续从事科学研究：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缺乏（今天3 500万的艾滋病患者中，只有三分之一得到了治疗）、疗法的限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副作用），以及新感染者人数的激增。当联合疗法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世界上有2 200万艾滋病患者，此后这个数字大幅增长。雪上加霜的是，世上还有另外一种病——冷漠，尤其是在西方。
巴尔-西诺西对年轻人感到“忧虑”，年轻人对HIV“太随意”，因为“教育不足……信息不够”。2013年在苏格兰的一项调查发现，十分之一的小学生认为HIV可以通过接吻传染。
“今天，他们（年轻人）觉得治艾滋病没什么大不了，有办法治。他们没听说过长期治疗的共病（comorbidity）。”8%到10%的艾滋病患者会患上癌症或者心血管疾病。“他们望着我，好像在说‘没人告诉我们这个’。”她觉得非常荒谬，愤怒地摆着手——不是对年轻人，而是对成年人。
她首先支持通过立法保证学校进行强制的性教育，并“确保孩子接受比较完善的性教育……如果教师自己都不太清楚，他们就无法为学生提供最好的信息。”一旦性教育得到改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作为科学家我感到十分灰心——花了数十年才得到疗法，但是病人们却无法得到治疗——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知道这是价格的问题。（但是）你如果在谈论生命你就不能考虑价格。对我来说，生命是头等大事。”
她承认，这也是个“政治意愿”的问题，这是一旦涉及受压迫群体就会缺失的东西。
“有些国家里，一些人还是无法得到治疗，因为他们被我们称作‘受影响的主要人群’——他们被边缘化，因为他们是男男性接触人群（MSM），或者瘾君子，或是跨性别者。但是他们也是人，我们要尊重他们的行为。他们是活人，关怀人类是所有人、包括政客的责任。”
但是政治领导人的行为和政策不总是一致的。由于在其执政期间，乌干达艾滋病感染者数量从2005年的6.4%上升到了2012年的7.3%，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在2013年公开进行了HIV测试，鼓励他的国民照做。但是几个月后他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反同性恋法案，判处“重度同性恋者”以终身监禁，其中就明确包括HIV阳性且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人。这条法令也包括对任何不报告同性性行为者施以3年的监禁，这对艾滋病宣传工作会造成很大的阻碍。巴尔-西诺西想要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统也公开进行HIV测试。
“任何鼓励人们进行HIV测试的行为都是值得鼓励的，”她说，“因此我们应该祝贺乌干达总统。但是一时的一种行动是不够的，它必须和教育结合起来，让人们改变对于MSM和其他群体的看法。”
对于巴尔-西诺西来说，乌干达的情况也反映了喀麦隆的情况。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喀麦隆度过的。在喀麦隆，同性恋也被视为可入狱的罪行。两年前，这位病毒学家与喀麦隆第一夫人、HIV/AIDS大使尚塔尔·比亚（Chantal Biya）会面，表达了改变民众态度的紧迫性。
“她开始告诉我要考虑文化的因素。我说，‘我知道文化因素，但是文化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如果你不开始教育年轻人去尊重与他们不同的群体的话，什么也不会改变。’”巴尔-西诺西的警告的效果转瞬即逝：“在我某次访问后，同性恋者被带出了监狱，但几个月后他们又重新入狱。”
然而，为HIV感染率助燃的不仅仅是对同性恋群体的压迫。“对毒瘾采取刑事定罪的方式不利于对毒品的预防以及对成瘾者的关爱和治疗，”她说，“国际有许多团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也有相关的文献发表。所以我不能理解一些国家的决策者为什么不负起责任，对毒瘾采取非犯罪化。”卖淫也应当被非犯罪化，因为“取缔（卖淫）是一种镇压，而镇压是没用的。”
2009年，她向一个全球领导人提出挑战，这个人可能是在性行为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教皇。本笃十六世在访问了喀麦隆之后表示，HIV/AIDS这个问题“不能仅仅靠分发避孕用品解决：这种方法反而会对问题起助长作用。” 巴尔-西诺西在写给他的一封公开信中挑战了他的论断。她为什么这么做？
“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我曾在喀麦隆等几个非洲国家呆过几年，我知道（教皇的）这种言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那些国家进行实地工作的人（包括修女）告诉她，在教皇发表演讲后，避孕套的使用率“虽然没有降到零，但依然减少了。这是无法接受的”。
本笃教皇没有对她的信做出回应。在天主教会圣统治中，他的声明远非孤例。红衣主教埃利奥·斯哥莱契（Elio Sgreccia）、大主教佛朗西斯科·希莫尤（Francisco Chimoio），、衣主教阿方索·洛佩斯·特鲁希略（Alfonso López Trujillo）以及主教德梅特里奥·费尔南德斯（Demetrio Fernández）曾分别发表如下的言论：避孕套不能“使人免除感染”、避孕套被人故意涂上HIV以在非洲传播艾滋病、避孕套上有HIV可以穿过的小洞，以及避孕套就像个“软木塞子”。
她是否对方济各主教怀抱更多的希望呢？“并不完全是，但是至少（他的）言论看上去是在正途上。”
以上所有的事情意味着，实现联合国制定的“在2015年终止并逆转HIV的传播趋势”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联合国于2000年千年首脑会议上提出的8项国际发展目标，包括教育、女权、消除贫困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几率为零。
但是根据巴尔-西诺西的说法，依然有一个国家在艾滋病治疗方面做出了表率，那就是柬埔寨。她在那里连续工作了超过20年。在柬埔寨，超过90%的艾滋病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在美国的某些地区治疗率仅为28%。为什么柬埔寨如此成功？
“政治意愿，”她回答，“当然不是钱的问题。柬埔寨是一个非常非常穷的国家。但是由于受到全球（对抗艾滋病、肺结核以及疟疾）基金的资助，他们成功地建设起一系列关爱项目，将检测和治疗系统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护理服务网络。”这最终归结于“少数几个有活力、有干劲的人物，他们决定尽可能地开展、实施并协调这个（抗艾）项目。”
然而，在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对于柬埔寨成功抗艾的报道。过去的几年里，记者主要关注长久以来在HIV圈里的一个说不出口的词：C（注：英文治愈Cure的首字母）。
治愈？
从2008年首例艾滋病“治愈”病例（他被叫做“柏林病人”，Berlin patient）被报道开始，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量转述这个研究的故事，称这可能会促使治愈疗法的出现。但是科学家们更愿意使用“功能性治愈”（functional cure）这个字眼（巴尔-西诺西更喜欢用“缓解”或者“持续缓解”这两个词），用以描述患者不再需要ART治疗，且体内依然带有HIV病毒的情况。那么治愈疗法是否可能实现呢？
“在法国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她笑着说，“但这非常非常难，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得消除潜伏在身体所有部位的受感染细胞——不仅仅是血液，还包括淋巴结、内脏以及大脑。这是巨大的挑战。隐藏在细胞中的病毒无法被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识别，也无法被人体免疫系统识别。”
柏林病人的真名叫做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为了治疗急性髓性白血病，他接受了干细胞移植，此后他的艾滋病被功能性地治愈了。干细胞的捐赠者是一位罕见的、由于基因变异而对HIV免疫的人。布朗已不再需要ART治疗。虽然在广大人群中使用这种费用高昂且充满风险的治疗手段不可行也不可取，但是对于巴尔-西诺西来说这种疗法的重要性是毫无争议的。
“今时今日之所以存在乐观主义，原因在于我们手里有了所谓的‘概念验证’。”她说。概念验证指，一种疗法在至少一个人身上成功了，所以某个结果是可能的。她指出，有另外的一些例子说明功能性治愈是可能的。携带HIV出生的“密西西比婴儿”（the Mississippi baby）在出生几小时后接受了前所未有的高剂量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她现在已经三岁大了，血液里的病毒水平已低到检测不出。在法国，还有一群叫做“维斯康提群组”（the Visconti cohort）的人，他们是14个在感染后的10周内接受了ART治疗的艾滋病人。他们接受了3年治疗后停止治疗，且并未出现病毒复发。
“我们需要更好的预测指标。”巴尔-西诺西表示，“或许我们会得到一种对某些人有效的疗法。但是，在10年内出现对所有人有效的功能性治愈疗法的可能性是多少呢？”
“我不知道，我不会告诉你准确的日期，因为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应该这么做：我们不知道，而且作为科学家我们必须要诚实。我们还需要做研究来更好地了解潜伏期和病毒储存库（reservoir）的形成过程。”潜伏性HIV储存库在感染后很快形成，虽然它们的数量能因ART治疗有效减少，但无法被彻底根除。因此一旦再活化就会重新产生艾滋病毒。
如果未来10年不可能，那么巴尔-西诺西什么时候能完成她两年前许下的心愿，在有生之年看到HIV消失呢？
“那取决于我什么时候死。”她说。她没有强调“一种可大范围实施的、让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的疗法”的重要性，比如骨髓移植就不能在大范围内实现。
即使没有治愈疗法，药物方面的进步使得HIV常被比作I型糖尿病——两者都是可控的慢性疾病。巴尔-西诺西认为得哪种病好些？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猜是I型糖尿病。大概是因为我对糖尿病不太了解，但是我看过太多HIV带来的惨剧，所以我宁愿患上一个我不太熟悉的病——即使现在艾滋病有疗法了，但是艾滋病患者所蒙受的污名和歧视依然对他们造成了不良影响。”
或许对于那些有办法接受药物治疗的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何时进行治疗。争论在抑制病毒发展、防止疾病进一步传播（ART疗法能够减少96%）和减少长期服用药物造成的副作用间轰轰烈烈地上演。如果巴尔-西诺西被诊断出HIV阳性的话，她会选择何时进行治疗呢？
“越早进行治疗越好，”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毫无疑问。我们有科学证据证明，如果你尽早而不是延迟接受治疗的话，死亡率和发病率都能被显著降低。这是一个风险和收益间的权衡问题。但是，目前而言天平是（倾向于）尽早治疗这边的。”她用手比出一个天平，左边比右边高出一尺左右。
当我们结束了谈话，起身离开时，我意识到还没有问一个问题，而这可能是最难以回答的。巴尔-西诺西正在桌子后面收拾东西，她的助理在边上。她是否预见过自己的成就？
“我不认为我能，”她停下了手中的事对我说，看上去被问住了，一脸困惑，“我不认为我能。”
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无法预见自己成就的人。在20世纪70年代，当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快要完成博士学业的时候，她去见了巴斯德研究所的一个老辈科学家，因为她想继续留在所里做研究。他告诉她：“一个女人做科学，永远干不出成绩。她们只擅长料理家务和照看孩子。别做梦了。”她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因此今天她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巴尔-西诺西在2015年正式退休，但是不会停止对抗艾滋病这个最捉摸不透的疾病。她停顿了一下，想了想她是否能理解自己的发现带来的影响：
“通过别人的视角，倒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自己不行，因为对我来说，当我在那些落后的国家的时候，我看到人们处境艰难、被治疗得太晚，还有人因此而死去，我说，‘上帝啊，这不可能。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她朝着窗外打手势，那里有一个世界，在那里年轻生命因为一个完全可以治疗的疾病而凋零，医生们依然可以记得骨瘦嶙峋的病人的触碰慢慢滑落。她又眯起了眼睛，眼中闪烁着决心和希望。突然间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的生命和工作变得异常清晰，它们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那位旧金山病人留下的遗愿：为了所有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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