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刘 东 中国语言文学系2013级本科生
大四的上半年，我获得了一个在北大附中做实习语文教师的机会。
进入一个新环境，很多时候与最初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的状态是相似的——一片漆黑下，探底、碰壁、前进与退却。
说是“教学”，不如说是“上学”。
08:00 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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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进入北大附中给我带来的冲击感让我记忆犹新。
这是一个走班制高中。他们没有固定的班级，也没有固定的教室。此时此刻，我的学生们都在教室对面的书院活动室里，静静地打量着我这个年轻、甚至有些青涩的面孔的到来。
彩色的小教室，桌椅环形摆放在中央。南边是传统的粉笔与黑板，北面是LED电视投影。
显然这是一个供师生讨论、互动的空间。可我准备的第一节是“满堂灌”的绪论课，为了看到每个学生的正脸而不是后脑勺，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不断变换方向，绕着教室做“圆周运动”。
在缓慢行进中，所有配合语言的手势会一瞬间像“打了空”似的，显得左支右绌。我在大小讲台站过多次，也设想过无数种教学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困难与纰漏，唯独没有想到会首先栽在教室上。
就好像你西装革履、精心打扮，最后到场的时候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泳装派对。
北大附中是一个“破局者”。在传统教育思维下思考出来的“好”，被放置到一个崭新的衡量标准与体系中时，甚至还没开始衡量，环境自身就会表达出它的排异。
随后的日子，我与我的课程一同适应、经历着这种无声的调整。
有趣的是，这种调整于我而言是快乐的。当取消传统高中语文教育中的授课目标、授课方式，甚至是教材体系、教学参考之后，失去了“拐棍”的我同时发现好像少了些“枷锁”，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阔”。
原来没有很多“不言自明”。
“不言自明”是一个环境中最高、最响亮的话语，我们叫它“常识”。
课上一定要先发学案，然后逐字逐句讲授么？作业一定要留“五三”、“黄冈”，“启东”、“龙门”么？语文考试一定要讲风花雪月，考高考必修么？一定要一张考卷定成绩么？
沿着北大附中打开的视角，很多之前不言自明的“前提”有了重新“思考”的可能。比如尝试着把课堂与作业分离。将作业梳理成一条独立的线索与系列，我让学生在一次次的探究作业里，理解中文系教给我的“文献素养”。比如尝试着创新考试模式。一张考卷变成200分的大卷子，学生可以选择其中的100分来作答。这种变化的背后意味着：你可以在一开始，选择你对这门课程的参与程度与投入比重。
北大附中的课程是教师责任制。我的这些“革新”或者叫做“歪脑筋”，因此得以被接纳、消化。
再新的环境也是环境。只要是“环境”，就总会与“个体”之间存在断裂与紧张。讲不好北大附中教改在全国中学教育体制中的价值与意义。可思维范式转换之间，危机也是生机。身边的一堵墙突然变成一扇门，总有一些事情会不一样。
15:15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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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心的事情还是遇见了这群学生。在上学期的最后一节课上，我给他们读写给他们的信。
“课程正像人生的模拟。我惊喜于见到一些优秀的孩子们。我开心于看到一些聪明的孩子们。我欣慰于认识一些认真的孩子们。”
我其实一遍遍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抑或是自己的背面。
第一轮上课时遇到一个乖巧的女孩子，十分认真。但课堂反馈总是缓慢一些。她因此总有些失意，上课时目光永远盯着我，在一次实在没忍住困意睡倒之后，还专门走过来向我表达了歉意。
我着意留心了她的作业，每篇作业会额外放一些启发她连贯思考的问题。
我的课代表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男孩子。他愿意跟我分享他写的诗作，在课上永远第一个回应我的问题。
我羡慕地看着他恣意使用着他的聪明与才华，还给他买了一本字帖，让他每天静下心来抄一首诗。
我在第二轮上课时遇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她能高质量完成我的所有作业与安排，能全部理解我安排的背后意图，可以游刃有余地在我的考卷上挑出最有自信获得满分的题目作答，也同时能够在课下邮件沟通时表达出独特而成熟的思考。
第二学期选课伊始，虽然喜欢，但她不再选我的课。
我花了很久说服她，如果她愿意，我希望她勇敢地做出选择。
那封信的后半部分是：“认真的孩子们跳不出，聪明的孩子们沉不进，优秀的孩子们放不下。”
我一直是个标准意义上的“好”学生，考试意义上。
可能跟离家过早有关，早早养成了端正的学习习惯的我，事前计划、事后反思，也早早成了老师和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我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积极获取知识的眼神。小学奥数是我的痛。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奥数，面对着那个56分，我一遍遍抄写题目，强迫自己记忆到可以机械记忆为止。那时的我所接受的价值观是，一个人可以顽固地用钝感的坚持来挑战别人的聪明。
我自知有点儿小聪明。
我能像第三个孩子一样早早理解老师的意图，在框架内做出最精致的选择。我爱多背点儿诗、写点儿文章。这些都是我的“花边儿”。我长期不敢使用我的聪明与才华。“踏实”比“聪明”让我安稳。
学了文科后开始有了转变。读书让人放下，高中时代的最后两年是一个不断“放开”的过程。
有时也好奇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或许自然而然，或许也就是转瞬之间。就是有一天突然会问自己：一个人“输不起”，该是多么可笑的事情。而一个人“赢得理所当然”，又是多么的“面目可憎”。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思考自己为什么获得了“好学生”的标签，然后在我能做到的范围内尽全力放弃这个标签，想找到一个自己的本来面貌。怕，怕自己摘除掉那些所谓的光环、数据、位置之后，只剩下一个干枯而非丰沛的外壳。
直到现在，我还始终觉得自己身上流淌着“好学生”的“余毒”。
认真与偏执。聪明与兀傲。优秀与怯懦。
你依凭的你在乎。拐杖也就是索绳。他们相生。
17:00 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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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每看到这些熟悉的“此在”，我时常感慨命运的相似。也时常回想自己所遇到过的老师们。他们在面对我和我的身边人的时候，不知道是否具有与我今日所面对着的、相似的心情。
我开始思考教师的位置。
我想起我的高中数学老师。我们都叫她霞姐。
高三第一次摸底考试，我的数学卷子满目疮痍。都是选择填空中意外出现的“低级错误”。没有批评，她只是叫我仔细回想，给这些错误找到发生的原因。之后的日子，我每天做一套“八选六填”给她看。我最初抱着传统意义上的“问问题”的心态去，但她只是要我讲这道题为什么会错。后来我们讨论的方向变成这道题为什么值得做。
慢慢在变，最初是对待题目的心态，后来是对待错误的态度。起初是学科意义上的，之后则可能影响了处事与做人。
那个场景里面，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温暖。或许源于一种无保留的信任感。她相信我会做。只是需要更良好的心态与时间。
帮一个人成为更好的人，再也找不到一件比教育更纯粹的事情。而很多时候，身体性的出席，远比言语更能抵达人的心灵。
教育是相伴。
但是，并非所有的时刻都顺利喜乐，不是所有的好心思都会被宽容、谅解，然后获得全部的支持。面对初步进入社会时所突然遭遇的“猝不及防的深刻”，面对这份早晚会面对的个人与体制之间的艰难磨合，我时常会陷入困惑甚至“虚无”。
偶然的一次，打开朋友圈疯转的人物周刊年度人物D老师的视频。字字声声，讲出了一个学者该有的视野、胸怀与本色。
这位学者早在90年代就讲出了这个社会如“镜城”般错综、混乱的本质，而在几十年的为学生涯里，该坚持的，她一寸也没有退让。
每每失意时，她的言与行总像宗教。
然而又会想到那次与W老师分享困惑时，他讲给我的那句话：
“这件事太正常。不是现代的事情。不是磨合和妥协。只要人过，就会有风。”
W老师常年浸润古典文献。原来我自己凄凄惨惨讲出来的一套“哈姆雷特”命运悲剧，换种讲法，不过是“春风风人，冬风凛人”，如此温柔敦厚的道理。
我的导师知道我“闲”不住，他鼓励我走出去。我在高中任教，在校庆帮忙，他把这个叫做“成全我精彩的大学本科生活”。
我每次见他时都本能地不想与他聊这些外面的困惑，但又每每总能在他温润的眼神里找到信任的力量。
似乎又找到了高中数学老师身上相似的信任感。不是因为荣誉、成就与数据，我知道他信任的是我这个人。
所以好像无论我经历多少摔打，他都会信我再次起身。
这好像又是另一层为教师的意义。有的教师帮你坚定信仰，有的帮你开解疑惑，有的成全你的想法、接纳你的顿挫。
我的老师是这么对我的。我也应如此对我的学生。
教育是相伴。
最后一堂课的结束语
如今，教育产品五花八门，资本的进入，讲台也在群雄逐鹿。诚然，教育积累知识，知识能转化为文化资本，进而带来逾越与弥合阶级的可能。但这或许只是教育的“工具性”层面。而教育本身，其实是最摆脱了“工具性”的东西。他促进一个人成为更好的他自己。
想达到这样的目的，教育终究只能落实在“你”与“我”，师生接受的层面。
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教过我些什么了，现在能留下的深刻记忆，都是在课堂里某个瞬间、眼神相会的那份“撞击”。学生看到智慧，老师看到希望。师生之间是相信。
我跟我的学生们讲：“我做过‘最好’的学生，考试意义上。我希望能成为最好的老师，标准能且只能在你们心中。”
如果教育算是一门手艺，我执着地希望这门手艺传下去。她庄严，又有着“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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