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决策废长城，从此长城南北不再有内外之分，不再有华夷之辨，真正成为“一家”，使“中国”具有了当代中国的涵义。
废弃长城，实际是拆除了分割广大汉人与“三北”少数民族的一道隔离墙，使中国迅速形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
长城宛如一条游龙，自西北而东向，横亘东西万余里，雄踞“三北”广阔草原与千万亩耕田之间。虽然它早已化为历史的陈迹，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引为民族的自豪与骄傲！长城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
秦始皇为什么修筑长城？历代大多王朝为什么坚持用长城？历来人们只从军事防御的意义上解读，却没有从更深层的原因去探索。还有，长城何时被废弃的？长城废弃后，产生了何种不可估量的历史后果？这些问题，被长久忽略，几乎不为人们所关注。
秦筑长城，别内外，界“中国”
当秦始皇吞并六国，大行“包举宇内”之志时，其宿敌匈奴正横行于北方广阔的草原上。匈奴先人活动的年代，可追溯到夏商之际，至秦统一，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战国时，匈奴铁骑不断劫掠内陆，地处北方的赵、燕、秦三国深受其害，遂各筑长城防御。秦统一天下，利用三国故长城，连为一体，西展至临洮，东延至辽东，筑成万余里的土石防御工程，用以阻挡匈奴南下。
秦始皇筑长城，其主观意图是用于军事目的，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内侵，这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长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和无可替代的应用价值，已远远地超出单纯的军事用途，却是秦始皇始料不及的。从科学的眼光看问题，长城之设，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民族同游牧民族的对立，换言之，是这两大民族冲突的产物，说到底，就是华夏文化与游牧草原文化的对立冲突。长城外，从西北，经北部，到东北的西部，是一广袤万里的草原地带，世代以草原为生的民族，不论其族名、部族有何区别，皆同属游牧民族，诸如秦汉之际的匈奴、东胡、魏晋时的鲜卑、隋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元明时的蒙古族等，都曾主宰过草原，称雄北方。草原是他们生活的摇篮，驰骋与战斗的广阔舞台。长城之经久而不衰，与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千百年生生息息及其激烈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些游牧民族消失了，长城就会变成毫无用处的废弃之物。
长城之设，实为华夏民族亦即汉族与游牧民族设置的一道民族分界线。于是，在古代中国人的认识中，形成“内外”的一个新的政治地理概念。如东汉人说得明白：“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后汉书》卷九十）秦修筑的长城，同自然界的山河一样，是区分内外的天然分界线。因为民族文化不同，习俗相远，所以才用长城加以区分，故有内与外之别。这是人们从长城的存在而获得的一个新认识，在历代官方乃至民间所说的“内外”，概以长城为界。商周时所谓“内诸夏外夷狄”，至秦以后才形成以长城为限隔的民族区分的新观念。
长城之设，引起人们观念最重大的变革，即赋予“中国”以全新的政治地理概念。众所周知，早在商周时已使用“中国”这个称谓。它与后来直至当代，以中国为国名完全不同。商周所称“中国”，是指商周王室居于众部族及诸侯的中心地域，后扩而广之，凡遵奉周礼的诸侯国，统称为“中国”，这里既包含血缘亲族，又含不同地域的非血缘的政治文化同一体，但最根本的内涵，还是以文化异同来加以区分的。与周礼同属文化的共同体，皆为中国的一部分。秦并六国，废分封，置郡县，全国统于中央，中央又统于皇帝一人。进一步说，不分地域，不分文化异同，凡在郡县辖境内，均在中国的疆域之内。长城的出现，改写了“中国”政治地理及国家疆域的旧概念，将北方所辖疆域一直推进至长城脚下，这意味着秦代中国已突破商周时代中国的狭小范围，其地域空前扩大，人们对“中国”的认识遂放大，变为一种全新的“中国概念”。《汉书·西域上》写道：“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这段话，生动地概括了长城修筑后人们对“中国”的新认识。这里所说“界中国”，直接表达的意思是，长城“为中国之竟（境）界也，”即“中国”与“三北”戎狄的国界线。此意与当代国与国的边境线完全不同，不能同日而语。它系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分界线。一句话，是中国境内的不同的民族区域而已。故又有“内中国而外夷狄”之说，与上文的“内诸夏外夷狄”同出一辄。其差别是，前者是从国家方面说的，而后者是从民族的区分来说的。
历代修长城，“大一统”受阻
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崭新局面，这是商周以来划时代的伟大变革！秦修长城，也就把“大一统”扩展到长城脚下。自汉始，历代皆承袭秦制，但是，历代能否突破秦的“大一统”的局限，将“大一统”发展和扩大到长城外。“大一统”的关键将取决于能否真正统一长城外“三北”地区的诸游牧民族。历代王朝所称“外患”、“边患”，几乎无例外的来自这里，二十六史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记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南疆及西南，却从不见有一个少数民族北上争衡，甚至都未曾涉足长江之滨！因此，这一广大地区的各民族从未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
秦以前姑置不论，即以秦为开端，直至清初，上下二千余年间，生息在“三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与部分狩猎民族十分活跃，诸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党项、回讫、高句丽、突厥、蒙古、契丹、女真、满族等，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频频进取中原，战事连绵。这些民族各建政权，其中有部分民族灭掉中原王朝，或一统天下，或拥有半壁江山。他们构成中原王朝的长久威胁。历代王朝特别是汉族所建王朝，历来坚持“内中国外夷狄”的传统的民族观念，视“夷狄”为“异类”，甚至斥为“禽兽”，认定“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实行“严华夷之防”的传统政策，这就是坚守长城这道万里藩篱，严格将长城内的华夏族亦即“中国”与长城外的游牧民族限隔开来，实行不同体制的统治。具体说，长城内实行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制，长城外实行“羁縻制”，即官其酋长，因俗而治，实则是“以夷治夷”，并以朝贡的方式，定期向中央王朝缴纳贡品，保持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在清以前，近两千年中，这一政治的民族格局几乎没有改变。
同时，历代统治者相互承袭，加紧修长城，以长城为国家安全之保障，防备“三北”的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汉继秦后，大修大筑长城，已为人们所熟知。在汉以后，除了唐、元等少数王朝没修过长城，其它各朝或局部或全部整修过。比较各代修长城，又以明朝为最。自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筑山海关，迄至崇祯亡国前，明持续修筑长城，长达250余年！工程之浩大，修筑之完备，长城之长，都创历史最高记录。
历代修长城，并没有从根本上根除“边患”，也挡不住游牧民族的铁骑奔驰，却严重阻碍历代国家“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如前已指出，历代的“三北”少数民族限隔在长城外，并没有真正行使国家管辖权，只满足于定期朝贡，实际上只是维持表面的统一，当中央王朝衰弱，或者某一游牧民族变得强大时，原先的那种松散的隶属关系就会打破，冲突或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
历史表明，因长城之设，清以前，历代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北”的民族问题，因而没有实现国家全面的、真正的统一，其“大一统”一直徘徊在长城一线。即使如汉唐这样强大的王朝，一度突破长城之限，在长城外部分地区设治，但为时未久，很快向内撤还，遂使有所扩展的“大一统”又向内收缩。
康熙废长城，“天下一家”
历代王朝的国家“大一统”，长期受阻于长城之设。与其说为长城所阻，不如说传统的狭隘的民族观念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不敢越长城一步！这一不变的“内中国外夷狄”的格局，最终为清朝所打破，具体说，是由康熙帝打破的。他把中国“大一统”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到了时代的极限。
康熙帝即位时，除了台湾，全国大陆重新实现了统一，当台湾归入清朝版图，清朝对全国的统一始告完成。此间，内平吴三桂八年之乱，外击沙俄的野蛮入侵，清朝的国力空前强大，国家的统一得到了巩固。
清朝的“大一统”能否巩固，尤其是能否进一步发展，同历代一样，关键取决于“三北”游牧民族的动向和清朝所采取的政策。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沙俄签定《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三北”之一的东北，就民族问题而言，一劳永逸地获得了彻底解决，从此安宁无扰。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以噶尔丹为头子的准噶尔分裂势力，公然发动战争，侵夺内外蒙古，直接威胁京师。康熙帝毅然决策征伐，很快就阻挡住了噶尔丹的猖狂进攻。次年，即康熙三十年，率诸王贝勒大臣至多伦诺尔（今内蒙多伦），约会内外蒙古来此“会盟”，为其定疆界，制法律，为喀尔喀蒙古诸部编制盟旗，从而实现了北部蒙古的空前统一，接受了清朝的国家主权管辖。困扰明朝200多年的蒙古问题宣告解决。
就在这次“会盟”之后，有的大臣看到长城年久失修，建议拨款修理。康熙帝继承了太宗、世祖提出的“满汉一家”的民族思想，进而又发展成为“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发现长城的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尤其不利于与“三北”游牧民族的政治一体化，当即否定修长城的建议，并说出了一段意义深远的话。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引述如下：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法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清圣祖实录》卷151）。
康熙帝决策废长城，从此长城南北不再有内外之分，不再有华夷之辨，真正成为“一家”，使“中国”具有了当代中国的涵义。废弃长城，实际是拆除了分割广大汉人与“三北”少数民族的一道隔离墙，迅速形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康熙帝的这一决策，在废除土石工程的长城的同时，构筑了一道“众志成城”的民族长城，无疑是“大一统”理论的划时代的突破，是伟大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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