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公元前200—154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因向景帝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损害了诸侯利益,故而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为了平息叛乱,采纳了袁盎计策,腰斩晁错于东市。
从上面简单的过程不难看出,晁错之死牵涉到的因素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一个事件和四个方面:事件,即建议汉景帝“削藩”。四个方面分别是汉景帝,诸侯王,袁盎,晁错。由于晁错被杀之后,诸侯王并没有退兵,故而相当多的人把他的死归咎于袁盎的挟私报复(两人政见不同,又有私怨),但是假如能够真正理性客观的分析晁错被杀的根源,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首先,晁错建议汉景帝“削藩”来巩固、加强中央集权,从皇帝本身和大汉帝国的利益出发是正确的,但在彼时的形势之下,在道义上却是站不住脚的。
汉朝的分封制乃是高祖刘邦手创,目的是通过分封同姓诸侯以来拱卫皇室,虽然在景帝登基之后,有少数王侯作奸犯科、行为不轨,但大部分人还是安分守己的,如此一来,削藩既违背了高祖刘邦定下的规矩,又没有合理的借口,自然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非但汉景帝最初犹豫不决,而且朝臣们大都持反对意见,但是晁错依仗皇帝的宠信,一意孤行——“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卻。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諠譁疾晁错。”
其次,景帝时代,诸侯的藩国总数达到二十二个之多,控制的领土和人口与汉朝政府手中的郡县相差无几,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削藩”,自然需要极其谨慎,不但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还要提前制订完善的计划,按部就班的缓慢推进。
最后,但凡做事情,都要有两手准备,要有备用计划。可是当以吴王为首的七个诸侯国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之时,晁错立刻进退失据,显然他是完全没有做预案的。
更荒谬的是,叛乱发起之后,晁错竟然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长安——关键时刻把老大推到危险的前线,自己却躲到安全的都城,满朝文武和汉景帝,自然没有一个不恼火的。
那么问题来了,凭什么汉景帝的责任要比袁盎的大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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