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鼓屿囚犯与巡捕（陈亚元收藏）
民国时鼓屿，虽为世人仰慕之区，但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居其间者，既有文士雅客，亦不乏武夫猛人。猛人们相邀组团，遂有“工农商学”外之“第五阶级”横行屿上。列名其中者，有新聚和社、新联益社、惠鸣社和鼓鸣社等。
“新聚和社”，系吴姓中人组织；“新联益社”，为陈姓份子组成，同是同安籍，而互相对抗。旋惠人陈、何、王、叶四姓所组之“惠鸣社”，继有杂姓所组之“鼓鸣社”，与之对抗。是时每当灯火辉煌，龙头市上，常见有纠纠猛人，三五成群，交头耳语。偶因细故，摩拳擦掌，大演全武行。即两社之互斗时，其份子多30以上之中年人。未几，“刚柔社”“侠义友社”，相继而起，皆20左右之少年，横冲直撞。而建筑工人亦另树一帜，互相角逐。时鼓当局似不甚注意者，对双方互斗案件，只以罚款便了。而各派有的是钱，斗风愈盛。[1]
鼓屿猛人虽是粗人，却颇懂合纵连横之术。帮派相邀，惺惺相惜。遂有“新聚和社”联合“侠义友”，号“二十四猛”；“惠鸣社”联合“新联益社”，号“十九猛”。“二十四猛”与“十九猛”互不相能，争夺利权，恶斗遂势不能免。
1933年7月8日凌晨1时许，“二十四猛”与“十八猛”在黄家渡械斗，开枪三四响。争斗之起，始于码头利权：
有草仔垵人李补鼎，专务包运煤炭进港。李曾与鼓屿新联益社陈姓接洽，煤炭由和记起运者，均由该社承包。近两月来，李补鼎忽将此项权利，移与新聚和社，于是逐相结怨。未出事之前二日，李补鼎与一友由新联益社经过，被该社社员围住，将二人痛殴一顿。讵被殴之李友为“二十四猛”侠义友社社员，以无故被殴，大为不甘。即返社报告。该社领袖洪氏大怒，向新联益社领袖陈国泉交涉。陈知理屈，谓系误会，愿即谢罪。遂于前（7）日晚八时许，由公亲调解，在龙头大街放爆表示道歉。侠义社领袖洪氏认为满意，事遂平息。[2]
纠纷稍息，争端又起。此次事发于河仔墘“十九猛”经营的秘密娼寮。
前（7）日晚11时许，有“二十四猛”新聚和与侠义友社员四五人，前往开消，因茶围费本当纳2元，彼等仅赠1元，双方遂起冲突。当时“二十四猛”以寡众不敌，亏负而返，立向社众报告，谓被“十九猛”侮辱。于是契兄契弟共到黄家渡新联益社质问。该社已预先与惠鸣社结合，准备来到对付。故质问之口未开，而拳脚已下，混打之余，枪声骤发。新联益社灰粉玻璃碎片飞落。站立黄家渡35号巡捕闻枪声，急吹警笛。未几侦探巡捕大动员，到地弹压，双方始各鸟兽散。[3]
巡捕追击，开枪弹伤一人，擒入局中。次日，工部局再在黄家渡码头拘嫌疑三人，均为小舟从业者。12日，斗案嫌犯提交会审公堂。工部局35号巡捕提供证词：
据云，是夜渠在黄家渡站岗，突闻枪声数响，起于黄家渡。渠起初以为抢劫案，独自一人未敢轻身当锋，暗匿于发枪地点数十武，以观动静。未几，察系系斗案，乃狂吹警笛，开枪数响示威，放胆冲进。于是互斗恶汉始东奔西窜。其时渠瞥见被拘之洪勋，尚持枪在手，向空连放两响，比渠追近，又开一响，遂放步疾走。渠尾追其后，至和记渡头，恐被走脱，乃开枪伤其右脚，当场拘获。翌晨，在和记渡头边拾获短枪一杆，殆系洪勋所持者云云。质之洪勋。据称，彼是夜由厦渡鼓访友，行经是处，适逢其事，巡捕诬彼有干预斗案，立加逮捕，彼不服，被开枪击伤足部云云。讯毕，罗委员以该案尚须调查，又以洪勋供词未可靠，着再予扣押，候下期再讯云。[4]
一方言之凿凿，一方大喊无辜。正当调查继续之际，二猛却在公亲撮合下设宴言欢，共饮“和平酒”。之后数日，双方续在龙头渡“环绕放爆，表示和平之意”。一场恶斗，来得快去得也快。报章惊呼其“鼓屿怪现象”。[5]
民国时的鼓屿龙头街（《厦门旧影》）
当事人无事，但当政者有心。无论在鼓在厦、或华或洋，有司们皆对诸猛大为忧虑，立志取缔：
鼓浪屿有所谓某社某派，每起冲突，迭见报载。会审公堂新任委员吴照轩，据地方人士报告，认为社派不取缔，地方治安，实有妨害。经与领袖领事花芬嫩磋商。结果，花氏亦极端赞同，允饬工部局于数日间，将鼓屿所有社派聚集所，进行解散，并严予惩治。工部局于昨上午10时得公文后，遂饬侦探长凌狗才，带侦探数名，前往会审公堂会同法警十余人，先到内厝澳取缔新联益分社，及新聚和分社。将社牌推下，社门标封，拘新聚和社员吕良飞、陈臭头押局。继往三坵田，标封新联益社总社。又至黄家渡标封新联益分社，及惠鸣社，拘捕惠鸣社员王晚来。至下午1时，再往河仔墘取缔惠商俱乐部，拘捕十九猛社员陈乌金、汪向、黄泉水，又于惠商俱乐部内获鸨首陈锦泉、妓女陈秀珍、宝莲，及一妇人施牡丹，一并拘入工部局。又在途中拘获吴貌。又据报廿四猛头目，在河仔墘，探等即到其处拘捕何再来。是日先后拘捕13人，其中男10人，女3人。据工部局中人云，被捕者均不许具保，待下星期三提往会审公堂讯问，当予处分。又所有未取缔之社派，将在继续标封云。[6]
鼓屿由此斗风稍杀。此后，“新聚和自动解散，惠鸣社销声匿迹，鼓鸣社亦若不闻”，“新联益”招牌还在，但群猛岁月增长，也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悟[7]。老“猛”渐退，一代新“猛”仍在继续成长：
新兴者，又有廿二、新廿二、廿四、新廿四、卅六、四十八、五十六，诸猛之派社。中以“廿二”与“廿四”为尤猛。新“廿四”多为杂姓及舟子，“廿二”即前鼓鸣社份子与鼓建筑工友混合而成。次“卅六”为惠鸣社脱化而成。诸猛份子，皆为20以下之少年。[8]
群猛争斗，厦鼓皆不得安宁。
1935年11月，厦门同文码头船户，因与鼓屿龙头码头船户争载。双方不合，诉诸武力，龙头船户一人受伤。鼓方内心不甘，于次日派出数猛，在厦鼓航道中途拦截同文船户，并同样殴出重伤，以一报还一报。不料伤者李添丁，既是同文码头中人，又是鼓屿船户工会会员，大水就这么冲了龙王庙。李氏一面请求警务当局究办，一面呈书鼓屿船户工会，请求援助。船户工会至此，也不好偏袒。于是法院出示拘票，厦市法警会同会审公堂人员，四出搜捕，最终缉获参加行凶人员2名，经指认为鼓屿“三十六猛”人员。[9]
1936年2月，鹭江戏院守门人陈金水、陈金土等，酒后寻欢。直入鼓屿安海角R278号老妇人家中翻箱倒篋，制止无效。工部局认定为“廿二猛在屿胡为闹事，胆敢入人住宅喊搜，显非善意”。[10]
1936年9月，鼓屿发生绑案。侨商报告遭“二十四猛”绑至日兴街，勒索赎票1000元，幽禁约历12小时。此案虽另有内情，但“二十四猛”之行为，难脱绑架罪名。[11]
鼓屿好汉，既在鼓屿斗，也在厦市争。1937年7月，猛汉跨海，将厦城闹市化作战场：
昨晚8时许，思明西路有恶少年聚众而斗，终于两败俱伤。据警探调查报告，系为鼓屿廿四猛与卅六猛对抗。当剧斗时，有数人追捕1人，至思明南路，被岗警截获2人。一人身穿白汗衫、白哔叽裤，左手肱出血；一则全身只穿短裤，一足着袜无鞋，胸背红肿数处。警将其送入一分局。另有一人逃入附近杨约来医院，自楼上扳过思明西路65号纪查某妓寮，被对方数人追入，将其禁住三楼。寮主恐生不祥事件，乃报岗警卢友川。制止无效，后报日领事署，馆员到地，该辈始各逃散。旋该段巡官卢亮巡至，乃复入内，拟将被禁三楼之人带案。日领馆员谓其未曾会同，不得入其侨民住所拘拿案犯。双方争执良久。其时楼下有人呐喊，巡官乃下楼，转报三分局，再派特务巡官叶泽霖，率长警数名，会同日警员赶至。于是始将被禁之人带局，由局员分别审问。[12]
有日人撑腰，“二十四猛”在群“猛”中所向无敌，张狂至极。“二十四猛”与日人关系微妙，有日人撰《鼓浪屿的暴力团体》自曝内幕：
二十四猛：原名“侠义友”。（注：疑有脱字）于民国十九年组成“抗日救国会”，专门从事排斥日货运动，即在“抗日救国会”之下设立纠察队，因其以恶劣方法对进港之日本船舶进行排斥日货，以致乘客及货物上岸，陷入不得不全部依赖我领事馆出面交涉办理的境地。由当时的三浦领事和小川警长设法，让领馆的谍报员洪文忠和洪武义兄弟组织“厦门工界抗日会”。洪文忠与杨聚才合作，在组建时洪担任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杨任厦门工界抗日会会长，下面分别设立与“抗日救国会”同级的纠察队。表面上厦门有两个抗日救国会，其实暗地里接受我领事馆的指令与抗日救国会对抗，终于将其压倒。虽因达到目的而解散了工界抗日救国会，但仍保持其所属武力派势力，即纠察队改名为“侠义友”而一直持续拥有势力。因看不过陈氏家族自治会派分裂而产生的“新联益”武力派的一再威胁等暴行，洪派与之抗争大胜。然因造成鼓浪屿治安的破坏，几人受到工部局的扣留。[13]
“二十四猛”首领洪文忠，人称“鼓浪屿皇帝”，在鼓屿之上“炙手可热，人畏如虎”[14]。
战前的流氓头子洪文忠系台湾人，依靠日本领事馆的势力，经营屿光戏院，组织24猛向妓寮、赌场、烟馆收看头钱，放高利贷，横行鼓浪屿。厦门沦陷期间，充当日本总领事馆情报员，开设鼓浪屿联欢社（即400号俱乐部）为半公开赌场，并组织一百猛、虎爷会。1940年6月，洪带领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高等主任小坂等一批人，到鼓浪屿兆和酱油厂抓捕军统潜伏人员陈清保等二三十人，后造成9人被腰斩和酷刑致死的兆和惨案。[15]
战后，洪文忠被捕法办，二十四猛、一百猛，已无猛可言。趁势而起的，有“虎爷会”：
二十二猛，亦称为“虎爷会”，四年（即1935年）前成立，总数22人，以郑豆粒（现任中国水警队小组长，驻扎于海门）黄芋仁、黄大岸等为首，曾一时与二十四猛激烈争斗而不敌，暗中窥伺报仇机会。恰逢事变爆发，立即潜入中国军厦门警备司令部特务队，立即对当然亲日的台湾人进行检举，肆无忌惮地报复陷害多年仇恨的二十四猛。然风云突变，厦门沦陷后，害怕被作为抗日分子而受害，遂逃亡内陆而销声匿迹。[16]
胜利后，组织复员，但遭官府取缔：
鼓浪屿区迩来竟发现所谓“虎爷会”之无法组织团体，市警局据报后，已饬该管鼓分局查明，饬令即日自动解散。[17]
说是“自动解散”，但“虎爷”们依然无法无天于厦鼓两地：
本市开元路洪源草药店，洪保长之弟洪仲秋，于前（7）日被暴徒闯入店中，向仲秋开枪射击。当局据报，经派员调查，据悉起事原因，缘鼓浪屿虎爷会份子郑大目，于去年持鱼刀刺杀陈少华，即逃走无踪。至今时日已久，大目潜返厦门，于前日被捕带鼓屿分局归案。大目之同伙坎寿等误为洪保长带队，于心不甘，是以纠集虎兄弟七八人，到店寻仇。由坎寿进店，假意购买鸡屎藤。洪弟仲秋在店招徕顾客，店外伺伏五六人随后进店。坎寿即藉故生事。当双方争夺药刀时，坎寿即抽出曲七手枪，向仲秋射击。幸急逃避，始仅手臂及腹部被子弹擦伤二处，未中要害。开枪后，即向二王巷逃去。虽经多方派员缉捕，然已逃匿无踪云。[18]
鼓屿诸猛，与厦市的“角头好汉”同质。其兴起之原因，鼓屿工部局1935年的报告书作如是言：
近几年来违法秘密结社似觉更多，名为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而实则恃势欺人、以众凌寡者也。其发展之初因，莫非根源于法律之紊乱，且属虚悬而等于具文，原鲜效力也。凡诉诸法律者，每须经年累月，既费唇舌，又耗财力，终仍不得要领。因是如遇债务或欠租而赶搬，抑毁谤破坏名誉等，被害人每喜断然自行执法。曾入恶党者，当然藉其武力，则不党者亦必营谋，加入流氓匪类之党，而凭其气焰焉。时或两家冤主，竟各买弄结死冤相敌对之匪党，致演成党际之械斗剧争，无已时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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