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厦大，百年即温
百年厦大，发祥即温。1921年4月6日，厦大诞生在集美学校，即温楼是厦大的发祥地。 校主陈嘉庚曾经指出：厦大与集校大有连带之关系，集校历来之困难及校费之浩繁，当以师资为首问题。……若集校要免困难并省费，舍厦大外，恐未易达目的。……厦大之设，原由集校感触而来。而厦大之宗旨，亦非仅为集校而设。 话说厦门大学的开办有点“急进”，连蔡元培、蒋梦麟都劝陈嘉庚“不宜速办”。但是，陈嘉庚等不及，在厦门大学校舍还没有奠基时，就在集美学校宣告“厦门大学”开幕了！ 校史记载：即温楼“楼顶立牌，校主陈嘉庚手书'民国十年四月六日厦门大学假此开幕’为纪念。即温楼，乃厦门大学之发祥地也。” 即温楼一经告竣，1921年4月6日这一天，厦门大学藉此新校舍举行开学式。1922年2月，厦门大学迁入厦门演武场新校舍。 即温楼是“温良恭俭让”（即温、明良、允恭、崇俭、克让）五楼（现成为“允恭楼群”）中的“大哥”，“即温”出自《论语子张第十九》：“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君子的容貌，从外表看起来好象有三种变化，起初远远望见他，觉得很庄重，接近之后又觉得很温和，等到听他说话之后，又觉得他义正辞严，一丝苟且也没有。”老师不就是应该像“君子”一样吗？“即之也温”，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吗。 对于集美学校来说，随着规模的扩大，解决师资困难，是刻不容缓的。陈嘉庚多次谈到创办厦门大学的目的之一是为集美学校培养师资，但非仅为集美学校计。陈嘉庚曾指出：“外人多未知敝人创设学校之目的在培养教师人才，造就种子起见。……师范学校既成立，而欲求师范学校之教员，比之小学教员为更难。于是又觉非办大学或高师，不能为功。查全国统计，除教会建设外，只有五间高师，数间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故厦大之设，非仅为集美学校计，乃为全省全国计，其宗旨以培养教师人材。” 他在1920年6月27日致叶渊的信中详细分析了应该速办厦门大学的理由，其中谈到：“以本校（集美学校）未来之计划，年按添招新生三、四百名。需高等（大学）毕业生二十名。闽中诸中等以上之公私立学校二十余所，就现状而论，虽不敢望如何发达，按中谱每校年添三两位教师，共需七、八十名，合计已在百名方敷分配。如现下十名尚无门可聘，且现有教师，又多属前清名人，此后若无及早筹谋，则国粹日稀，精神日减，必至无救药之惨痛。此我之不同意于二君（指蔡元培、蒋梦麟，二人劝厦大不宜速办）者也。”
创办厦门大学的资金来源，是陈嘉庚在海外经营实业所得及其企业的预期收益，其中最重要的保证就是1919年5月捐作“集美学校永久基金”的“全部不动产”的经营收入。
（20世纪50年代陈嘉庚先生视察厦大工地） 1920年9月9日，陈嘉庚致函集美学校叶渊校长，请叶渊为厦门大学代聘教师。信中说：大学事，新春开幕，瞬息将到。……独是师资一项，最为无上第一要切。因教育之母，将来概由此产生。为本校发达计，为全省进步计，舍是别无问题可言，是以刻不容缓也。高尚之学长、高尚之师资既在难得，然以预科生之程度，更可免求如何高尚。故请先生千勿客气，毅力果断，早聘新知。如不敷，再托别友代荐。百尺高楼从地起，初举之简陋及寡数，窃世界虽文明国之学校，难保不从此经过，不足引咎，亦不足抱歉。总是谦虚为人之美德，无论日后如何进步，吾侪决不敢自骄。但位居平民，希不失平民之资格。抚心自问，莫乖天良，唯实事求是，先度学生之程度，因而聘相当之师资。再后潮长则船亦可随之增高。若吾闽中等毕生，料其程度浅薄，无可为讳。故就先生所知之士，或再托友觅聘不上下之士而为之师，绰有余裕，故敢决意行之。再两三个月便可发表招生，订期考试矣。若外间诸筹备员，切不可靠，再一推让则又误去一期矣。安可客气哉！师资之重，无庸再言。若大学等科亦不过试办三几年后，方有实行“下手”（闽南方言，即下一步之意）之问题。缘三几年内不但难聘良教师，亦难招良好学生。先生既参观闽中中校，已知之尤稔，希从此之后，较有进步。以备加三几年入大学资料是也。至于财政之事，亦按加三年或且汇水免如下损失，则年或可投百万元注力于集、厦二校耳。前日恐忙之事（指南洋经济不景气之事），虽略有影响，亦为在洋误报如草木皆兵之类。兹不唯免失，尚可见长多少，此后力戒取平稳为主义，盖基础已备，若顺序进行，决能收美满之效果也。 1923年1月27日，陈嘉庚致函叶渊，指出：本校（集美学校）将来应改为大学，其理由不在规模之广，而在对内对外可期有益无损，与宗教人之但张其名誉者不同耳。教育部章，如专办一科，亦可称为大学。大学中之科有最省之费，年花不上万元亦有可办者。总我决不如是主张，当除厦大办不到之科而由本校承办，并助吾闽各科学之完备也。其科则如农林科或农科，厦大迫于地势，当然就地不能办此科。若我大陆之集美，平田虽乏，若作试验场，就同安辖内，要千百亩之地，无难立置。未悉先生以为何如?他日应再添别科，亦意中事。唯目下应办不雷同于厦大是也。如荷赞同，则秋季宜先办甲种农业为基础，至于实行发表改为大学者，拟于何年由先生自定之。至于未改之前，先生视何时有相当之人可以交代者，要达宿愿往欧美留学或调查考察，以一年为限。应开各费，由本校负责。薪俸与优待费，仍旧准给。如视为免出洋，亦属无妨。请先生自主之，弟均听从。又如令弟留德不久将毕业，如肯任本校之职务者，更为欢迎。若于普通学毕业后，有意再留一、二年更求高深之学者，本校可助其学费，裨他年回国得尽本校之职务，而壮名称实于集大也！ 1924年初，陈嘉庚在写给叶渊的信中又一次阐述了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校的关系，并提出重点支持厦大建设的必要性。他说：厦大已成之教室并寄宿舍可容客生五百名，再后弟如乏力扩充，则厦大亦聊可算一小局之大学。总是不负事实为大学精神之第一要义，其事为何，则各种实验室并仪器略得完备，庶能将小部局之称。否则，与现国内他大学何殊。抚心自问，虚誉无裨之罪小，误社会国家之罪大。弟是以不计财政之困难而未忍缩减厦大之建设，冀于三、五年之内，略些完备力是故也。至若集校所欠者，教员住宅及幼稚园等室耳，……设有再需，不外扩充生额而已。然扩充生额，尤为弟所至愿，但财力不遂手，奈何。世间不如意者十常八九，正为此也。以现下乏扩充能力，不得不遵养时晦以待机会。就天不遂我愿，而集美现下之规模、可容生额二千名，此后力整内部，费务省而成绩求佳，既不务多，则必务精，若此则集校虽未能年年增生，窃为对于名誉与事实不至如何坠落。故际此困难之中，略将切需之教员住宅，月按五千元建筑，不上一年足以供用，那时谋及幼稚园未晚。弟是以对于集校与厦大权其重以供给，而非有所偏倚。……况厦大与集校大有连带之关系，集校历来之困难及校费之浩繁，当以师资为首问题。……若集校要免困难并省费，舍厦大外，恐未易达目的。弟是以深盼厦大能得设备略妥，数年之后，其有益于集校，不唯小部分之师资，则集校大部分毕生，庶有造就之日。以此而言，厦大之设备，更不可缺也。不宁唯是，弟又作希求之过望，以为三数年内虽乏同志赞助，亦莫怪其然。盖小项可情捐，可面求，若厦大者，所需巨额实非用情面得来。必当先整我之内部与成绩，然后能感发于人，庶有相当之赞助。此亦厦大不得不设备之紧要也。1925年8月14日和17日，叶渊两次致函陈嘉庚，提出拟派学生往国内大学留学，以学习该校之特长，如北大之文科、南大之商科等。陈嘉庚9月6日回信指出：先生主张宜选优秀毕生往国内大学留学，为取其该校之特长，如北大之文科，南大（东南大学）之商科等情。以弟鄙见，另有一种思想，未甚赞同尊意。是否有当，希参考，再示如何。北大之文科，诚可推仰。若究其何以能致是者，无他，其教员多好文学，有根底，良传授，严规纪而已。非巨大历积仪书，宏伟完备标本，为新创他校急不能企及，故当然让其特长。抑或北人固多通者，其不可移，如牡丹花之不开于南方，亦有可说。然考其实情，则似不然。既属不然，何必舍近而图远？南大之商科，创办亦属未久，至其令人仰慕者，非其毕业生如何出色，有益社会，亦非其教师多属大商巨贾之经理董事，抑或仪器标本贵重新奇，难可追踵。而兹之扬名者藉上海名埠已耳。凡称商业：正当者，经营出入口巨货、轮船、银行、保险种种。试讲今日上海等上盘最大营业，大都在洋人掌握，我华人虽亦应有尽有，大都腐败糟粕，不足取法。且与学校亦乏联络，除诸纺织厂外，所自命谓大商店者，多代洋人作嫁。推销贩客更不足道。若以等闲可推崇为有益于学校，则厦门亦何不应有尽有耶？至于上课八点钟计薪俸，一人负担数校，虽未必顾此失彼，揣其精神，恐乏贯注，亦势之必然。他如风化之奢靡，习俗之转移，学生之骄大，校董之承迎，亦可谓南北已应有尽有矣。较之我厦、集特长无数，我既早不公认为是，乃欲派生往学而招其风化，恐非集、厦二校之福也。未悉先生以为何如?北大之文科，诚可推仰。若究其何以能致是者，无他，其教员多好文学，有根底，良传授，严规纪而已。……厦大之设，原由集校感触而来。凡重国货者，应当尽力经营国货以自足自给，除力未能做到外，倘能做到，万万不可不积极进行。西谚曰：种桃树须在桃荒时候，以南北二科（南大商科、北大文科），若果厦大不能仿效，亦当取作模范，弟念非艰难之事，何不自振精神？盖好文学教员，无省不有，若不惜重金罗致，断无不来之理。至于商科亦何独不然。况派学生至多不上10余20名，不惟不敷集校之需要，而厦大之宗旨，亦非仅为集校而设。若厦大能办得好，则年毕业生以百数，其相差之远为何如耶？况正为学荒时代，乘时奋进，尤吾侪之职责也。至派遣学生之费，每名一年约当200至300元或至400元，若20名年须七八千元。就此条之项，益之厦大薪俸于两科教员，可裨四五名。譬如现聘之教师，月仅150元，兹加100元或120元，一年加千八百元，则该数位教师可造就两班生或三班，其数岂不增两倍乎？况亦厦大应为之责任，而不可不注意失后来居上之锐志。”1925年9月16日，陈嘉庚再致函叶渊，谈办公益事业应由近及远：查本月六日寄上手缄，不知可收到否?内详对于本校派生往北大、南大留学之事，未便赞同其意见。有两问题，一则该二校为政府所办，学生过于自由，风气亦甚奢靡，所派之生，亦靠不住；一则厦大为我创办，虽由集校感触而来，然其成绩优劣，与全省甚有关要。应将其缺点之处，积极改良，务期达到目的，不唯集校之幸，抑亦全省之幸，今日若自馁其志，虚慕北风，未十分确属可胜于厦大者，则厦大更不宜自放弃应负之责任。况以助留学生之费，而助厦大之教师，冀受益比之派生可多数倍也。且厦大除工、医未能办到外，至于文、商两科度能办到合格，又万万不可令其偏枯，愚人千虑，亦冀一得。如何之处，想有良裁见示也。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就包括了幼稚园、小学（男子、女子）、中学、师范（普通师范、简易师范、高级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师范等）、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和国学专门等学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 其中集美国学专门学校创办于1926年9月，初为国学专门部，翌年改为国学专门学校。聘请杨筠如(湖南常德人)、余永梁(四川忠县人)、刘纪泽(江苏盐城人)等为专任教师，录取旧制中学毕业生44人，按照专门学校的规章制度办理，修业年限定为4年，校舍在新建的瀹智楼。 1927年9月，国学专门学校学生为谋师资便利计，签名陈请移并厦门大学文科办理。此时的厦大国学院可谓名师云集，虽然鲁迅已经离去，但还有林语堂等一批“大咖”，集美的同学们那可是“羡慕嫉妒恨”啊！大家都是“嘉庚系”的学校，国学专门学校好歹也是集美层次最高的学校，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也是在情理之中吧？！ 经集美学校叶渊校长与厦门大学林文庆校长多次洽商，总算议定了代办条件，虽是“亲兄弟”，但要明算账，由集美学校每月补贴厦门大学500元。学生持集美学校出具的证明，前往厦门大学注册上课。 1930年5月，该届学生到集美学校实习，由中学校教务主任负责指导。 这届学生毕业者37人，其中除广西籍3人，浙江籍2人外，都是本省人。他们参加工作后颇有建树，如温伯夏、包树棠、谢新周、宋庆嵩等都闻名于海内外。这届学生的毕业证书由厦门大学转呈福建教育厅核准验印，辗转延搁至1931年4月，方寄达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派人领回并遵照指令加盖校主印章后颁发。二、厦大航务专修科与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合并，成立福建航海专科学校 1949年6月，陈嘉庚应邀回到国内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1950年9月定居故乡集美。他十分关注新中国水产航海教育的发展，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上，他提出七项提案，其中第二项就是“在沿海各重要地区设立水产航海学校案”。 1951年4月，他还特地发表了《为扩充集美水产商船专科暨水航高级职校学额，培植多数海事人才告各中等学校同学书》。提出：“吾人正当取法他山，策励猛晋，乘此海事技术人员尚未充分就业之际，积极教育青年，培成航海专才，以备全面解放后成为收回海权之生力军。于时我国经济力量渐臻雄厚，虽购轮船千百艘，载货亿万吨，实非难事，驾驶员数千人犹恐不敷分配服务，万无今日因噎废食，而他日临渴掘井之理也。” 1951年春季起陈嘉庚即积极筹设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从聘请校长、调拨校舍、划定经费到招收学生，都是在他的指示下进行的。在当时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决定招收驾驶科5班200名，轮机科、渔捞科各1班40名。集美水产航海职业学校亦添招航海渔捞各50名。为此，多方增聘教师，大力添置设备。1952年3月11日和21日，陈嘉庚为了扩充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和集美水产航海职业学校，并提高该两校学生的助学金标准，亲自致函教育部长马叙伦，并写信给周总理。周总理很重视，即指示教育部核办。马叙伦于5月30日函复陈嘉庚，同意他的意见。 当时，厦门大学有一个航务专修科，其前身是成立于1946年的厦大海洋系，1947年于海洋系内设立航海组，招收本科生，1950年改航海组为航务专修科，招三年学制的专科生。在办学条件上，厦大航务专修科比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更为困难。正当两校均感困难之际，恰逢中央决定对全国高等工科院系进行调整。教育部拟将厦大航务专修科合并入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并于1951年冬函商两校。12月，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特地来集美洽谈此事，并提出厦大系国立大学，而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属私立，若以厦大航务专修科并入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恐厦大师生会有意见。后来，经两校商定，分别致函教育部，建议合并后扩充为国立航务学院，地点设在集美，校舍建筑费及校具设备费由陈嘉庚负责。陈嘉庚也亲自致函教育部长马叙伦，对两校合并一事提出具体意见。教育部同意他的意见。为了加强对并校工作的领导，经征得福建省委和陈嘉庚同意，组织了并校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任由厦大理学院院长卢嘉锡教授担任，副主任由集美学校董事长陈村牧担任，厦大航务专修科主任刘荣霖教授为办公室主任，林鹤龄为秘书主任兼教学组主任。1952年9月，经教育部批准，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与厦大航务专修科合并，正式成立“国立福建航海专科学校”（简称“福建航专”），校址设在集美，由刘荣霖任校长，陈维风任教务主任。该校在行政机构上设立校长办公室、教务处、总务处、政治辅导处，并设立校务委员会以及各种常设委员会和各种临时委员会。福建航专刚成立时，假原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的校舍开学，教职员有70多人，开学时招收新生30人，加上原集美水专学生108人，原厦大航务专修科学生48人，全校共有学生186人，均为航海科。福建航专成立之初，经各方面协商，同意将原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的校舍全部归还集美学校，由陈嘉庚负责另择地址（原计划在现华文学院校舍处）建筑福建航专新校舍。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进行了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的大规模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上海航务学院和东北航海学院于1953年3月20日正式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1953年7月15日至8月3日，高教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继续对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进行院系调整。经征得陈嘉庚同意，高教部决定将福建航专并入大连海运学院。1953年11月6日，福建航专教职工及家属近百人，学生近两百人，离开集美开始迁往大连，于11月16日到达大连。当时并入大连海运学院的福建航专教职员共27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3人，讲师3人，教员1人，助教1人，技术员1人等。福建航专另外的43名教职员分别调整到厦门大学、武汉河运学校、集美侨校等单位。 在集美航海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那就是1970年至1973年期间当时的集美航海学校被撤销，并入厦门大学海洋系。 1970年春，交通部将集美航海学校下放给福建省革委会领导，省革委会又将航海学校交厦门市革委会具体领导。5月20日，福建省革委会发文给厦门市革委会和厦门大学革委会，通知撤销集美航海学校。该文是用毛笔写的一张便函，连文号也没编，也没有发给集美航海学校。6月，集美航海学校被撤销，并入厦门大学。原航海学校的139名教职工全部集中到厦门大学参加“整党”。整党结束后原航海学校的教职工，除34名留在厦门大学海洋系及其他各系、机关、工厂、农场以外，其余一百多人都下放到市区和外地一些中小学及企事业单位，有的还下放到龙岩煤矿工厂。 厦门大学海洋系筹办于1970年1月，当时厦门大学革委会曾向福建省革委会提出增办海洋系的报告，原计划只设航海专业和海洋生物专业。省革委会批复，要求待集美航海学校并入厦大后，应与化学系、生物系、物理系的有关海洋专业成立一个海洋系。经过几个月的筹办，厦门大学海洋系于1970年8月正式成立。原集美航海学校的教职员有15人并入海洋系，另设置航海专业，由陈泰灿担任专业组长，下分驾驶、轮机两个专业。 1972年初，厦门大学海洋系航海专业撤回原集美航海学校校址，开展教育革命工作，当时，原集美航校校舍已被几个单位瓜分占用。海通楼被围垦指挥部占用，克让楼被厦门市革委会用来看管未“解放”的干部（当时称之为“专政队”），允恭楼、明良楼 、即温楼被厦大农场占用，校办工厂被公安教养所占用。家具都被搬光了，大操场因扩宽海堤需要取土，被挖下几米深。 航海专业的教职工（原集美航海学校的人员）回到了以前自己工作的学校，倍感亲切；看到学校被破坏成这个样子，又感慨万千。为了挽救航海教育事业，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自己动手修建了必要的教学场所，修旧利废，改造和建设实验室、动力室，加班加点编写教材，为培训远洋船员积极进行准备。 1972年3月，航海专业派出10位教员成立“教育革命小分队”，由军代表带领，到上海远洋公司等单位进行教育革命实践。他们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和索取了有关远洋船舶运输的第一手资料，审查和修改了教材。上海远洋公司委托厦大海洋系航海专业为该公司培训远洋船员。“教育革命小分队”回校后，即向厦门大学党委常委作了汇报。根据校党委的指示，航海专业为开办培训班进行了紧张的准备。6月，在原集美航海学校校址，开办第一期短训班。60名学员由上海远洋公司从船员中选派，分为“远洋船舶驾驶专业短训班”和“远洋船舶轮机专业短训班”。教师们把办好培训班，为工农兵学员上好课，当成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实际行动，教学的积极性很高。在抓好教学的同时，教师们又抓紧时间编写教材。 1971年至1975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当时计划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远洋船舶的吨位要增加3.2倍，每年要增加百余艘万吨船。为了适应远洋运输事业发展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培养远洋船员。为此，1972年7月，交通部专门派出负责同志来福建，与福建省委和厦门大学共同研究航海院校的开设问题，拟在厦门大学开办航海系。1973年2月13日，国务院科教组发出（73）科教计字027号文，同意厦门大学设置航海系。厦门大学航海系一边筹办，一边为上海远洋公司举办第二期短训班。为了办好航海系，省、市各有关部门都支持把原集美航海学校的教职员从各单位调回航海系。4月16日，福建省革委会政治部组织组专门发了一个文件，把原集美航海学校的25名干部教师从厦门各单位调回厦门大学航海系。 为了适应远洋运输事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教科组于1973年7月17日以科教计字【1973】192号文，批复同意厦门大学航海系改办中专，恢复原来的名称，即集美航海学校。 8月1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生产指挥部联合发出《同意厦门大学航海系改办集美航海学校的通知》。通知指出：厦门大学航海系改办集美航海学校，今后由交通部远洋运输总公司领导，党的工作及政治工作由中共厦门市委领导。
8月25日，交通部远洋运输总公司政治部副主任许文泮等六人到厦门大学办理交接工作，厦门大学指定革委会副主任赵源负责办理移交工作。经过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厦门大学航海系现有人员原则上归集美航海学校。少数人员经双方同意可相互适当调整；其中有的人员因工作需要，一时调出有困难的，可先将编制调回，人员缓调一段时间。 2、厦门大学航海系原有房屋、设备、财产均移交给集美航海学校。根据集美航海学校的急需，厦门大学将接收的原航海学校的物资、设备拨出一部分给集美航海学校。 3、现由厦门大学代管的文革前原集美航海学校的档案教材，一律移交给集美航海学校。 4、9月30日以前，集美航海学校的人员经费及日常办公费仍由厦门大学拨给。10月1日起，由集美航海学校单独立户，与厦门大学经费上完全脱钩。1973年航海学校新招生的120名学生，其经费由远洋运输总公司负责拨给。交通部原拨给厦门大学航海系的基建费18万元，厦门大学悉数交给集美航海学校。 当时，厦门大学航海系划归集美航海学校的教职工共76名，后来有少数人因工作需要等原因，仍留在厦大。 有关交接工作办理完毕后，集美航海学校于9月7日开始正式办公，因新印章尚未颁发，暂仍以厦门大学航海系印章代用。12月17日，启用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颁发的“集美航海学校”印章，原代用的厦门大学航海系印章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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