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是明成祖朱棣以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明初社会经济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宣宗时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建树。他们在位期间成为明朝皇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文景之治”。

背景简介

朱棣去世后，太子朱高炽即帝位，是为仁宗，改元洪熙。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他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成祖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洪熙一朝仅短短一年，朱高炽即行去世，仁宗长子朱瞻基即位，建元宣德；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史载：“仁宣之治，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历史过程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后，其子朱高炽、孙子朱瞻基先后继位。朱高炽就是明仁宗；朱瞻基就是明宣宗。在历史上，明仁宗、明宣宗常常被比作周朝的周成王、周康王，汉朝的汉文帝、汉景帝。继 “成康之治”、“文景之治”之后，“仁宣之治”是又一个守成君王的好典型。所谓“好”，指的是能继承创业君王的遗志，较好地治理国家。

明仁宗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就被册立为燕世子，成为燕王朱棣的法定继承人。明太祖朱元璋曾叫朱高炽与秦王、晋王、周王的三位世子分头检阅卫士。朱高炽最后一个回来向朱元璋复命。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朱高炽回答道：“早晨的天气冷得很。我让军士们吃饱早饭，暖过身子再检阅，所以回来晚了。”朱元璋又叫这四位世子分头阅看臣子们上呈的章表奏文。朱高炽在向朱元璋汇报时，只讲章表奏文中有关军民利害的事情，从来不提其中偶尔出现的文字谬误。朱元璋把他看过的章奏拿过来，自己又看一遍，把那些谬误一一指给他看，问道：“孙儿，你没看出这些毛病么？”朱高炽回答道：“我哪敢疏忽粗心，看不出这些毛病呢！只是想，不能絮絮叨叨地讲这些小毛病，那样会浪费您的时间和精力。”朱元璋曾问他：“尧的时候有大水灾，汤的时候有大旱灾，老百姓有什么依靠呢？”朱高炽回答道：“老百姓靠的是当君王的是圣人，圣人有体恤老百姓的好政策。”经过这几次考察，朱元璋很喜欢这个孙子，认为他有当君王的见识。

靖难之役中，朱棣命令朱高炽留守北平，自己带兵去迎战辽东军的进攻。朱高炽严密部署、拼死守卫；前来进攻的李景隆面对坚城，无可奈何。李景隆的部下瞿能率精骑千余，杀入张掖门。李景隆怕他得了头功，不但不派兵支援，扩大战果，反而叫他退回来，等候大军全到后，一起进攻。朱高炽当天晚上，命令北平守军担水浇城。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整个北平城墙成了一道冰墙。第二天，李景隆再来攻打，士卒已无法攀城。朱棣击败辽东军后，回师北平，与朱高炽内外夹攻南军，大败李景隆于北平城下。

在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的次子朱高煦也立有大功。白沟河战斗中，朱棣差一点被瞿能抓住。朱高煦率数千精锐骑兵赶到，在阵前杀掉瞿能，救出朱棣。朱棣领兵直逼长江，被盛庸击败，又是朱高煦引骑兵赶到，击退盛庸，扭转了战局。朱高煦居功自傲，把自己比作助李渊得天下的秦王李世民。朱棣叫朱高煦陪同他哥哥朱高炽拜谒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朱高炽身体肥胖，脚又有毛病，得靠两个太监搀扶着才能走路，还动不动要打个趔趄。朱高煦在后面跟着，心里瞧不起他哥哥，嘴里嘟哝道：“走在前头的人要是摔个跤，走在后头的人就知道走路得小心了！”没想到已被朱棣立为皇太孙的朱瞻基在他后面紧跟着，并且马上回敬他一句：“那走在后头的人要是摔个跤，还有走在更后头的人也能从中知道走路得小心点。”朱高煦回过头来，与朱瞻基四目相对，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脸上也陡然变了颜色。

朱瞻基是朱高炽的长子。就像朱元璋很欣赏朱高炽这个孙子一样，朱棣也很欣赏朱瞻基这个孙子。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远征沙漠，把留守北京的重任托付给朱瞻基，第二年，就将他立为皇太孙。早在朱瞻基刚满月时，朱棣见到后就称赞他道：“这个孙儿长得英气溢面！”朱瞻基成了皇太孙后，朱棣经常向朱高炽称赞他道：“你这个儿子是以后的太平天子！”当朱高炽、朱高煦两兄弟为皇位继承权明争暗斗的时候，朱棣也拿不定主意了。朱棣向文渊阁侍读学士解缙征求意见。解缙认为：“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不做声。解缙连连叩首，劝说道：“还有一个好圣孙！”意思指的是朱瞻基是以后继承皇位的好人选。这话说到朱棣心里去了。朱棣采纳了解缙的意见，确定朱高炽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

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朱高炽一当皇帝，就对臣下表示：“以前一些当皇帝的人，妄自尊大，不喜欢听直话，下面那些当臣子的，投其所好，阿谀奉承，结果导致国家衰败，自己垮台。朕和你们都应当引以为戒！”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大理寺少卿戈谦，在一次上奏言事时，态度直率，语辞激烈。一些想讨好朱高炽的官员纷纷指责戈谦有失大体，沽名钓誉。朱高炽也几乎恼羞成怒，要责罚弋谦。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向他指出：“有圣明的皇上，才有正直的大臣。希望陛下优待宽容像戈谦这样的人。”朱高炽没责罚弋谦，但每见到他，脸色总不好看，说话的口气也很严厉。杨士奇进一步向他指出：“弋谦触怒了陛下，朝廷群臣看到陛下对他的态度，心里都会认为陛下容不得讲直话的人。”朱高炽猛然明白过来：“这确实是我容不得直言，那些讨好我的人，迎合我的意思，实际上是加重了我的错误。”他回头一想，一个多月没听到朝臣讲什么真话了，于是对杨士奇说道：“你去对诸臣谈一下，替我表白一下纳谏求言的心情。”杨士奇回答：“我空口讲几句话还不能取信于诸臣，请陛下亲自降一道诏书说明这个意思！”于是，朱高炽下了一道诏书，进行自我批评，从此，朝廷中逐渐形成一种直言无讳的好风气。

明仁宗朱高炽还没有当满一年皇帝就病逝了，明宣宗朱瞻基继承了皇位。朱高煦想效法朱棣故伎，重演一场“靖难”的戏剧，在自己的封地乐安（今山东广饶）发动叛乱。朱瞻基率大营五军将士，亲征朱高煦。进军途中，朱瞻基叫从征诸臣分析朱高煦的动向。有人认为他一定先取济南，有人认为他将引兵南下，攻取南京。朱瞻基却心里有数，他对诸臣剖析道：“朱高煦一听大军征战，哪有功夫去攻打防守严密的济南！他的护卫军，家属都在乐安，也不会愿意跟随他去打南京。朱高煦外多夸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当断不断。他之所以敢起兵反叛，是因为欺负朕年少，以为朕不敢亲征。他知道朕率军亲征，一定胆丧心惊，哪里还敢出战呢！”果然不出朱瞻基所料。朱高煦色厉内荏，心虚胆怯，加之看到众叛亲离，军无斗志，只得出城向朱瞻基请罪。这场叛乱被迅速平定。

明宣宗朱瞻基重用贤臣，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他有一次外出返京，看到几个农民正在耕田。他亲自到田间同农民谈话，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他感慨地对随从诸臣说道：“朕只推了三下犁，就觉得很累。老百姓一年到头劳作不休，那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在修建明仁宗朱高炽的陵墓献陵时，朱瞻基遵照朱高炽的遗嘱，力主俭朴，注意节约，3个月就把陵墓的工程完成了。朱瞻基带了这个头，以后几代明朝皇帝的陵墓都修建得较为俭朴。直到明朝的第11个皇帝世宗朱厚熜在位时，才坏了这个规矩，为自己营建奢华的陵墓。

明宣宗朱瞻基有几句名言。一句是“省事不如省官”。那是在批评一个巡抚时说的。那个巡抚要求在杭嘉湖地区增设一名专门管理粮政的布政使司官员。朱瞻基认为，国家的赋税有常额，不能养冗官，驳回了他的要求。还有一句是“安民为福”。那是在批评一个工部尚书时说的。那个工部尚书建议修建山西圆果寺的佛塔，好为国家求福。朱瞻基认为，百姓安定就是国家的福气，用不着借修佛塔来“求福”。

河南有一个知县，在当地发生灾荒时，未经请示，就将驿站公粮上千石发放给灾民。朱瞻基对他加以表扬：“如果拘守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饿死了。”他还继承了他父亲愿意接受意见的作风。他要求大学士杨溥尽力辅佐自己。杨溥叩首回答：“臣决不敢忘记报答陛下的恩情。”他嘱咐杨溥：“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好报答。”

正是由于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的作风较为开明，才有了被史家赞扬的“仁宣之治”。

后世评价

耐人寻味的仁宣之治：

在明代历史上，有一段为史家所共同称道的仁宣之治。仁宣之治结束了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和篡位皇帝成祖朱棣所实行的高压政治，继承和发展了被推翻的短命皇帝建文帝的宽仁政治。经过仁宣之治，政治清明，法纪严明，仓廪充实，百姓安居，蔚然有治平之象，形成了明代早期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观。

仁宣之治由明朝第四、第五两位皇帝仁宗和宣宗共同创造。仁、宣二帝的共同之处，一是这两位皇帝均自称是守成之君；二是他们所实行的仁治，却是当年其父、祖朱棣赖以推翻建文帝的政治借口。守成即守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守旧；名曰守旧，但却实行了与旧时完全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政策策略，个中滋味颇耐人寻味。

朱元璋杀功臣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雅俗共愤。老百姓知道朱元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成为明朝开国之君，而是因为他“火烧庆功楼”屠杀功臣。当然，“火烧庆功楼”只是后世说唱文学对他屠杀功臣的形象概括，但屠杀功臣确是中国历史上血淋淋的事实，是其治国及保持朱明王朝统治的一大策略。朱元璋“为政严猛”，其中固然有乱世用重典之意，但靠武力打天下的朱元璋，似乎对杀人有着特殊的嗜好，动辄数千数万的杀，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遍地，令人发指，为历代开国皇帝所不及。

篡位皇帝朱棣也属于打天下者，“少长习兵”，“智勇有大略”，功勋卓著，因而能“据幽燕形胜之地”，拥兵自重，朱元璋临死时甚至都不得不告诫朝廷：“燕王不得不虑”。但由于朱元璋杀戮过重，把当初打天下的元功宿将杀得一干二净，致使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朝廷已无将可用，使朱棣“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夺得帝位。有其父必有其子，经历了两次打天下的朱棣不仅才略“同符高祖”，其嗜血程度也毫不逊色，惟一不同的是他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为我所用就杀无赦，不仅灭门，而且诛三族、九族，连学生门人都不放过。有的还要“抉其齿”、 “剥其皮”、 连肉带骨头剁成烂泥。朱棣当初是以反对建文帝仁政为造反口号的，因此凡是建文帝所实行的仁治政策和措施都一概否定，恢复了朱元璋的那一套，“用法严峻”，倒行逆施，又好大喜功，搞得民不聊生，著名的唐赛儿起义即是当时政治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朱棣当皇帝，继承和延续了洪武高压政治的肆虐，推迟和拖延了国家文治的时间。

以武力夺取天下，以暴力征服天下。纵观朱元璋和朱棣的严猛政治，虽借鉴了元朝政治松弛的历史教训，但成千上万杀戮无辜，毕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并且其杀戮具有显著的政治意味，具有显著的征服人改造人的意味，譬如朱棣杀方孝孺、杀解缙，就是这样。杀方孝孺是因为方孝孺不能为我所用，因而就杀掉他的脑袋；杀解缙则是因为解缙不能为我所管，不能给他换个脑袋，于是也就不在乎他的脑袋了。帮助谋划“靖难之役”、朱棣颇有眼光和远见的主要谋士姚广孝，当初曾预见到方孝孺不会屈服于朱棣的武力和屠刀，曾提醒朱棣说，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人就会绝种，朱棣也答应不杀方孝孺，但皇帝们的承诺是最靠不住了，待到方孝孺拒绝了朱棣的利诱和威胁，朱棣就毫不客气了，先诛其九族，再把他大卸八块。不仅如此，连方孝孺的书也不许在世上流传，藏匿者也要杀头。杀了方孝孺，再杀解缙，明代文坛一派肃杀，沉寂、萧条数百年之久。

高压政治稳定了政权，高压出太平，但这样的太平并非太平盛世，太平的歌舞升平之后隐藏着尖锐、深刻、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爆发像唐赛儿起义这样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朱棣把诸多的矛盾和问题留给了儿孙，仁宗、宣宗实行与朱棣不同的治国理念，也就顺理成章了。当人们厌倦、恇忧严猛政治游戏时，宽仁治国、发展经济便成为人们反复经历高压政治后的殷切期望，成为社会发展必然的历史趋势，仁、宣二帝适应历史和社会的需求，虽出于思想稳定和政治宣传的需要而自称“守成”，宣称“体祖宗之心，循祖宗之法，不敢丝毫有所增损”，但却实行了“维新之政”，才有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的治平之象。史家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曾颇具深意地说“民气渐舒”，即民心顺畅了，民气舒展了，把“民气渐舒”作为治平之象的主要特征，对后世和后人的警示意义就显而易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