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梅林曾说，恩格斯总是承认马克思的天才高过自己，并且说自己不过是第二提琴手，但他绝对不是马克思的助手，两个人是志同道合的合作者。
纵观中国革命岁月，周恩来在党内的位置正是如此，他既是毛主席的合作伙伴，更是毛主席最得力的助手。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曾形象地说：
周恩来谦和的态度和不屈的意志，以及他的献身精神使他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助手，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可以说是毛泽东军事中的第一助手，不仅协助毛泽东策划了很多战役，也一起指挥了很多作战行动。
职位上看，在1954年前，在相当长的战争年代，周恩来一直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贡献对于新中国来说是功勋卓著的。
众所周知，毛主席和周总理正式合作是从漳州战役开始，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就有了共同的信念，巧妙的“交集”。
1920年，青年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探讨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时候，从天津来了一批高材生，其中带头的是一位身穿白色西装的青年人，他就是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22岁，毛泽东27岁，虽然从未谋面，但他们的志向早已经步入了同一条线。
图| 青年毛泽东和周恩来
1926年中山舰事件爆发后，32岁的毛泽东匆匆到李富春家商量对策，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周恩来，但还没有寒暄几句，敏锐的周恩来就意识到，这个毛泽东不简单，他的很多观点，很多见解十分独到。
1931年二人第二次见面，成为了他们心照不宣的开端。
早在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周恩来出任书记，蒋介石得知后立刻调集1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当时是前敌委员会书记，他带领红军披荆斩棘，充分展示自己的军事才能，一举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但在上海，李立三和博古等人，抓着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井冈山的做法不放，声称是背离了“路线”，毛泽东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堪忧。
1930年8月，周恩来火速回到上海，强烈表示对李立三的不满，他表示，自己是见过毛泽东的，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和才能是绝对可靠的。
不仅第一个站出来拥护毛泽东，周恩来还亲自去看望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生了一场大病，周恩来临走时对病床上的毛泽东说：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毛泽东对这八个字印象很深，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可以力排众议，坚持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让毛泽东十分感动。
特别是周恩来从上海来到苏区后，他亲眼见证了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是如何一次次打了大胜仗的。
一年后，即1932年红军攻打赣州时，遇到了大麻烦，不仅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而且打了一个多月，久攻不克，损兵折将。
周恩来知道大事不妙，火速让项英去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决策，当时毛泽东因为被排挤，只能上山休养。
如今，项英急匆匆的，毛泽东就知道赣州出事，他冒着大雨跟着项英回到指挥部，略施小计解了赣州之围。
不久，毛泽东带着带领一军团取得了漳州大捷，周恩来对毛泽东更加肯定了。实际上，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做好了让贤毛泽东的打算。
其实，当时周恩来的职位是远远高于毛泽东的，但他以大局为重，深深佩服着毛泽东的才气和军事才能。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内呼声很高，纷纷要求撤掉博古的领导，要求更换最高领导人，按理说，当时周恩来成为一把手是最有可能的。
周恩来知道是时候了，他专程去一个小山村里拜访了被冷落的毛泽东，两人围着篝火谈了很久。
周恩来问：“主席，对更换领导你怎么看？”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明显李德和博古是能不能搞上去了。”
周恩来试探性地问：“要不，军事指挥权让你来搞？”毛泽东叹了口气说：“不，这样变动太大，恩来啊，军事上还是你负责，我来协助你。”
周恩来知道，以大局为重的毛泽东不会轻易同意他个人观点的，所以索性就把这件事拿到台面上说，也就是接下来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明了当下李德和博古犯下的错误，说他们是瞎指挥，光湘江一战我们就损失惨重，8万的部队锐减到了3万。
周恩来觉得时机成熟，他先是讲述了这几年来，毛主席指挥红军打的胜仗，然后提议让毛主席进入决策最高层，确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领导小组。
这个决定，取代了“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决策者”，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不久，在周恩来的力荐下，毛泽东被推到了最高领导地位。
周恩来说：“中国需要毛泽东，只有他才能带领我们完成革命事业，走向胜利，你，我或者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因为他发现，毛泽东是个军事奇才，他为了革命前途着想，不计较个人得失，千方百计让贤毛泽东，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毛主席的带领下，红军一路披荆斩棘，克服万里长征艰难困阻，最后终于到达了陕北。
图 | 红军达到陕北后的周恩来和毛泽东
邓小平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就是从遵义会议形成的，'毛刘朱周’和任弼时同志，后来又加了陈云同志。”
英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更是感叹说：“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政治上的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都保持着这种伙伴关系，这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红色外交家：周恩来自从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外交上没有专门的人担任部长，所以一直是周总理兼任，一直到1958年，考虑到我国外交事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毛主席才决定让陈毅元帅兼任外交部部长，分担周总理的工作量。
其实由于特殊原因，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就已经进行了自己的外交活动，周恩来一直是中共外交活动的主要探索者。
从1938年开始，周恩来就在重庆结交了很多国际友人，还和一些外国记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比如斯诺，史沫特莱等。
和外国记者对话，其实很有意思，他们总是用别样的眼光看待中国，甚至对周恩来也有故意刁难的意思，但周总理总是一次次用自己的睿智和威严树立了在国际上的形象。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有位著名的记者叫白修德，40年初常常活动在中国，他和周恩来交往颇深，用白修德的话说：他们已经成为了无拘无束交谈的朋友。
白修德曾问周恩来：“您认为您首先是个中国人，还是共产党员？”周恩来不假思索地说道：“我首先是个中国人。”
在白修德的印象中，每逢遇到这种挑衅甚至刻板的问题，周恩来总是可以应对自如，纵观在国民党中，可以做到这样的政治家很少很少。
日后，白修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对周恩来的总结，他说：“从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其他任何人物，没人比中国的周恩来更加才华横溢和铁面无私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把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总结了六条方针，让新中国可以完美地站在国际舞台上，但即便如此，世界各国总是带有偏见的眼光。
从1954年到1956年，是我国外交最成功的时期之一，周恩来在整个外交工作中就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有个记者曾不怀好意地问周总理：“请问周总理，我发现你们中国人在路上走，总是喜欢低着头，而我们美国人总是抬头挺胸的，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细细一想就可以知道，外国记者这样问，明显对中国人的文化带有偏见，在中国奴隶社会，底层人民被繁重的劳动压弯了腰，所以低着头走路是常有的事情。
如果是普通人回答，估计会说：“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是抬着头走路的，不信你再观察观察。”
但周总理临危不乱，他并没有这样含糊其辞，而是直接说道：“这很好解释，因为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弓着背，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自然是挺着胸。”
其他记者一想，周总理说的还真是有道理。如此一来，简单的一句话就巧妙地回答了问题，而且还让外国记者自取其辱。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周总理的外交场合只是冰山一角，他的睿智和谈判才能，在当时已经响彻国际。
1953年12月31日，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印度的谈判代表，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针对中国西藏存在的问题，周总理便是以五项原则为基础。
时至今日，他曾经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等外交思想至今仍在指导着我国的外交工作。
曾经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领导人》中曾这样描述：
斯大林执掌苏联期间，有个很难对付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他曾向一个谈判代表说：如果你认为我比较难打交道，那等你遇到中国的周恩来再说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周总理一直是我国外交事业上工作的典范，为后来的外交部长们树立了榜样。
在西柏坡时，一个苏联领导人曾说过：“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当总理的最合适人选，去哪能找到这样的好总理呢？”
担任总理几十年，周总理一直是兢兢业业，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还致力于发展工业、农业和水利事业，鞠躬尽瘁。
重要的是，他自己去世后连骨灰都没有保留。
他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
在周总理生前，他不仅没有为自己的老家的祖辈修建坟墓，还想方设法把绍兴、淮安、重庆等地的祖先坟墓平掉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厚葬祖先，泽被子孙，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可周总理却坚持自己的看法。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总理因病逝世。在讨论处理周总理后事的大会上，邓颖超宣布了周总理的三条遗言，即：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邓颖超刚说完，就遭到国防部的很多同志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叶剑英，说什么也不同意，因为“不保留骨灰”这种先例，从来没有过，所以更不能用在周总理的身上。
事情到了这里就僵住了，怎么办？最后只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和周总理风雨同舟几十年，既是战友也是知己，当毛主席得知周恩来的遗愿后，泪眼模糊。
83岁的毛主席悲痛地说：“那就遵照周总理的遗愿吧。”最后经过毛主席指示，前两条照常办，最后一条遵照周总理的遗愿。
至此，周总理成为了不保留骨灰第一人，开创了先例。
1月11日下午4点，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遗体将要送到北京八宝山进行火化，但是在长安街上，百万群众在这里伫立等待着，他们排成两行，人海如潮，哭声不绝。
可以说，百万人伫立长安街，没人组织也井然有序，举世罕见。
周恩来身后两件事：
第一，骨灰撒到4个地方，几十年一直保密。
周总理是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如果有人知道他的骨灰撒在哪里，必然会成为人们纪念他的地方，这就背离了周总理的遗志。
所以邓颖超嘱咐工作人员，任何人不能走漏消息，直到几十年后，这个秘密才被公布。
周总理的骨灰当时撒在了四个地方，分别是北京上空、北京的密云水库上空、天津的海河上空和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
其实这四个地方，意义深刻，北京和天津是周总理革命开始的地方，密云水库是周总理亲自监督修建的，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最后的黄河入海口更是连接大海，他希望祖国早日统一。
第二，妻子邓颖超也不保留骨灰。
作为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几十年陪伴着周总理，不管是艰苦的长征，还是贫瘠的陕北，邓颖超和周总理朝夕相伴。
他们刚刚认识的时候，邓颖超不到20岁，半个世纪的相伴让邓颖超坚定不移，中南海的西花厅成为了他们永远的纪念。
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嘱托秘书，表示自己去世后，也不保留骨灰，而且骨灰盒还是用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
1992年7月11日，西花厅的女主人邓颖超也轻轻地闭上了双眼，这里的海棠花开了又开，十六个春秋，送走了两个伟大的人。
周总理曾说过一句话：我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以后你做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
默默无闻奉献了一生，他虽然没有保留骨灰，甚至连墓碑也没有，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早已经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迪克·威尔逊曾说：周恩来是一位巨人，他不仅在中国舞台，而且在世界舞台上也是这样。26年多来，他一直没有间断地担任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总理，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一个人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担任总理26年，为人民排忧解难26年，无私奉献、做人民的公仆26年。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周总理完全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像牛一样奋斗”“如孺子一样努力”“为人民服务而死”，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总理！
参考资料：《毛泽东传》《我的伯父周恩来》《邓小平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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