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前日本政治的沿革
在丰臣秀吉死后两年的关原之战，使德川家康成为日本事实上的统治者，拥有最高权力。关原之战只是丰臣系内部的争斗，而其他地方领主并未参与，这一事实说明，丰臣秀吉时期就完成了争霸战争，所有敢于挑衅的竞争对手都已被铲除。1603年即关原之战后第三年，德川家康（61岁）在伏见城接受后成阳天皇（1586-1611年在位）授予的“征夷大将军”头衔，在江户设立幕府。为何德川家康能够让朝廷授予其将军头衔，而丰臣秀吉却做不到呢？因为德川家康把自己的祖先与源氏联系到一起，不管德川家康是不是源氏后裔，这种说法至少给朝廷一个面子。这也说明，天皇在日本依然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授予者，这种政治传统一千多年以来从未改变，即使雄霸天下的德川家康也不得不为自己的霸权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两年后即1605年（庆长十年），德川家康把将军职位传给自己的第三个儿子秀忠，自己当“太上皇”转为幕后操纵，这种做法也是日本天皇和将军的习惯。“家康提早让位有助于确保其家族地位的持续，这一持续性因1623年秀忠本人提早让位而进一步加强。”（《日本小史》第70页）实际上，这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德川家康没有重犯丰臣秀吉的错误，铲除了潜在的对手。
1614年（庆长十九年）11月，德川家康率军攻打丰臣秀赖（大阪冬季之役），借口是秀赖建造的方广寺大佛殿钟上的铭文有对德川家不利的文句。此时的秀赖虽然还拥有摄、河、泉三处领地65万石的实力，但与德川家对阵时，竟然没有一个大名相助，只是招募到一些浪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大名都加入到德川家一方。尽管实力对比悬殊，坚守大阪城的秀赖母亲淀夫人还是与德川家康达成退兵协议，秀赖和母亲淀夫人不用去江户作人质，也不处分秀赖及其部将，但要求丰臣家要拆除大阪城除本丸外所有外城。秀赖和母亲以为得到了宽大，就履行了承诺，填平壕沟，拆毁二丸、三丸城墙。次年（1615年）战端又开（这次借口是什么，我不知道），困兽犹斗的丰臣军队也曾给予德川军重创，但人多势众的德川军最终还是取得胜利，秀赖和母亲淀夫人自杀，秀赖的儿子也在战后不久找到被处死，丰臣家族灭亡（大阪夏季之役，庆长二十年五月）。于是，国内就再也找不到拥有与德川家对抗的实力和政治资本的大名了。一年后（1616年6月1日），74岁高龄的德川家康病逝。与织田氏和丰臣氏不同，德川家族的统治基础已经极为稳固。
德川家康巩固统治的手法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一样，都是加强了对封建领主（大名）的控制，只是比他们更为周密和严厉而已，而且这也是当时的趋势，并非三人的独出心裁。譬如前面提到的，丰臣秀吉就把德川家康的封地调换到偏远地区。尽管这一招并没有阻碍德川家康篡夺丰臣氏的权力，但德川家康也还是如法炮制，关原之战后借论功行赏之机，他就对大名的封地进行重新安置。依据与德川家族的亲疏关系，大名分为亲藩、谱代和外样三类。所谓亲藩，就是与德川同族的大名；所谓谱代，就是非同姓的家臣；所谓外样，就是与德川家无亲无故的大名。德川家康把亲藩和谱代安置在畿内、关东、东海道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把外样安置到奥羽、中国、九州、四国等边远地区。在这个大原则下，还要考虑大名彼此间的关系，亲疏交错，以使相互牵制，可谓用心良苦。据说，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没收了87个（一说90个）敌对大名的领地，租税收入为414万石；削减了3个（一说4个）大名的领地，租税收入为207万石。其中四分之三的土地分封给功臣和近臣，四分之一留给了自己。在全国范围内土地分配情况也大致如此，即：“将军本人拥有全国可耕地的大约1/4，另外还有大城市、港口以及矿藏。”（《日本小史》第73页），其余3/4的土地为大约275位（数目时有变动）大名占有，其中：亲藩（族人）约有25位，谱代（传统家臣）约有150位，外样（臣服的领主）约有100位。
在法理上，将军授予大名的领地并不是世袭的，只限于受封本人（这一点与西方的封建政治和我国西周时期的封建政治不同，不过在实践上，可能并没有多少大名被剥夺了世袭的权利）。所以，当受封者死去后代需要继承时，或者将军更替时，都需要重新授封。另外，大名触犯幕府法律时，也会出现没收、减少或更换封地的情况。《日本小史》作者说：“仅在德川统治的最初50年内，就有不下213位大名（大多数）因为或真或假的罪名失去整个或部分领地。同时期，172位新大名因为忠诚的服务被授予领地作为奖赏，增加领地作为奖赏的事例有206个，大名被调至其他领地的事件有281个。”（见该书第73页）由此我们看到，尽管在50年内更换了绝大多数大名，但是却没有出现大名领地减少和将军土地增加的趋势，所以我们认为，德川幕府只是出于加强统治的政治考虑来赏罚，而不是借机消灭封建领主。因此说，当时的封建政治传统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幕府的绝对权力并未对封建政治有丝毫影响。
大名的“封地是以丈量土地之后所定的土地面积和收获量作为基准，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力都换算成米，然后以收获量的形式表现出来，最低是1万石，最高大102万石，大小之差十分悬殊。大的多半是外样大名，谱代一般较小”。（《日本史》第280页）但是不管大小，大名对其领地都拥有统治权；同时大名还要对幕府尽包括军役和公差等义务。1615年（庆长二十年，元和元年），德川家康公布了武家诸法度13条。“这13条中虽然也有像奖励文武两方面的一般教化条目”（《日本史》第276页），但主要还是一些对大名的限制措施。譬如：所有罪犯必须逐出领地，各国不得藏匿违法者；除和同国人往来外，不得与其他国人交往；发现相邻领地有新举动或派阀阴谋必须立即向幕府报告；不得在新领地居住，不准建造新城堡，甚至修理现有城堡也必须得到幕府的同意；大名的婚姻必须由幕府批准；大名的行列必须与其位阶相称，有特定数目的家臣随行；大名必须遵行特定的衣着规定；没有位阶者不得乘轿。由此可见，幕府的这些限制着眼于防范大名自身的防御能力和彼此间的联系，即潜在的威胁。“宽永十二年（1635），家光当政时，又增补成21条，其强制干涉的特定更为突出。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强化参谨交替制度。实行参谨制度，把妻子留在江户，者本是大名们一直自发实行的行动，开始时，将军对此也表示了相当的礼貌，如外族大名来到江户时，甚至要到府外去迎接。家光废除了这个惯例，以显示将军的天赋权威，宽永法度就是根据这一精神而制定了参谨交替制，严格规定诸侯在原则上要一年住在江户，一年住在自己领地，每年四月时进行轮换。” （《日本史》第276页）参谨由自愿变成制度，表明幕府的权威确实已经难以撼动，同时也说明，德川幕府的法度绝大多数都是当时已经形成的政治习惯，换句话说，德川幕府只是已往行之有效的法度之集大成者，习惯和权威使得这些限制措施得到有效实行。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权制封建国家中，参谨交替制度是日本所独有的，在我国的东周和西周，在西欧，都没有类似制度。
室町幕府后期松弛的身份制度自丰臣秀吉以后开始加强，而德川幕府则把身份制度推向极致。不只是社会身份仍然延续过去的习惯，依次为士、农、工、商，还为不同社会身份制定了相当繁苛的规矩。把农民的社会地位提高到仅次于武士，完全是因为以农业生产和实物地租为主的社会，农民成为税负的主要贡献者。“为了禁止百姓永远买卖田地，防止土地的兼并和纳税能力的减低，幕府于宽永二十年（1643），几次下令对农民生活加以严厉的限制：如不许随便吃米；不许买酒、买茶和饮酒、饮茶；不许种植和消费烟草；妇女如伺候丈夫不周，喝茶过分（似与前款矛盾，若不许饮茶，何来喝茶过分？原文如此。）和游山玩水者必须离婚等等。”（《日本史》第278页）《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说，“在整个江户时代，幕府对待农民的态度就是这样，并没有根本改变。而干涉、限制最甚的，莫过于幕府初期三代将军的统治时期”。（同上）这段引文让我觉得，对农民的这种繁细限制可能没有得到长久和切实执行。
但是，武士的生活方式在德川幕府时期却有了根本上的改变，这就是武士与土地的联系被割断，他们都被集中到城市的城下町居住，对农民不再享有的领主权利，地租变成武士的薪俸。虽说兵农分离措施早在丰臣秀吉时期就已开始实施，但当时德川家康的领地内仍然实行传统的封地制度，这是因为他统治的东海道地区还没有像大内氏和北条氏那样形成大名的城下町。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后，其属下武士也都被集中到江户居住，兵农分离制度得到了全面实施。德川幕府拥有二万二千多家臣，其中五千人称作旗本，其领地叫知行所，一万七千人称作家人，他们的土地叫给地，这些家臣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家臣，总数约在6至7万人。旗本和家人的区别是前者有资格参见将军，后者没有，这种差别也代表他们的俸禄（地租）的多寡。幕府的直辖领地到元禄时就基本固定下来，总计为680万石左右，约占当时全国土地（3000万石）的22%，其中420万石归将军家庭所有，260万石分给诸旗本的知行所（如此说来，家人的给地应包括在将军所有的420万石中）。与当时几个最大的大名（前田氏102万石、岛津氏77万石、伊达氏62万石）相比，幕府占有绝对优势。（参见《日本史》第281-282页）
不能把日本的武士简单理解为职业军人，因为他们也是世袭的职业管理者，是统治阶级。“官员没有文武之分，平时作为事务编制的人员，到战时就能原封不动地变成指挥系统。”（《日本史》第282页）“武士占全国总人口约6%，且包括大多数的官僚，因为官僚实际上是由武士转变而来的。”（《日本小史》第73页）“阶级的主要区分在武士与非武士之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阶级的政治角色主要是统治与被统治阶级。“非武士基本上区分为居住在乡村的人和居住在城市的人”（引文同上）。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