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等五人辞职后，萨摩和长州藩士成为明治政府的主导势力。对此，坂本太郎评论说：“这样，萨摩、长州出身的人在政府中的比重，有了显著的增加，尽管说这种现象，在废藩置县后的政府中，早就是明显的现象，但到这时候，萨摩、长州专制的藩阀政府面目，越来越暴露无遗。”（《日本史》第375页）明治六年（1873）十一月，明治政府增设内务省，由参议大久保利通兼任内务卿，掌管全国治安；明治七年（1874）一月，将警视厅划归内务省。这些完善政府职能的举措也被认为是针对那些新怀怨恨的人。明治七年一月，下野的四名参议坂垣、后藤、江藤、副岛与前东京府知事由利公正及小室信夫、吉泽滋、冈本健三郎联名向政府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其秉持的信念就是从西方学来的“天赋人权论”。他们成立了名为“爱国公党”的政党，成为日本首个政党，开政党政治之先河。同年二月，下野参议“江藤新平在旧肥前藩士族的拥护下，在故乡佐贺茂发动了反政府的叛乱。当时政府担心它会成为引发其他反政府情绪的导火索，但由于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处理迅速，叛乱得以在短时间内平息”。（《日本史》第376页）但坂本太郎并未告诉我们，叛乱的政治诉求是什么。有意思的是，江藤新平曾担任明治政府的司法卿，为建立新政府的司法制度（编纂刑法典、改革司法部门职务制度）做出很大贡献。被捕后，依据他制定的刑律被处以枭首极刑，这多少与我国春秋时期作茧自缚的商鞅有些相似。
明治七年（1874）四月，刚刚否定征韩的萨长主导的明治政府居然通过了由大久保利通（萨摩阀）提出的征台建议。坂本太郎对此的解释是：“大久保利通因停止征韩，深恐国内发生动荡，便把征台提了出来，想借此使士族阶层中郁积的愤懑发泄出来。由于它比征韩更师出有名，战争的规模也比较小，无须顾及各国的干涉，所以原先反对征韩的人，除木户以外，也都表示赞成。”（《日本史》第378页）［由此看来，各国的史学家都会为本国的扩张政策进行辩护。当然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也不必浪费纸墨去批判］于是，明治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总督，率兵3,658人出发征台，同时在正院设置台湾蕃地事务局，由参议大隈重信担任长官，俨然一副马到成功的架势。台湾军民被这几千日军打败了，随后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陆海军到台，虽兵力远胜侵台日军，但尚未开战，就在同年十月，清政府与日本达成屈辱的和解协议，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了事。［按当时两国实力对比，用武力把日本赶出台湾并非难事，但腐败的政府都是对外卑躬屈膝，对内鱼肉百姓。所以若没有一个清正廉明的政府，即使拥有再多的军队、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是熊包一个］日本初次进行扩张就捡了一个大便宜，其后扩张野心一再膨胀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但是，坂本太郎说，“政府企图通过征台缓和士族阶层的不满，这个目的可以说并未达到”。（《日本史》第380页）他所说的士族不满主要表现在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实际上，早在征台前，木户孝允（长州阀）就提出了发布议院宪法的建议，也得到明治政府的认可，且于五月二日（明治七年，1874）发布了这个法案。木户孝允很早就抱有民权思想，在访问欧洲回来后，他就向政府力陈制定宪法的必要性［可见，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取决于自己的观念］，却没有得到响应。后来，坂垣等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主张，成为反政府运动的舆论武器，并于四月在土佐创办立志社，在同乡间鼓吹自由民权思想。木户孝允打算缓和国内的紧张情势，就再次提出议院宪法的建议。明治政府公布的法案，“是以五条誓文为基础，召集全国人民的代表，以公义众论的方式制定法律。首先召集地方长官，代表人民设立协同公议会议。这个会议的性质，是天皇的咨询机关，议事进行的方法等均采用西方议会等方式，基本上具备了尊重公议的形式。”（《日本史》第377页）同样，明治政府的议院法案也未能缓解民众（主要是士族，当时的日本社会士族是政治权利的主要诉求者）的不满情绪。明治八年（1875）二月，坂垣在大阪设立爱国社，企图把各地出现的自由民权团体联合成全国性组织。“而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开办私学校，向门下弟子传授军事学，准备积蓄力量从事反抗政府活动。”（《日本史》第380页）
不知是何原因（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日本史》作者没有说明），木户孝允辞职不干了，致使明治政府的基础不稳，于是大久保利通打算请木户回来，而伊藤博文和当时已下野的井上馨则想把坂垣招回来。明治八年（1875）二月，在伊藤和井上二人的斡旋下，大久保利通与木户、坂垣举行了会谈，“以今后政府要逐步建立立宪政体为条件，恢复了二人的参议职务。明治八年（1875）四月十四日，明治天皇下诏，逐步实行立宪，废左、右两院，设立元老院和大审院，改革官制，实行地方官会议等等”。（《日本史》第381页）应该说，这是二十多年来日本政治出现的面向未来的积极变化。无论是攘夷，还是王政复古，其宗旨都是要推翻幕府政权。而实行王政复古的这些年来，虽然社会出现了取消封建禁锢的一些政治举措，但是明治政府究竟还是没有找到适应新社会的政体。而今，藩阀政府的政治基础日趋不稳之际，朝野终于就未来政体达成一致意见，实在是日本民族之福音。元老院（代替以前的左院）掌管立法，其成员称议官（参议胜安芳、外务少辅山口尚芳等二十多人）仍由政府任免（它与先前的左院没有什么不同），元老院于当年七月举行了开院典礼。大审院作为最高裁判所削弱了司法卿的裁判权，它在东京、大阪、长崎和福岛设立上等裁判所，撤销了原来的司法裁判所，其目的是使司法与政治分离。地方官会议仍以木户制定的议院规则为依据，木户亲任议长。六月在东京召开的地方官会议，讨论的主要是社会民生问题——修建道路、堤防和桥梁，建立地方警察、地方民会、救济贫民、建立小学校及保护法等等。坂本太郎认为，“元老院相当于上院，地方官会议则相当于下院，通过这些办法以使立宪宗旨得以逐步实行。”（《日本史》第381页）但是仅仅过了八个月（同年十月），坂垣就以意见不和辞去参议职务，木户也在明治九年（1876）三月辞去参议就任内阁顾问闲职。“于是大阪会议通过的补救、加强政府的措施落得一场空。”（同上）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产生分歧，坂本太郎没有细说。不过从明治八年（1875）六月明治政府又发布了诽谤律、修改新闻条例，要用法律来取缔反政府言论的措施来看，主导政局者似乎并不想分享权利。“明治九年（1876）《朝野新闻》记者成岛柳平、末广重恭等三十余人因触犯该法受到处罚，被禁止出版的报章杂志有《评论新闻》、《草莽杂志》等几家。当时主办报章杂志的，都是士族，而且很多是对萨摩长州怀有强烈敌意的幕府旧臣。”（《日本史》第381页）可见，反政府的士族也是各怀鬼胎。
明治十年（1877）二月，因征韩不成辞职回乡的西乡隆盛举兵讨伐政府。隆盛在故乡鹿儿岛开办私学，还在各地建立分校。很多学生都与隆盛一样对政府不满，而政府也对隆盛心怀忌惮严加监视，冲突终于在这年的一月爆发，私学的学生冲进政府的军火库抢夺弹药，还劫掠了陆军兵工厂和海军造船厂。二月，他们拘捕了政府派来的警察，声言他们是来暗杀隆盛的。在此情况下，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趁势宣布举兵，公然讨伐政府。（坂本太郎给出的这种描述，意在表明西乡隆盛是被迫的，其实就算他没有暗中策划，也是他平时教导的结果）“县令大山纲良把公款捐给他们充作军饷，并遣使向沿途府县通报举兵理由。”（《日本史》第386页）西乡隆盛率一万五千人北上，在熊本城被官军包围。“虽包围了熊本城，在植木、田原坂等进行激战，胜负难分，加上各地不满士族纷纷起来响应，使政府面临重大危机。幸而官军奋力作战，并具有现代化装备，终于取得胜利，九月，隆盛等人在鹿儿岛城山自尽，持续了八个月的大乱终于被镇压下去（西南战役）。”（同上）这场战争所以值得一提，不仅因为这是武力反抗明治政府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战役，还因为西乡隆盛是萨摩藩武士、讨幕功臣。只是我搞不明白，西乡隆盛的政治诉求到底是什么？明治以来，武力反抗政府的行动时常发生，有农民起义，有士族作乱，虽然也可说是此起彼伏，但都是规模不大的孤立事件。他们或者不满于自己的经济境况，或者不满于自己的政治境况，并把这些不满的原因归罪于政府，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诉求，他们反抗的也并非是王政复古后的政治体制。西乡隆盛死后，“窥测时机以求一逞的不满士族，不得不完全打消武装叛乱的念头，改为靠言论和政治斗争的手段去反对政府。”（《日本史》第387页）所以会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既缺少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也缺少民众基础。西乡隆盛战败自杀（九月），在其之前木户孝允（五月）病逝，在其之后因西南战争而威望高涨的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明治十一年五月），维新功臣相继去世，日本政治会因人事更迭而出现转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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