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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说名字
先从名字说起。
施耐德电气的正式名字叫做SchneiderElectric。
施耐德（SCHNEIDER）是德文，意思是“裁缝”。这个姓氏在德国是个大俗名，往柏林扔块砖头砸死五个人，三个汉斯，还有两个施耐德。德国叫施耐德公司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所以我们给客户一递名片，对方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你们是德国公司吧？”第二个反应是：“你们是作光学镜头的吧？”
我们只能耐着心解释：“我们真不是德国施耐德的，我们是法国施耐德的；我们是作电气的，不是卖镜头的。”
因为这个大俗名，还闹出过许多尴尬。前些年我们公司人事在面试的时候，来了一个小伙子。面试官先问了个几个普通问题，然后问：“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了解？”小伙子眼珠一转，开始大谈中国企业走向海外，面试官听着不对劲，连忙拦住他：“你这说什么呢？”小伙子还挺委屈，反问了一句：“你们不是才被TCL收购吗？”噎得面试官一楞。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俩人沟通了半天才搞明白，原来在同一年，中国TCL收购了一家叫德国施耐德的电器制造商，“电器”与“电气”之间只差一字，而且媒体只提施耐德三字，也不表明国别，以致那小伙子以为自己来国企面试。面试官也委屈，施耐德电气全球营业额一年一百多亿欧元上下，不至于被TCL给吃了吧。
施耐德这名字的中译也是个头疼事。公司营业执照上把Schneider翻译成“施耐德”，因此公司规定所有相关的发票、文件、宣传资料，都必须统一用这三个汉字，不能错。这个规定在内部执行的很好，可一到外面就乱套了。跟公司接触的单位五花八门，经常一耳朵听错，信手写成施奈德、史耐德什么的；还有国际政治学的不错的人，给错写成施罗德……最离谱的是曾经有一次公司在某大酒店办活动，酒店那边有位负责接待的大侠，估计是错把Schneider错看成了Schindler了，大笔一挥，在告示牌上唰唰唰写下“辛得勒”三个大字。这个错误幸亏被及时纠正，否则真帖出来一份“辛得勒客户名单”，还不得吓死几口子。
这种误会闹得多了，现在公司里的职员早已经训练有素，每次让别人写公司名字的时候，都彬彬有礼地提醒：“你好，我是法国施耐德电气的，对，施耐是施耐庵的施耐，德是道德的德。”去年反法情绪高涨的时候，员工之间互相解嘲说：“我们可不是法企，我们的创始人是施耐庵，我们也算民族企业。”
不知竞争对手西门子，是否说过“我们是德国西门子公司，西门是西门庆的西门……”
打虎亲兄弟
施耐德公司的创始人当然不是施耐庵，而是一对法国兄弟。哥哥叫阿道夫（Adolphe）施耐德，弟弟叫做欧仁（Eugène）施耐德。这对兄弟出身于施耐德家族，这个家族祖上是从普鲁士移民到法国的，世代经营银行业，虽然不是什么名门，好歹是个大族，无论政权更迭，这家族在巴黎高层一直有着不错的关系。
这样的家族，一般就应该一边营造政府高层的关系，一边拓展金融方面的业务，就象是赫赫有名的罗德斯柴德家族那么干。但施耐德家族传到阿道夫和欧仁兄弟俩这一代，却出现了变化。
大哥阿道夫自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继承了家业以后，坚守着银行业这一亩三分地，在巴黎混得风生水起，为人所称道。可他弟弟欧仁的名声，却比他哥哥差远了。这位欧仁少爷对银行业和政治不感兴趣，放着正经的马术、剑术、宫廷礼仪和文学之类的贵族科目不学，却整天泡在车间和作坊里，对炼钢和炼铁乐此不疲。
发明家那时候在法国名声并不好，如富尔敦这等高人，都被拿破仑当成是江湖骗子轰去了美国，遑论别人。于是大家都觉得阿道夫不错，欧仁就是一个兴趣古怪的纨绔子弟。好在阿道夫对他这个弟弟十分关爱，非但不阻止他的这种爱好，还经常资助他的研究。
1836年凯旋门落成，全巴黎的人都跑去看热闹。而欧仁施耐德却悄悄离开巴黎，不动声色地出现在了法国东部地区的一个叫乐魁索的小镇（Creusot）上。乐魁索小镇是个历史悠久的工业小镇，附近生产铁矿与煤矿，储量很高，只是产量不大，当地还有几家小炼铁厂和铸造厂。事实上，这里的炼铁厂是欧洲最早的几家钢铁作坊之一，Creusot这个名字，本意就是坩埚。
乐魁索的地理位置很好。这里北有巴黎、南接里昂、东邻第戎，距离这三大城市都很近，而且左右两侧是索姆河和卢瓦尔河，水运极为便利。欧仁考察了一圈，觉得非常满意，回到巴黎跟大哥汇报了一下。阿道夫当即拍出一大笔钱，把乐魁索的煤矿、铁矿以及附属的厂子一口气都买了下来。甚至还买下附近一座叫Verrerie的城堡作为施耐德家族在当地的总部。
这个大手笔让家族十分震惊，没人知道为什么一贯精明的阿道夫为何要把钱砸到这么一个穷乡僻壤来。直到阿道夫宣布成立施耐德-施耐德-乐魁索公司，由欧仁担任总经理，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打算开冶炼厂作实业了。
当时搅炼法刚刚付诸应用没几年，距离转炉炼钢法和蓄热室的发明还有二十多年，钢铁冶炼的效率和产量，还远不能满足日益高涨的工业革命需求。可大多数人还处于蒙昧状态，对这个巨大的商机浑然不觉。只有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已经开始敏锐地觉察到冶金行业的远大前景，自幼就浸淫其中的欧仁施耐德对钢铁的威力深谙于心，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有了施耐德家族的资金作后盾，欧仁开始大张旗鼓地在欧洲、美国各地招兵买马——据说连JamesNasmyth（早期蒸汽锤的发明者）都曾经来厂子里呆过。不过他们招徕的人才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做FrancoisBourdon的美国人。这个四十多岁的美国人在机械方面是一把好手，而且精力旺盛，思维敏锐。施耐德兄弟先后数次邀请，花了重金才把他礼聘到了乐魁索公司。伯顿来到乐魁索公司以后，一头扎进了施耐德兄弟事先给他准备的车间，整天深居寡出。
伯顿大牛不负众望，不过两年时间，一则爆炸性的消息从乐魁索传遍了全国：一台巨大的钢铁怪物诞生了！
大为震惊的政治家、军人、记者和附近的民众纷纷涌向乐魁索公司的工厂，在那里的车间里，他们看到了伯顿趾高气扬地站在一台蒸气机车头上，冲大家挥动着帽子。
自从1814年英国人史蒂文生发明了蒸汽机车以后，铁路正式进入人类文明。法国虽然也很快开始铺设铁路网络，但是蒸气机车却必须要从英国进口，这对于刚刚经历过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来说，自尊心多少有些受损。国产火车的呼声逐渐高涨。欧仁施耐德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他不仅仅只是满足于钢铁冶炼和初级加工，而是从一开始就把乐魁索公司的定位设为冶炼和制造双头并进。
尽管这个火车头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是第一台零件与组装完全国产化了的蒸气机车——第一台在法国领土上驰骋的法国火车。这一成功震撼了整个法国，爱国的法国人毫不吝惜地把赞美献给施耐德兄弟。乐魁索公司和施耐德兄弟也因此而名声大振。因为这一功绩，欧仁施耐德还被授予了法国荣誉勋位（Légiond''honneur）。
这一成就大大地刺激了法国的铁路建设。整个法兰西每一个城镇都要求铺设铁路，每一个外省都急于要用这种崭新的交通方式与巴黎建立联系。整个法国五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土上，蓝图上的铁路已经稠密如蜘蛛网。欧仁施耐德不失时机地宣布，与蒸汽机车同时推出的，还有施耐德生产的铁轨与相关的制件、技术。
大家都知道，卖元件不算什么，卖解决方案才是最赚钱的。
而这一次可是赚大了，业务量猛增，订单如雪片一样飞入施耐德的工厂，利润也是节节攀高。不出三年，施耐德家族就收回了投资，乐魁索工厂甚至成了整个家族的龙头企业，开始了从银行业到工业的转型。
没人再敢小瞧欧仁的头脑了，阿道夫更是得意非凡。靠着欧仁本人雄心勃勃，和伯顿继续投入研发工作，次年在伯顿的主持下，法国第一艘蒸汽机船也在此诞生，从塞纳河顺流直上，一路开去了巴黎。
但施耐德-乐魁索公司在工业史上最大的成就，还是这位伯顿在1843年改良的蒸汽锤。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尽管在这之前早有英国人在1841年提出蒸汽锤的工作原理，也造出了几台实验型的机械出来，但第一款真正成熟的、可投入实际应用的蒸汽锤，则是由伯顿率领着工厂技术班子开发出的乐魁索汽锤。
蒸汽锤的应用，一口气将施耐德－乐魁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倍。这种效率让全欧洲的同行都瞠目惊舌，纷纷改弦易张，也在自己的工厂里安装各种型号的汽锤。在1843年到1867年之间，乐魁索公司一共生产了110个蒸汽锤，其中26个保留在了自己的工厂里，其他则卖去了欧洲各处。这个成就，惹怒了德国的一位老对手——克虏伯工厂。
钢铁行业一向是克虏伯的传统领地，如今施耐德-乐魁索公司居然靠着汽锤和蒸汽机车夺得头筹，他们心中自然不甘。德国人的思维很简单，你不是牛吗？我就要在你最牛的领域彻底击败你。
于是两位冤家象是斗气一样，互相憋着一口气，变着法子造更重更大的蒸汽锤出来气死对方——这对于全欧洲的用户是好事，反正如今火炮口径越做越大，装甲越造越厚，这么多重锤绝不浪费。
1861年，克虏伯公司郑重向外界宣布，他们成功地造出了一个名字叫“Fritz”超级汽锤，高达50吨级！这个记录让法国人吃憋了足足16年，一直到欧仁去世后的第三年，施耐德-乐魁索公司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宣布一个80-100吨级的蒸汽锤在乐魁索工厂内落成。为了庆祝这个气死德国佬的成就，施耐德公司还特意作了一个木制的1：1模型，在1878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好生炫耀了一圈。
这个记录一直到1891年才被一家美国公司打破——125吨级。然后喜欢热闹的美国人也造了一个木制模型，在1893年在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上展出。人类爱炫耀的本性，真是到哪里都改不了。
施耐德的这个超级大汽锤一直用到了1930年退役，之后被当作纪念碑搁在工厂里，到了1969年才被彻底拆除，成为了施耐德公司早期发展的一个见证。
总之就在你追我赶之中，让克罗索公司平步青云。施耐德兄弟借机把整个公司的业务拓展到钢铁、重工业、铁路与造船业，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傲视同行。1889年落成的埃菲尔铁塔，所有的钢铁制件，都是在施耐德-乐魁索的工厂里造出来的。因为这一贡献，欧仁施耐德也获得了一项比法国荣誉勋位还要光荣的荣誉——他的名字和其他七十一位科学家的名字被刻在了埃菲尔铁塔之上，至今仍在。
而在施耐德工厂的带动下，克罗索从一个静谧安宁的小镇变成了热闹、嘈杂、到处都是工人和商贩的现代工业城，整个克罗索小镇的人口从1846年的6000人增加到1872年的22，000人，其中一半人都在施耐德工厂相关。施耐德家族一度占有了法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钢铁、冶金以及铁路市场，成为这一领域的大托拉斯。
福兮，祸之所伏，很快施耐德就要面临他们的第一次危机，而能够拯救这次危机的，不再是阿道夫、欧仁这对打虎的施耐德亲兄弟，而是欧仁的儿子——亨利施耐德——这次，就要看上阵的父子兵了。当时法军总司令尼维勒急于打开局面，不顾坦克部队还未形成战斗力的事实，仓促调集他们参加了埃纳河会战。
1917年4月16日，施耐德CA1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这次会战中，法军共投入全部两百余辆坦克，编成2个集群协同作战，他们的任务是配合法军步兵突破德军壕堑阵地。
会战刚一开始，法军的坦克表现还不错。他们按照平时训练的方式，一马当先跨越壕沟，用战车前端的耙子撕开铁丝网，为后来的步兵趟平道路。
但德军早开始习惯了坦克的出现，不再象以前一样惊慌失措。他们调集了数个火炮营，从容不迫地对着法军进行轰击。在德军精确密集的炮火迎头攻击之下，130辆缓慢如牛的法军坦克被炸成了碎片，至于其他的坦克，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几乎全部抛锚。法军的坦克部队乱成一团，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甚至导致集群的最高指挥官命丧沙场。整个会战很快又变成了绞肉机式的传统战争，法军指望用新型武器占据主动的打算彻底破产。
会战之后，施耐德-CA1的糟糕表现让军方十分震怒。埃斯蒂安的政敌们借机开始整他，保守派也拼命攻击坦克这种古怪的兵器，觉得咱们大法兰西不必事事都学英国佬，法军的坦克项目几乎因此而夭折。好在贝当将军及时出手，救下埃斯蒂安，但责成他必须尽快弥补这个失败。
埃斯蒂安逃过一劫后，第一个决定就是把施耐德公司的制造商资格取消，一脚踢出去，找了另外一家小公司来代替。
这家小公司1898年才成立，距今才二十年不到，是家专门生产汽车的厂商。在法军坦克研制立项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参与过投标，与施耐德还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盟关系，因为竞争不过施耐德而退出，却一直贼心不死。这次眼见施耐德吃了一个大瘪，这家小公司喜上心头，很快便顺利接替了施耐德的位子。
有了施耐德前车之鉴，这家小公司殚精竭虑，很快便生产出一款叫做FT-1型的坦克。法军这次不敢大意，经过了一系列严格测试，正式宣布。FT-1在随后的数次战役中表现良好，把埃斯蒂安的装甲战术理论贯彻的非常完美。订单也水涨船高，法军订的越来多，连盟友都纷纷来打听。借着这股东风，这家小公司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膨胀成了法国数一数二的制造商。
这家当年的小公司，现在大家都很熟悉。
它叫雷诺。
但见新人笑，哪知旧人哭。雷诺的FT-1春风得意，埃斯蒂塔也被人誉为法国坦克之父，捧上了云端。可怜的老施耐德CA1却被打入冷宫。法军还算够义气，没有撤回最初那400辆的订单，虽然那只不过是为了填补FT-1下线前的空窗期罢了。施耐德公司在一片愁云惨淡之下，勉强生产完了剩下的两百多辆，就再没接过任何新的订货。
而这两百多辆坦克，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被改装成了战场修理车和运输车，给别人打下手，受尽歧视。
施耐德公司痛定思痛，觉得这东西砸在手里也是浪费，决定在法国之外寻找买主。反正如今坦克还是个新鲜货，还没多少国家能够生产。在欧洲考察了一圈，施耐德公司觉得意大利人最傻最天真，就派人与之洽谈，居然达成了合作意向，还草签了一份1500辆的生产计划备忘录。
可即使是意大利人，也不全是傻瓜，他们让施耐德公司运一辆去意大利作测试。做完测试之后，意大利人宣布放弃1500辆的生产计划，礼貌地把样车退还给了施耐德公司。
就此，施耐德CA1型的命运，被彻底决定：项目被撤销，后续的几种CA系列停留在了蓝图上，生产线也被拆除。CA系列的坦克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讽刺的是，与此同时，鉴于FT系列坦克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法国政府为雷诺公司的头头路易斯雷诺授予了法国荣誉勋位（Légiond''''''''honneur）——这恰好是近百年之前欧仁施耐德因制造了第一辆蒸汽机车而被授予的荣誉。
一战结束以后，施耐德CA1型坦克一共没剩下几辆。法军把其中的六辆卖给了西班牙，在随后的摩洛哥战争中，两辆被炸毁。幸存的四辆一直坚持到西班牙内战爆发。不幸的是，他们的操作者是国际纵队，结果被佛朗哥将军的手下打坏了三辆。
硕果仅存的最后一辆一度成了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役坦克，后来被放到马德里博物馆里供人参观。二战后这辆老爷坦克被西班牙政府捐赠回了法国，当作历史文物供起来。不知在午夜时分，这辆孤零零的坦克耆宿，是否会想起它的399位兄弟？
CA1这个项目的失败，让施耐德浪费了大量宝贵资源，搞得自己声名狼藉不说，还差点弄丢了法国军方这个大客户。从它开始，原本如日中天的施耐德开始了一连串令人无语的历程，其经历之曲折，命运之委屈，催人泪下。我曾经把这个故事在午餐的时候讲给公司的同事们听，一位天津籍同事听完CA1的故事，不由得感叹了一句，我认为这句感叹可以算作是对CA1盖棺定论了。－－“介泥马就一倒霉孩子。”
倒霉孩子CA1坦克
山雨欲来风满楼
施耐德公司虽然在坦克上大败亏输，可到底是老牌军火加钢铁大鳄。不就是一坦克嘛，给你们雷诺自己玩儿，军方的订单大头，比如火炮、火车和其他技术兵器，到头来还是得来求我们施耐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整整持续了4年零3个月，最终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施耐德公司在战争中靠着法军和协约国的订单，大赚了一笔；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政通人和，百废待兴。施耐德当仁不让地又，而且这一次比之前赚的更狠，因为此时它的业务已经不只是钢铁和军火，还有民用电力与水泥。尤其是后两块市场，对于战后重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自然利润也大得惊人。欧仁二世当年慧眼识珠，从电力刚一诞生就下力气进行投资，如今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凡尔赛条约刚刚签订，德国对中欧和东欧的影响力大幅度下降，出现了暂时的势力真空，以施耐德为首的战胜国企业趁虚而入。其中施耐德最著名的合作伙伴，是捷克的L&K公司，两家公司一起合作生产高档豪华的轿车。这款轿车就是赫赫有名的斯柯达（Skoda）品牌前身。另外，施耐德现代的三大主要品牌－梅兰日兰、TE电器和美商实快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
在积极拓展新业务的同时，施耐德仍旧没有放弃军工领域的发展。公司的军火生意愈作愈大，甚至连远在亚洲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都特地派专员前来订货。彭孟辑的独立炮兵第十四团，除了从德国运来一批莱茵式30倍炮以外，就是施耐德产的75mm山炮。这些武器在之后发生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眼看施耐德发展势头一片大好，所有人都觉得，一战中的坦克失利不过是个令人不快的小小阴影，不会有什么阻止施耐德继续开疆拓土。
好景不长，战后的欧洲并没有开始了所有人期待的和平。战后十年里，德国经济日益衰落，人民的不满情绪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倒台和纳粹党的崛起。野心勃勃的德国试图恢复自己在欧洲的影响力，努力摆脱凡尔赛条约设下的条条缰索。在德国的咄咄逼人之下，施耐德公司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在东欧的业务，把斯柯达的股票转卖给德国企业，从此退出了中、东欧市场。
与此同时，法国国内也不平静。1929年至1933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美国的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了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有5000家银行倒闭，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为了偿还债务。1931年法国银行家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仍旧入不敷出。与银行业一贯联系紧密的施耐德公司也遭受到了严重打击。
俗话说祸不单行，正当施耐德公司为公司财政焦头烂额的时候，又一个灾难悄然降临。1935年7月14日，法国社会党、法国激进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和各大工会组织全国规模的反法西斯示威，并决定起草统一左翼各党派行动的共同纲领，人民阵线遂宣告诞生。人民阵线是一个左翼组织，主张将法兰西银行和军事工业收归国有，提高工人工资，设立国家失业基金，对富人增税。在随后进行的众议院选举中，人民阵线大获全胜，社会党人L.布鲁姆组织了首届人民阵线政府。
人民阵线的这种政策，对于施耐德公司来说非常棘手。法国政府对大公司征收极高的税金，并要求提高工人的薪酬待遇，甚至威胁说要把施耐德公司的生命线——乐魁索工厂收为国有。施耐德公司高层惊恐万状，一方面不停地游说政府官员，一方面联合其他同样深受其害的大公司进行施压。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1937年，布鲁姆于6月辞职，人民阵线的国有政策名存实亡，激进党人C.肖当、达拉第先后组阁。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8年10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人民阵线公开分裂，才有所好转。但这时候施耐德公司已经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市场价值，几乎一蹶不振。人民阵线的分裂让施耐德公司的领导者查尔斯施耐德精神一振，他们觉得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已经搬掉，可以重新开始发展了。
但是他们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此时在法国的东边，有一头比人民阵线更可怕的猛兽已经悄悄睁开了眼睛，施耐德公司最惨痛的一次灾难，已经逐渐飘到了眼前。
这头猛兽，就是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
倒霉催的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波兰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纳粹德国的闪电战令全世界瞠目惊舌，德军只花了27天就占领了波兰的首都华沙。华沙的陷落，让施耐德公司在东欧的销售网点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更惨的是，施耐德为了提高效率，大量雇佣当地的犹太员工，德国人这一来，全砸到手里了。施耐德不得不彻底放弃了这一地区，把业务的中心重新放回到西欧和新兴的北美市场。
当时欧洲绥靖气氛非常浓厚，英国首相张伯伦期望德国侵占波兰以后，能够继续向东去进攻苏联，于是在援救波兰时行动迟缓，英、法联军在西线按兵不动，坐视波兰灭亡，被人讥讽为“静坐战”。施耐德公司与同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都在暗自期望波兰可以喂饱希特勒这个恶魔，让他不再出来兴风作浪。
施耐德的核心旗舰——乐魁索工厂距离里昂不远，按道理应该准备一个搬迁计划，以万一。可公司上下谁都觉得这实在不可能，何必杞人忧天。
“安啦，德国人不会打过来啦，他们只会往东去打苏联人。”施耐德公司的总裁这样安慰全公司员工。
施耐德公司的乐观不是没有理由。从普法战争开始到一战，法、德这对老冤家掐了不知多少次了，没见哪次能真把对方吃下去的。
你们有希特勒，我们还有马奇诺防线呢。
他们对法军信心十足，觉得德军就算真打法国，肯定也会演变成阵地战，波及不到乐魁索工厂。还是赶紧算算，看这次能从法军那里弄来多少订单是正理儿。
于是，乐魁索工厂就在对法军无比的信赖中，渡过了接下来的8个月。
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发动了法国战役，德军的装甲铁流绕过戒备森严的马奇诺防线，从防守薄弱的阿登山区突破法国防守，一举攻陷法国战略要地色当。法国的大门彻底洞开。
得知德军突破马奇诺防线的消息之后，法国上下乱成一团。施耐德公司虽然也惊慌失措，却仍旧心存一丝侥幸，指望英国远征军和法军会组织起有效抵抗，德军攻势只是昙花一现。因此，公司高层并未积极地组织乐魁索工厂搬迁，而只是遣散了一批工人，继续观望局势。
等到6月4日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施耐德公司对法军的信心彻底崩溃了。
可是他们还是没动。
为什么呢？因为施耐德公司作了多年的军工，工厂里懂军事的人也不少。有顾问分析说。德军打的是闪电战，兵贵神速，肯定是突击法国西部，走最短距离去打巴黎，一时半会儿顾不到咱们这儿。这个战略判断，是基于所有的法军都不堪一击，德国人长驱直入的判断。讽刺的是，之前他们不搬，是因为对法军太有信心；而这一次没搬，则是因为对法军太没信心了。
要说人不顺啊，喝凉水都塞牙，施耐德这一次又猜错了……
其实他们的猜测很专业，这确实是德军最初的计划，随后的战局进展，也一如预料。6月11日，克莱斯坦坦克集群占领了兰斯，古德里安集群逼近夏龙。施耐德公司一看，好，德国人这回可要往巴黎去了，咱们不着急搬。他们慢吞吞地制订了一个搬迁时间表，慢条斯理地拆着机器。
谁成想，法军又一次让他们失望了。
原本不堪一击的法军，突然涌现出了昙花一现的斗志。他们在6月11日成功炸毁了奥依色河上的大桥，阻止了德军的前进。
德国人一看，得了，你把桥炸了，那我们就绕路吧。
于是德军转向法国东南的奎斯卡德地区（Guiscard），著名的“大德意志团”一马当先，于15日横渡塞纳河，朝着里昂穷追猛打，一路直接从乐魁索地区平趟过去，正逮了施耐德公司一个正着……
你说这不是倒霉催得么？
施耐德公司这一连串对战局的误判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在迅疾如风的德国军团面前，作任何事情都已经来不及了，猝不及防的施耐德-乐魁索工厂完整地落到了德国人手里，甚至还没顾得上炸毁任何一座高炉。
德军统帅部对这一战果非常高兴。施耐德公司在整个欧洲都享有声誉，它的钢铁生产能力对于资源匮乏的德军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最高统帅部在占领乐魁索工厂的第二天，立刻派遣了接收官员和一批技师进驻工厂，就组织生产的问题充当顾问，试图将其改造为纳粹帝国的一台工业发动机，为战争机器源源不断地提供钢铁原料。
6月17日，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投降，7月1日，傀儡政权维希政府成立，至此整个法国都落入德国的掌控之下，施耐德公司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这一次，施耐德公司被迫面临前所未有的严苛困境。德国对于占领区的生产资料控制极为严格，除了直接没收或限制使用储存的战略物资以外，重要原料的买卖和加工都需要有特别许可证，同时还设立了专门机构来指导分配工作。施耐德公司和工厂的要害职位都被安插了纳粹德国指派的人，工厂被纳粹专员严密管制，银行资金被接管，工会领袖被逮捕，而且整个公司被迫转入战时体制——这意味着公司将不会再有任何利润可言。它甚至连破产都无权宣布。
倒霉的不只施耐德一家公司。在德军彻底占领法国之后，几乎所有的法国企业都遭受了类似的苦难。尽管这些法国公司和工厂仍旧由战前的业主进行管理，但其自主权早已丧失殆尽。德国人可以用拆除工厂、没收不用的机器、以及把工人送往德国进行威胁。更可怕的是，德国在法国设立了许多定货局来协调在西欧的采购活动。凡交易额超过五千马克的合同，必须向这些定货局呈报，如果不去呈报，那就意味着不得将原料分配给有关商行。这等于直接扼住了这些企业的咽喉。这些不幸的业主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老老实实按照德国人的命令行事。
据统计，在德国占领期间，德国通过这种方式将法国的74%的铁矿61%的钢铁、64%的汽车等都掠为己有。
作为一家钢铁和军火企业，施耐德公司尤其痛苦，它必须在生存与独立自主之间作一个抉择。于是，公司高层向所有的员工提出了一个口号：“反抗式忍受”。一边用消极怠工的方式与德国人虚以委蛇；一边通过公司在英国的办事处与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暗通款曲。
这一举动却给公司带来了一场真正的灭顶之灾。
还是倒霉催的
“反抗式忍受”
这句口号的意思是：活儿照干，工照上，可是千万别发挥主人翁精神，当一天牧师撞一天钟。施耐德公司面对德国人的淫威，也只能选择这种方式。乐魁索几万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吃穿都指望着工厂，万一德国人发起怒来，断了口粮，可不得了。
于是乐魁索的居民可以看到，每天施耐德公司的工人们还是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只不过工作的效率低了那么一点，次品率高了那么一点，午休的时间稍微长了那么一点，而经理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次数也多了那么一点……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2年。
纳粹德国在北非、地中海与苏联同时遭受了重大挫折之后，不得不收缩兵力，转入了战略防御——西欧作为重要的工业区与经济核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防守的重点。希特勒不仅派遣了德军名将隆美尔去巩固大西洋防线，而且调动了大批军队驻扎在各处战略要害。
施耐德公司看到这种情况，亦喜亦忧。喜的是，同盟军如今节节胜利，光复法国计日可待；忧的是，德军为了反制盟军的攻势，加强了对法国占领工厂的控制，施耐德公司是生产火炮的军火企业，属于被重点管制的对象。公司高层担心整个工厂被德国人强行绑到这架疯狂的战车上，早晚要大祸临头，必须要寻找一条出路才行。经过多方谨慎的接触，公司通过里昂的地下反抗组织与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取得了联系。
戴高乐将军在法国沦陷之前是法国国防次长兼陆军次长。法国雷诺内阁因战败辞职后，他拒绝签署投降协议，毅然出走伦敦，在丘吉尔的支持下成立了自由法国，不屈不挠地与纳粹德国展开斗争，并通过传单和秘密电台的方式号召法国人反抗。在法国人心目中，戴高乐代表的是法国最后的希望。
施耐德电气对于这位将军寄予了厚望。从1942年开始，他们不仅通过在伦敦的公司分部秘密为自由法国提供大量资金，而且还在工厂内部成立地下组织，为盟军搜集情报。很快，整个施耐德-乐魁索工厂便成为这个地区反抗组织的核心。
不幸的是，到了1943年，这些举动就被德军发现了，地下组织被捣毁，十名工人被逮捕——不幸中的万幸是，施耐德公司向伦敦秘密转移资金的行为没有被发觉，德军以为这只是工人们的自发行为。一个火炮工厂居然混入了奸细，占领军对此十分震惊，为了防止这种事再度发生，他们向施耐德工厂派驻了大批监督部队，一时间工厂里岗哨林立，负责巡查的军警几乎比工人都要多，每一个进入工厂的人都需要被仔细检查。公司受到了空前的封锁，与自由法国的联络被迫中止。
在这个时候，同盟国已经决定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因此从1943年开始，美、英空军开始对德国与西欧占领区进行了持久的轰炸，意图瘫痪德军的行动能力与工业潜力。铁路、铁路调运站、桥梁、工厂、水坝等设施都成为重点轰炸的对象。盟军参谋部在制订计划的时候，乐魁索工厂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重要设施。这里出产的火炮对盟军未来的登陆是个很大威胁。盟军通过空中的侦查发现，这里的德军虽然数量众多，防空用的高射炮却很稀疏，是个很合适的空袭目标。
于是施耐德公司在浑然不知情的情况下，命运就被阴错阳差地注定了……1943年10月17日，英国皇家空军的94架兰开斯特轰炸机从英国起飞，他们平稳地穿越了法国国土，在大约黄昏时分飞抵了位于巴黎东南270公里的乐魁索。
兰开斯特轰炸机设计时速是每小时287英里，最高可以飞到19,000英尺的高空，在载弹7,000磅的情况下可以连续飞行2530英里。对这些怪物来说，飞去克鲁佐地区一趟就象是逛后花园一样。
隆美尔为了防止英国从英吉利海峡登陆，因此把大部分高射炮调集到了海滩沿线。相对的，乐魁索地区缺乏对空力量，所以这支轰炸机编队甚至没有战斗机掩护，他们放心地降低到了树梢高度，从而可以更精确地把炸弹投到预定目标头上。
施耐德工厂对这一次突如其来的轰炸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很多人忽然看到遮天蔽日的轰炸机群，还以为是纳粹的空军转场。等到第一枚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法国工人们和德国士兵目瞪口呆、束手无策，就象是在珍珠港被日军突然偷袭的美军士兵一样，甚至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
兰开斯特飞机的平均载弹量非常大，而且由于轰炸机高度很低，干扰又少，投弹准确率非常之高，而且参与这一次轰炸行动的都是英国皇家空军的精英，他们毫不客气，炸弹象是大雨倾盆一样倾泻到施耐德厂区。当时虽然是晚上，但是许多工人仍旧在工厂内加班，结果轰炸对他们与德国人同样造成了极大的伤亡。据事后赶到的消防队描述，这副场景就象是地狱的炎湖升到了人间。
空袭的成果是巨大的，一百多年前施耐德兄弟亲手创造的施耐德-乐魁索工厂被夷为平地，几乎全部设施与厂房灰飞烟灭，彻底丧失了生产能力，任何重建计划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这一次的空袭，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二战史上最干净利落的一次轰炸。一位参加了这次行动的英国皇家飞行员说：“就如同全国越野障碍赛马，只是没有一个人落下来。”——当然，这不是很准确，其中一架兰开斯特因此迷航，未能返回。
从战略层面来讲，这是一次成功削弱敌人战争潜力的行动。但在政治上，施耐德工厂的毁灭却引发了一场危机。纳粹德国抓住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宣称英国公然违反战争准则，肆无忌惮地攻击了非军事设施，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把丘吉尔形容成一个为了英国利益不惜让法国人流血的残酷恶棍。
戴高乐与自由法国也对英国军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乐魁索工厂是他们重要的地下组织活动基地，却被自己人炸成了白地。他们要求皇家空军在针对任何法国目标采取行动前，都要与自由法国事先沟通。
这件事愈闹愈大，最后连同其他一系列法国轰炸误伤事件一起，甚至闹到了英国战时内阁。内阁首相丘吉尔在一封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认为空军的战略出现了问题：“战时内阁一直对于我方空袭法国时牺牲的法国人数，深感忧虑，我个人绝不相信这是在最初时期使用我们空军的最好的办法，我仍然认为德国空军应该是主要的目标。”
对于轰炸误伤，丘吉尔坦承：“在初次提出这个计划时，据说遭难的法国平民，包括受伤的，计有八万人，其中有二万人死亡。战时内阁对于上述数字不能不感到震惊，因为我们的空军，特别是必然要承担这类工作的主要部分的皇家空军，显然有滥于使用的情况。”在艾森豪威尔的斡旋之下，同盟国各方及时调整了空军战略，并及时建立起了美、英、自由法国三方的沟通机制，核心精神只有一句话：
施耐德-乐魁索工厂的悲剧，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那这次就算了。
一场可能危及到同盟国团结的政治危机，就此消弭，从而保证了诺曼底登陆的顺利进行与法国的解放。可是对于施耐德公司来说，无论历史会如何评价，都已经来的太晚了。整个克鲁佐-施耐德工厂已经被彻底夷平，厂房、设备、技术资料还有熟练工人与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全都毁于一旦，这些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终于落下了帷幕。各个参战国家——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不得不拖着满是创伤的身体，开始了战后的重建工作。
施耐德公司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许多人认为它将从此一蹶不振。然而新任总经理查尔斯施耐德CharlesSchneider）却不这么认为。查尔斯继承了施耐德家族的传统精神，有着坚定的意志与顽强的毅力，在战争期间一直为施耐德公司的存亡而奔走。战争结束后，查尔斯找到了已当选共和国总统的戴高乐，两人进行了一次会谈。
会谈结束后，查尔斯满面春风地离开爱丽舍宫，随即召开了一次施耐德公司大会，参与者从大股东、家族成员到普通工人都有。在会上，查尔斯指出战争已经结束了，欧洲将进入重建阶段。和平的降临将不可避免地对军工企业产生影响，而民用市场却将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高潮。尤其是美国已经着手开始执行旨在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这是一个发展的新契机。
于是施耐德公司在查尔斯的指导下，放弃了军火市场——事实上他们也已经没有了任何实力——转而把重点放在了电力市场。欧仁二世几十年前的远见卓识，让施耐德在电力方面拥有雄厚实力，此时终于展现出了价值所在。从此施耐德公司告别了经营一百多年的军工和钢铁，更名为施耐德电气，逐渐从军工企业转向了民用市场，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被戴高乐总统称赞为“引领我们的国民经济。”
我刚入职的时候，偶尔读到施耐德电气的公司正史，前面还说炼钢铸炮搞的热火朝天，后面突然就转折了：“二战后，为了适应民用需求而逐渐放弃军工生产。为了让施耐德融入现代世界，开始了深层次的结构重组。”语气轻描淡写，波澜不惊。当初我读完以后，还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公司战略转型，心中不免有些疑虑。我虽然读书少，可也知道这么大公司说转就转，着实有些古怪。后来查了相关资料，方才恍然大悟。
难怪施耐德公司转型如此轻松，敢情是已经把包袱都甩干净了，虽然是被动甩的……
接下来的故事，就乏善可陈了。在渡过1960年继承风波、1965炼钢危机和1969年昂潘家族的接管等危机，施耐德电气终于迈上了现代化配电企业的康庄大道，一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