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水湾整编是1931年9月，刘志丹等西北早期共产党人在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平定川倒水湾，对当时活动于合水山后地区的三支饥民武装进行的一次重要整编，从而在陇东创建了第一支由我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南梁游击队”。
倒水湾整编开创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先后发动和领导了“清涧、渭华”等地的武装暴动，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但是这些暴动均遭挫折而失败。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刘志丹、谢子长等清醒地分析了形势，认识到要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就必须拥有一支属于自己掌握的坚强的革命武装。1929年初，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派一批革命意志坚强的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从事“兵运”工作。当时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的刘志丹和军委委员谢子长在陕甘边区从事了一系列的“兵运”工作。1929年春，他们先后派人在军阀高志涛、杨庚武等部开展工作。同年秋，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永宁山，在当地党组织的紧密配合下，利用社会关系当上了保安县民团团总，并将保安县民团改造成为我党掌握下的武装。1930年春，刘志丹、谢子长打入宁夏军阀苏雨生部从事“兵运”活动。接着，他们又在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挂名建军。利用已公开的身份，聚集了散落各地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在陕甘边境地区秘密开展了革命活动。同年夏，由于在“三道川事件”中部队遭到陕北惯匪张廷芝的袭击，使这次“兵运”遭到严重挫折。
1930年10月，跌倒再爬起来的刘志丹同志经过认真周密的准备，仍旧使用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骑兵第六营的番号，率领20余名骑兵奇袭合水县太白镇，消灭谭世麟部第二十四营，建立起了革命武装，这就是著名的“太白夺枪”。1931年1月，军阀高双城部前来“围剿”，刘志丹率领部队转移途中在宁县盘客张皮塬的战斗中失利，部队遭到很大损失。这时，刘志丹决定暂时利用军阀苏雨生部来保存革命实力。经过谈判联系，刘志丹的队伍被编为苏雨生部的补充团，并委任刘志丹为团长。
1931年春，刘志丹在陕西旬邑职田镇利用补充团名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被苏雨生诱捕，革命武装受到破坏瓦解。后经进步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营救获释。同年夏，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来到陇东，在军阀陈珪璋部从事“兵运”活动。陈珪璋任命刘志丹为其第十一旅旅长，驻防宁县早胜镇。刘志丹到宁县后，很快又集合起失散了的革命同志约200人。8月，陈珪璋与高广仁两军阀反目，进而开展火拼，刘志丹被高广仁挟持北移，部队又被打散。刘志丹、马锡五等人脱险后进入子午岭山区，陕甘边的“兵运”工作再次遭到严重挫折。
自1930年8月“三道川事件”到1931年的“早胜事件”，陕甘边的“兵运”工作连续遭受了一系列的重大失败。一次又一次挫折的沉痛教训使刘志丹深刻认识到，利用陇东地方军阀武装番号做掩护，“借水养鱼”、“借鸡下蛋”，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要想在陕甘边真正的开展起革命斗争，必须走毛泽东井冈山的道路，即：“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刘志丹在总结“兵运”工作教训时指出，陕甘边“兵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汲取“兵运”工作的深刻教训基础上，刘志丹决心创建一支由我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
1931年9月，刘志丹屡经寻觅，只身来到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领导的饥民武装驻地，集合赵连壁、贾生财所率领的三支饥民武装，和失散的我党“兵运”工作骨干，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全军共400余人，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壁，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遂后，相继有瓦岗川唐清山的杆子队，和赵家塬以赵生为领队的10多位贫苦农民投奔而来，又扩编了以唐清山为队长的第四大队。从此，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始名陕甘边游击队，后来俗称南梁游击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终于诞生了，并由此开创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倒水湾整编是我党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从“兵运”阶段过渡到武装斗争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倒水湾整编为陕甘边正规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在陕甘边界偏僻山区，将旧式的、成分复杂的、作风松懈、纪律涣散的旧式农民武装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这是倒水湾整编前后刘志丹认真考虑并逐步解决的重大问题。几年的“兵运”工作挫折使刘志丹认识到，能否建设一支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纪律观念的人民军队，是武装斗争成败的关键。因此，在倒水湾整编期间及其前后，刘志丹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工作。
第一，保证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使南梁游击队成为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力量。刘志丹非常重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1931年8月，“早胜事件”发生后，刘志丹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地保护了党的组织和从事“兵运”的党团员干部。他在合水老县城脱险前，委托同情革命的陈珪璋部警卫团长刘宝堂对我党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加以保护，并安排张秀山负责党的工作，魏佑民负责行政工作。这样不但避免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遭受损失，而且保持了与上级党委——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系。由于刘志丹的精心安排，在三年“兵运”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我党坚强的军政干部，在倒水湾整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倒水湾整编，我党在南梁游击队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保证了党在组织上对部队的政治领导。同时，还使一批党员骨干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这些干部在后来的陕甘革命斗争乃至西北游击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加强对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使其在政治素质上得到提高。1930年10月，“太白夺枪”以后，赵连壁、杨培盛、贾生财等人就相继参加了刘志丹所领导的队伍。1931年2月，这支队伍在张皮塬被打散后，赵连壁、杨培盛、贾生财等人重返合水山后地区，及时拉起了三支饥民武装共约300人。他们聚集在子午岭深山密林之中，打富济贫，反抗国民党反动官府及豪绅的压迫。8月，刘志丹奔走于这三支饥民武装之间，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提高了思想认识，树立了革命信念。当时军阀陈珪璋曾以营长头衔来诱编、收编赵连壁（即赵二娃）的队伍，赵连壁斩钉截铁地说：“我宁愿跟刘志丹当兵，也不跟你陈珪璋当营长”。杨培盛被敌合水保安队俘虏后，几次越狱未能成功，反动透顶的保安队长李鸿轩，怕他再跑出去与己作对，竟将杨的脚筋割断打入死牢，刘志丹打进合水县城后营救出狱，他仍骑着毛驴作战。贾生财于苇子沟堵截叛逃游击队员时，惨遭叛匪杀害，直到全国解放后平反昭雪。刘志丹这些改造饥民武装的工作为倒水湾整编创造了有利条件，保证了倒水湾整编的顺利进行。经过整编以后，这三支饥民武装力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人民武装——南梁游击队。为陕甘边正规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彻底抛弃军阀部队的番号，向公开“搭红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倒水湾整编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尽管成分复杂一些，但它毕竟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其震慑力是相当大的，在群众心目中的威望也是相当高的。它不是在军阀部队的躯壳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完全由我党领导独立创建的。倒水湾整编则是我党在陕甘边第一次抛弃了一切利用反动军阀番号的建军行动。它向公开地“搭红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倒水湾整编使陕甘边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依托地域辽阔的子午岭山区开展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它的影响迅速地在陕甘两省传播开来。反动统治者极为震惊，慌忙调来军队镇压。1931年10月，陕北惯匪张廷芝的一个骑兵连由北向南直扑南梁二将川，与此相呼应，陇东军阀陈珪璋部的一个营及合水地方民团也乘机由南向北进犯大凤川。面对严重的敌情，刘志丹决心利用子午岭山区崎岖复杂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他命令第一大队北上二将川诱歼张廷芝的骑兵连；第二、三大队迎击南线进犯之敌陈珪璋部及合水地方民团，以便粉碎敌人的进攻。
在刘志丹的周密部署下，赵连壁率领的第一大队以出其不意的战术，首战二将川，旗开得胜，一举消灭了张廷芝骑兵连，共缴枪20余支，战马40多匹。奋战在南线的二、三大队协同作战，彻底打垮了合水民团的进攻，并迫使陈珪璋部逃离子午岭山区。经过这次反围攻战斗，南梁游击队不仅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打开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使部队迅速扩大到400余人，而且还在政治上扩大了我党在陕甘边的影响。从此，陕甘边的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1931年10月下旬，晋西和陕北的游击支队转战来到时属合水县辖的林锦庙，刘志丹闻讯立即派人迎接，10月底，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终于在林锦庙会师，从此红色力量进一步扩大。1932年1月初，这两支革命武装在正宁县柴桥子村被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部队党委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荣子卿。全军下辖两个支队，共700余人。2月初，部队移驻正宁三嘉塬。2月12日，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公开搭出红旗，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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