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洁 张淑凡
彭希哲，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其后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并获人口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回国后一直在复旦大学工作。1991年晋升为教授。曾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法学院院长、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等职。2018年获聘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陆波，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7年获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荷兰银行上海分行、意大利银行上海分行、意大利联合银行上海代表处工作。
时光匆匆，彭希哲教授与夫人陆波已相识四十载，彼此婚姻相伴三十五年。
他们曾共同感受过改革开放之初复旦校园里的朝气蓬勃，也曾在异国他乡求学奋斗，他们经历了贫穷艰苦的岁月，也品尝到彼此扶持后收获的幸福与温暖。
2020年4月，陆波正式退休。彭希哲也将在几年后进入退休生活。由于新冠疫情，我们的采访通过电话。电话那端，夫妻二人打开记忆的阀门，娓娓叙述四十年的生活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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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情缘
2017年彭希哲教授获得国家级管理学大奖“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时，他的夫人陆波写了篇文章，文章中提到，3月22日“是他人生的大日子”。彭希哲1965年进入初中，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1969年3月22日，15岁的彭希哲中断了求学之路，离开家乡，乘坐3天4夜的水泥驳船前往苏北响水县黄海农场，当时叫江苏。在一片茫茫的盐碱地上，他开始了五年的知青生活。陆波在文章中说，专注、淡定、坚持和淡泊名利是彭希哲的特点，而这都与他的务农经历相关。
1973年11月，彭希哲回到苏州，作为工农兵学员在苏州财经学校重拾学业，两年后他毕业，留校当了老师。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彭希哲一边工作一边备考，被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录取，然而因为工作单位的原因未能读成大学。
半年后，彭希哲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录取。
彭希哲回忆说，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以学习《资本论》为核心，“要真正能够理解《资本论》，不是容易的事情”。复旦是国内较早开始教授西方经济学知识的大学，但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等刚刚引进，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和新奇。
对于同样来自苏州，高中毕业直接进入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学系，陆波用“糊里糊涂”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与现在如日中天的经济学不同，1980年时中国经济学还相对“冷门”，当时大多数报考文科类的学生依然以传统的文科志愿为首选，比如新闻、中文、历史等专业。受徐霞客的影响，陆波的第一志愿是历史地理。陆波高考时取得了苏州市文科第四名的好成绩，但最终被复旦的世界经济系录取。“经济学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我进复旦的时候，对经济学毫无概念。”陆波回忆道。
当我们采访陆波老师时，她依然笑言，她本质上是个文青，并不是一个最适合读经济学的人。但在大学的四年中她还是花了很多时间读书、思考，而经济学的滋润也伴随着她出国留学和之后的整个职业生涯。三十多年后再度回忆那段学习的时光，她觉得“在复旦的学习，不是光学知识，更是培育浸润在血脉当中独立思考的精神”。
在多年工作之后，陆波说当年很多经济学的知识已经遥远模糊，新的概念与思想层出不穷。但很多教授的音容笑貌还是经常浮现在脑海里。陆波回忆起当年世界经济系系主任陈观烈教授的货币金融学，说道，“他讲课就是给你一种瀑布飞流的感觉，你不会去看时间，你也不会去做笔记，你就是生怕哪一句话你没有记住。”她提到，在货币金融学的课上，尽管下课铃响了，也不会想要下课，“碰到这样的老师，你会觉得是一生非常幸运的事情”。她说，在最求知的年龄遇见这样的良师，让她感恩复旦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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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相恋
陆波在进入复旦的第一天就与彭希哲相识，他们的缘分开始于进入复旦之前。
陆波的母亲和彭希哲是苏州同一单位的不同期的同事。当陆波来复旦求学时，母亲想起他们学校曾经的同事彭老师。出于对女儿即将独立生活的不放心，母亲找到了彭希哲，并让陆波“万一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彭老师”。
于是18岁的陆波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天，便见到了比她高两届的彭希哲。
陆波眼里的彭希哲是“一个很学究气的人”，在大学时总是背着一个有些土气、印着“为人民服务”的黄书包到图书馆。提到二人的相熟过程，陆波直言“就是读书熟起来的”。
因为陆波所在的世界经济系与政治经济学系有一些共同的课程，因此两人的课程有些重合。陆波回忆，当时的彭希哲是班里的学霸，曾经获得上海市的优秀三好学生，“读书非常好”。而陆波则不是一个很擅长考试的人，因此考试前，她会让彭希哲给自己辅导一下。“结果辅导完以后，他依然可以考得很好，我依然考80分。”陆波笑道。
当时复旦学生住的是上下铺，八人一间房，在宿舍里学习不太方便，因此学生晚上一般都会到教室、图书馆或实验室学习，或是参加讲座等其他活动。而当时还没有文科图书馆、第五教学楼和第六教学楼，大家一般都会选择在第二教学楼、第三教学楼自习。为了抢座位，学生们都是一吃完饭就把书包扔在教室里。
陆波一般会在第二教学楼自习，而彭希哲在第三教学楼自习。彭希哲回忆道，当时两栋教学楼中间的空地就像一个小广场，晚上自习的时间，还可以吃一些食堂做的点心、馄饨。在自习累了的时候，学生们会在“小广场”散步，如果两人碰到了，就会聊一会儿。
20世纪80年代初的复旦校园充满活力。有新闻学院的学生教大家如何欣赏大提琴；在3108教室，有一批哲学系的同学讲西方哲学。“当时的学生渴望知识，一到晚上，都在那儿抢位置听讲座。”陆波回忆道。
彭希哲提到，扛着四个喇叭的录音机、身穿喇叭裤、佩戴蛤蟆镜，这是80年代的时尚造型，校园歌曲流行、跳交际舞兴起，舞会成为学生们比较热衷的活动。华尔兹、快四步慢四步、伦巴……各种舞蹈流行起来。彭希哲作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在组织舞会时遇到一个难题：他们六十多个人的班级里只有两个女生。其实30多年前复旦校园里的女同学总体就很少，而陆波所在的世界经济系男女比例比较均衡，因此彭希哲会去找陆波借女同学参加舞会，渐渐地，二人熟悉了起来。
1982年4月，在彭希哲前往四川大学参加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的培训之前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一年之后，彭希哲又奔赴英国留学。作为彼此的初恋，他们恋爱的开始就是分离。
80年代没有手机，国际长途根本付不起，两人之间的联系就是靠写信。陆波说，有时情绪不好想要给对方写一封信，但等看到回信的时候，自己已然忘记当时的心境，“持续这样一种隔空的恋爱关系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陆波还记得，她在复旦读研时的生日，两人想要约一次跨越八小时时差的电话，她在寒冷的冬天里站在传达室门口孤独地等待了很久，这个场景至今难忘。“你说这个是浪漫？也算是浪漫。你说这个是苦涩吗？也是苦涩。”陆波幽幽地说。时隔三十多年，我们依然能感到她当年的“一番离愁，万般滋味”。
彭希哲用“大气”形容妻子。当时的陆波在校园里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也不乏有很多异性的同学朋友，读研时周围很多朋友都在恋爱，而陆波一直保持着“我是有男朋友”的信念，和异性保持着恰当的友谊关系。“从这一点来说，我也是很幸运，对她也是一直心存一种愧疚。”彭希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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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求学
1979年，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中国的高校与社科院资助成立了十个人口学研究机构，用以支持中国人口科学发展，复旦也在经济学系建立了人口教研室。1982年年初，彭希哲正在准备西方经济学史的研究生考试，系里老师问他是否愿意转向人口学研究。人口学当时刚刚开始恢复，彭希哲对其不了解，当然谈不上什么兴趣，觉得人口学不如主流经济学。但是面对学校的需求，彭希哲还是接受了这一安排，走上了人口学的道路。“彭老师就是个螺丝钉，把他插到哪里，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做好螺丝钉。”陆波说。
1982年联合国人口基金P01项目委托四川大学组织了第一批的人口学出国培训。当年5月，彭希哲离开上海前往四川大学参加培训，“非常遗憾我没有能够参加当年78级同学的毕业活动，毕业生的集体照片中间没有我的”。至今，彭希哲还为错过了他们78级经济系毕业的集体照和毕业典礼而感到遗憾。
对于彭希哲来说，出国的一大难关就是英语。因为只在初一学过一点英语，他的高考英语成绩只有几十分，大学中的英语学习也不容易。即便如此，在四川大学的培训中，彭希哲刻苦努力，英语水平提高很快。本以为会被安排到美国留学，但后来被告知去英国，他立刻转向准备雅思考试（当时叫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英语考试），备考时间很短，压力可想而知。陆波还记得，当时彭希哲说自己在面试时特别紧张，在口试的时候腿脚都出汗了，因为怕“听不懂对方讲什么”，就选择自己“拼命地讲”，结果口试成绩还挺不错。
1983年9月，彭希哲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人口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得硕士学位，并开始做博士前期的学习。最初确定的留学期限是两年，这显然不足以较全面地掌握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所以他希望能留下来读一个博士学位。申请报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领导持保留的态度。一方面是人口所缺少教学科研人员，也担心彭希哲攻读博士学位以后可能就不会回复旦了。陆波提到：“彭老师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如果领导不同意，他是不会自作主张和复旦断绝关系自寻出路的。”但最终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授批准了他的申请，做通了人口所领导的工作，让他得以在英国继续深造。当彭希哲夫妇提到这一过程时，依然对复旦的老校长心怀感激之情。在彭希哲读博期间，陆波也本科毕业，并在一年之后前往英国，就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的硕士课程。1985年，两人在英国结婚，在英伦一起度过了三年的留学生活。1988年，彭希哲获得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
1985年，在伦敦求学时合影
在英国求学的生活并不轻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还非常落后，当时为了给更多学生出国留学的机会，国家给公派留学生的生活费并不多，彭希哲拿的是联合国的奖学金，相对还“富有”一点。即使如此，也还是在生活拮据中度日。“到了国外，有了比较以后，发现自己是一个穷人的时候心态是很自卑的。”陆波感慨。特别是在彭希哲读博的后两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已经没有了，两人主要靠之前的积蓄和有限的奖学金生活。
尽管身在英国，陆波与彭希哲还是与英国社会“脱节”的，为了省钱，他们不能像英国人一样到饭店酒吧喝茶、交友。陆波提到，当时他们最大的奢侈就是吃了一顿麦当劳，平时都是在家做饭，希望能省点钱“买几个大件”。对于他们来说，当时就是读书考试。“咬咬牙就是一定要把学位拿到。”陆波说。
在最困难的时候，彭希哲曾在学习之余去一家富人家去当园丁，25英镑一天。彭希哲回忆说，“在英国的穷日子对我们来讲还是挺宝贵的，它让我们珍惜现在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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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归国
1988年10月26日，彭希哲夫妇结束了在英国的留学生活，带着刚出生的儿子，从伦敦启程回国。其间停留香港看望了曾在英国一起留学的同学，随后从香港坐海轮回到上海。
海轮抵达上海码头，见到了思念已久的父母亲人。那时的上海，虽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但与伦敦、香港相比，仍然显得十分破旧和落后。而很多留学生正是在这样强烈的中外对比中改变了生活方向，决定留在海外。
是否回国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做出选择的决定。在是否回国的选择上，他们夫妻二人出现过分歧。对于回国，彭希哲从未犹豫。被公派出国留学后，彭希哲一直在刻苦学习，希望学成归国，他说：“作为国家公派的留学生，我始终觉得自己必须要回到国内去。”
陆波则有些犹豫，当时她已经申请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获得录取，有机会到美国发展。面对陆波的犹豫，彭希哲不为所动，“彭老师在这件事情跟我毫无妥协，他根本就不愿意讨论，没有选项”。在一段纠结之后，陆波抱着出生2个月的孩子和彭希哲一起回到中国。
初回国内，彭希哲夫妇住进了复旦大学专门为博士们安排的凉城六村博士楼。那是六层楼，每层四户人家，房间不大，但那儿住着一群充满了理想和憧憬的年轻博士和他们的家人。他们常常一边在楼道上用煤炉烧饭，一边为了哲学和历史问题争论不休，有时会聚在一起讨论到深夜。日子虽不富裕但很快乐。实际上，决定回国的那刻起，夫妻二人已经做好了过苦日子的准备，并且准备一生都清贫而安逸地做一名大学老师。
彭希哲进入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工作，一边走上三尺讲台，教授《人口学》《人口研究方法》等课程；一边对中国人口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当时科研经费非常紧张，彭希哲总要经常出差调研，并不停地争取研究经费，但依然锲而不舍、孜孜不倦。
陆波则在陈观烈老师的建议下进入管理学院担任讲师。作为经济学院出身的学生，管理学院于陆波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她必须从头开始去适应管理学院的教学要求。在管理学院工作的4年时间里，陆波并没有机会讲授管理学院的核心课程，但一年之后通过她的努力，获得了管理学院学生评选的最佳教师奖。当她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依然有些小小的得意。确实，她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交流。但当时他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上的窘迫。刚出生的儿子身体虚弱，一岁后患有哮喘，医疗费成为一笔重要开支。大学老师确实收入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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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心
回国之后，彭希哲专心于学术；而陆波更多要考虑家庭的现实情况。为了支持彭希哲事业的发展，陆波放弃了自己的教书生涯，选择从复旦管理学院辞职，进入浦发银行。
至此，夫妻二人选择了不同的事业道路，一位继续在学术领域深耕，一位则开始进入金融界。
1988年回国至今，彭希哲始终在复旦大学工作，致力于人口发展和社会政策方面的教学与科研。他长期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工作，见证并带领了复旦人口研究所的成长与发展。复旦大学于1979年在经济系建立人口学教研室，1984年正式成立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1993年人口研究所离开经济学院，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学科研单位。现在全国真正活跃的人口研究所只有几家，而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一直保持活跃的态势，并成为亚洲地区主要的人口学研究和教学中心，学术地位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认可。
除了学术研究以外，彭希哲教授也活跃在决策咨询领域。在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复旦大学组建了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其后又先后成立了“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类研究机构，为各级政府提供科学和精准的决策咨询。作为学科和智库的带头人，彭希哲教授带领团队承担了大量的科研项目，并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提供诸多咨询建议。在近年来的全国智库排名当中，“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智库始终排在社会建设类的前十名。他本人也获得“中华人口奖”“老年学与老年医学杰出贡献奖”等各种奖励。
已经66岁的彭希哲教授至今仍然积极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参与科研和智库管理，为推进学校双一流的学科建设而忙碌，为国家、长三角和上海市的发展出谋划策。被聘为文科资深教授之后，他更多的考虑是如何逐步退出教学科研一线工作，为年轻人创造舞台，就像他的前辈老师一样扶持年轻学者，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学术研究和发展的环境。
2017年11月，彭希哲、陆波与学生合影（彭希哲获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与潜心学术研究的丈夫不同，陆波投身于金融业轰轰烈烈发展的大潮中。先后从浦发银行，到荷兰银行上海分行，再到意大利联合银行工作。离开学校后，她明显感受到了身处社会与过去校园生活的区别。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都有很高的智商，但依然还要在社会中去摸爬滚打，在保持初心的同时学会如何与人打交道，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培养自己的适应能力和沟通能力。
回顾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从复旦大学的老师到银行职员，再到外资银行的副行长和外资银行的代表处首席代表，陆波觉得最适合自己的职业还是老师。不过她很感谢当年的选择，“只有走出复旦我才知道什么叫象牙塔。在校园里面也许永远体会不到生活的复杂和处理问题需要的智慧”。
在银行工作，陆波更深切和直观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90年代末，她陪一位意大利银行的高管登上当时上海最高楼金茂大厦时，这位高管十分惊讶和兴奋：“这里已经有了曼哈顿的气势。”
这句话让陆波感慨万千。往往局外人对中国的变化更加敏感。而那时的陆波还在为上海大兴土木、造高架挖地铁所造成的交通堵塞、尘土飞扬、空气污浊而忿恨不已。在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收获了生活的巨变。陆波庆幸自己“痛并快乐着地走过了现代中国史上经济腾飞的黄金三十年”。
“每一个国家都有发展的高潮阶段和低潮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西方发展的高潮时期，却是中国的起飞时期。当然情况一直在变化。我们一定要动态地、结合现实看待问题。”陆波越来越觉得当年回国是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这样嘈杂的城市，这样污染的环境，这样迅速的变化，这样不确定的未来，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一次，你还会回来吗？我想，答案依然是肯定的”。
业余时间，陆波还笔耕不辍。她2011年出版的《新留学时代的私人文档》既是她对儿子培养的记录，也是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当儿子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进入华尔街工作后，他们夫妇俩最值得欣慰的是儿子对东西方文化的热爱，和对自己母国文化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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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相伴
光阴荏苒，当年复旦的青春学子瞬间已是白发染鬓。今年是彭希哲和陆波结婚35周年。他们性格互补，兴趣迥异。在婚姻的路上，不断磨合，互相妥协，相濡以沫。
彭希哲原来是一个很严肃的老师，常常板着脸，不苟言笑，他的学生大多有些怕他，开始时学生们看到他甚至会绕道走。而陆波的性格却大不相同，她健谈、幽默，颇有亲和力，很受学生们欢迎。而在陆波的影响下，彭希哲的笑容越来越多，他的学生不再惧怕他，有时候甚至会对彭希哲卖卖萌。“现在你们看到这么和蔼可亲的彭老师，是因为我这35年来不懈地在改造他。”陆波开玩笑地说。
实际上，彭希哲也在改变陆波。彭希哲比陆波年长8岁，他一直把陆波当成小妹妹，家里家外，统包统揽。而在步入中年之后，陆波也开始料理家务，在家庭分工上，他们的角色不断转变，也在不断地适应和平衡。他们开玩笑地说，遇到家庭大事，必须经过讨论，有时候就像是个学术研讨会。
在家庭生活中除了对孩子的培养教育这一大块之外，还有一大块就是如何对待家中的老人。他们双方父母都已是九旬高龄，尤其是陆波的父亲因为中风半身瘫痪，母亲记忆力逐渐衰退，住在苏州身边无子女陪伴。作为一个著名的教授，彭希哲几乎每周都要和陆波回苏州看望他们，他亲自为岳父洗澡、剪头发、做饭、推着轮椅带他出去散心，并在心理上分担陆波的压力。这让陆波颇为感动：“彭老师在苏州认认真真做他的女婿，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像他这么好。他是我最坚强的后盾。如果没有他的支持的话，我一个人是撑不下去的。”彭希哲也同样欣赏陆波对大家庭所作的贡献：“陆波尊重公婆，友善家人，每次回家都会给彭家人很多快乐和分享。”
这35年来，他们有过不少分歧，也常常会发生争论，但始终欣赏彼此，热爱生活。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相守相知，并且一直保有生活的仪式感。从儿子4岁开始，他们一家人每年都会外出旅游，儿子成家立业后，他们继续这样的生活；每年的结婚纪念日，他们都会庆祝一下，感恩生活。尤其步入老年之后，他们更多地享受着生活，一起去看话剧、听音乐会，旅行，和老朋友聚会……“生活是要不断地想出新花样以保持新鲜感。”陆波笑着说。
201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儿子毕业典礼
2017年，新疆旅行
2018年，秘鲁的的喀喀湖上全家合影
2018年，结婚周年庆贺
回顾共同走过的日子，他们说：“我们既是夫妻也是朋友，我们彼此尊重，也彼此欣赏。尽管我们的个性差异很大，但三观很一致，所以越老越相互理解，彼此心领神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齐心协力共同处理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谓婚姻的醇香就是在岁月的砥砺中做对方眼里那个更好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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