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玉下的定义是：“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
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古代文人士族认为玉是有玉德。所谓玉德，就是“以玉比德”的德，就是从玉的质地，演绎为儒家的道德观念的德；从而积淀成中国传统玉文化的深厚内涵。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易》的传文部分《易传》，则把“器”上升到与“道” 相对应的高度：“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把居于形体之上的精神因素叫做道，居于形体以下的物质状态叫做“器”，既指出了“器”的物质属性，更指出了“道”与“器”两者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关系。
但在中国古代，这种精神性的功能，更突出地体现在一个“道”字。何谓“道”？“道”与器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先秦典籍《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易传》是把道看成是器的对应物，即非物体的形而上的称为“道”，而物体的形而下的称为“器”，两者是平行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可见，道是一种相对于有形物体的无形的、抽象的、本质的精神观念。在中国古代，各学派对“道”有着不同的认识。
老子给“道”下的定义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老子把道看成是混然而成的东西，在天地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形体，但却超乎万物之上而永久不变，无时无地不在运行，永不停止。它创造天地万物，可以作为天下一切的根源，因此，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总之，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同时也是宇宙运行的总规律。庄子也说：“天道运 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辞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老庄都是把道看作是流贯宇宙、社会、人生的惟一规律。
作为儒学的创立者，孔子认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是把仁作为道之本，把道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管子说：“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韩非子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所稽也。”《易传》则综合了儒学各派和道家、法家、等各家学说之所长，将道上升到新的高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
至西汉。作为“群儒之首”的董仲舒，“选择了以血缘宗法纽带为依据的儒学仁、义、礼、智、信基本理论，与战国以来风行于世的阴阳五行学说相契合， 以此构成天人类别同形、序列同构的宇宙论“天道”。至此，中国古代的“道”，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和内涵，这就是以儒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融会了儒、道、阴阳五行思想的“天人合一”之道。
由顺治建立政权始，至康熙止(1644—1722年)，为初级阶段。清朝入主中原后，虽声称奉明正朔，但其服制却以满族为本，废除乌纱、朝服和玉带，对朝廷用玉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其统一全国的百余年内，蒙古厄鲁特准噶尔部分裂主义分子控制西北广大地区，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经常侵扰甘青、喀尔喀蒙古及察哈尔等地。玉路受阻，昆山玉不能运进内陆，影响到清前中期玉器的正常发展，流传下来的玉器也很少。清初玉器几种风格并存，精致高雅的艺术风格业已形成。
这个时期维护和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生产成为统治者的中心任务。因 此，玉器艺术同样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玉器艺术历史上基础较好，康熙时代后期，生产得到恢复，经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随之，玉器艺术开始全面复苏，为中期玉器艺术的繁荣昌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与国际交流的加强， 清代玉器在工艺上和风格上与西方世界有着一定的交流，学习借鉴了国外独特的琢玉技术和新颖的风格，主要有痕都斯坦风格和巴洛克风格的玉器。
初期阶段的琢玉工艺，停留在继承和恢复时期；遗存的玉器数量极少，清宫之中收藏的万余件清代作品中，未曾发现有镌刻“顺治”或“康熙”年款的玉器。据记载，康熙时期，江宁织造曾给内廷贡玉器，但作品中均为汉玉笔架、汉玉镇纸之类，均属历史遗存的古代作品，而非时作。玉器被视作珍贵豪华、富丽的特殊制品，而清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 曾一度提倡节俭朴实的创业精神，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会使耗工费时、制造复杂的琢玉工艺受到影响。其二，明代以来，琢玉使用的玉料主要来源于新疆和田，清初的统治势力还没有稳定地控制这个地区。玉料的来源受阻， 必然限制了琢玉业的发展。
由雍正胤祯始，经乾隆嘉庆止(1723—1820年)，属于清中期。这个时期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玉器艺术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新局面。玉器艺术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玉器艺术重要发展时期。清代玉材种类繁多，品种多样，但宫廷用玉与民间用玉有着明显的界定，表现在宫廷玉器的材质贵重、品质优良、体积大。主要有翡翠、白玉等。而民间的材质普通、品质一般、以小型为主。常见岫玉、玛瑙等。
在中国人的各种观念中，阴阳观是最基本的观念。如天地，日月，水火，雌雄，动静，生死，黑白等。阴阳最初的意义，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历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古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的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肯定阴阳的矛盾势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
古代术数家用十二种动物排列组合成十二支，又称十二属，年分与属相的对应关系如下：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并以人出生年的属性确定其肖属某种动物，故十二属又称十二生肖或十二属相。北京白云观有关于祭祀“六十甲子”神的习俗，传说生于某年的人都有与其相对应之神的保护。传统中国画的题款，多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民间神崇拜中的各路神仙、瑞兽多与星象结合，成为众多星宿神。
这套“青玉雕十二辰” 是中国传统阴阳五行哲学的体现。十二个玉生肖代表十二地支，方形玉盒代表地，圆形的紫檀木盒盖代表天， 其上刻有代表十天干的汉字， 整套玉器代表天圆地方。这种玉器套件在故宫的许多宫殿内都可见到，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满清统治者的深远的影响。
经过清初经济的复苏之后，至康熙时代后期已然呈现出繁荣景象，但制约琢玉业发展的上述因素，尚未得到全面解决；清代玉器的繁荣始于乾隆二十五年 (1960年)，即清军平定准葛尔、回部叛乱，在新疆地区行使统治权之后。新疆 回部每年春秋两季贡玉共 4000斤，从此，内廷玉作有了充足的玉料。
从乾隆御 制诗文可以了解，他对清代玉器的繁荣作出了贡献，集中地表现在他端正俗样、纠正“玉厄”、崇尚师古、提倡画意及推广痕玉几方面，他不仅对内廷玉瓮、山子等大型玉件亲自决策，对某些细节也多有指示，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大山子的全部碾造过程都体现了他对玉器的酷爱及对宫廷玉器的关心。
此玉山的玉料采自新疆昆仑山中的叶尔羌密勒塔山上的密尔岱玉矿，乾隆帝以宋画“大禹治水图”为蓝本雕作此玉山，因此乾隆称为“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大禹治水图玉山”是中国清代玉器的巅峰之作，从造型、纹饰、材质、工艺上全方位的再现了清朝全盛时期的情景。乾隆选用的是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大禹治水，讲述了禹王为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治服水患，建立了丰功伟绩，受到了天下百姓的拥戴。
乾隆选用这个题材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的。乾隆王朝是史称“康乾盛世” 的顶峰，在乾隆手中清帝国的版图动气库页岛，西跨葱岭，北连西伯利亚，南到西沙群岛。广袤的亚洲腹地都笼罩在清帝国的天威之下。那时的乾隆皇帝风光无 限，号称“古稀天子”，“十全老人”。在这种条件下乾隆做事也是以显皇朝的尊贵和富足为标准的，他希望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将他的这种想法融入到物质实体当中，也就是将“器”与“道”统一起来。乾隆认为用来制作“大禹治水图玉山” 的玉料必须是以和氏璧那样的在世间极其稀有的宝物作为物质载体。
乾隆制大禹治水玉山是在乾隆晚年进行的。他开创了千秋盛世。所以乾隆帝制此器的目的是通过颂扬大禹治水的千秋功绩以显示自己的功绩，在玉山背面上有乾隆七言诗和自注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功垂万古德万古，为鱼谁弗钦仰视。画图岁久或温灭，重器千秋谁败毁……”乾隆四十三年得到这块在六千年前，玉石之路诞生以来，运至内陆最硕大的一块玉璞 （未经琢磨的玉）。
此期的玉器艺术犹如破堤之水，来势汹涌，至乾隆五十年前后，不仅是清代玉器的黄金时代，也是我国古代玉器史上的最高峰。从全局看，此时玉器艺术确实显现出璀璨绚丽、异彩纷呈的面貌。
清代玉器从嘉庆十八年至咸丰十三年(1813-1861 年)为衰微期。此时虽仍维持乾隆时期玉器艺术模式，但艺术上无所进取，而且质与量均逐步下降。嘉庆十八年(1813年)起贡玉减半，至道光时期“治尚恭俭”，停止玉贡，玉器制造也有所收敛，多做小件头。此时内架空虚，国力衰微，清朝国门已被英国大炮轰开，清王朝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国家。此时，新疆地区不宁，玉路不畅，和田玉不能像乾隆时期那样大量输人内陆，致使玉料匮乏，以地方玉石为补充。翡翠出于缅甸，乾隆时期贡进内廷并出现在玉肆，后为市庶喜爱，价格上涨。
由道光宁始，至宣统止(1821—1911年)，为清晚期。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经济衰退，国力不振；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封建制度解体，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玉器艺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和阻碍。在许多工艺上，传统技艺岌岌可危，濒临失传的绝境，处于极度衰落状态。晚期的制玉业，随着经济的衰退，工艺水平江河日下，步入低谷。许多作品，碾琢粗糙，设计拙劣，比例失调，清朝的颓败之势在玉器之中一览无余。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灿烂光辉的历史，是留给现代人无法估量的财富，中国以器物寓意，以器载道的思想不仅是我们了解先人的钥匙， 更是我们将今天的精神财富流传给后人的重要手段。在今天的中国。玉器加工工艺已达到了登峰造 极的程度，但是玉器中若没有鲜明的寓意，深刻的思想，这些玉器只能成为浮华绚丽的玩物，其价值仅仅等于原料的价值加上工艺的价值，这是很有限的。但如果将时代精神融入到玉器中的话，玉器就成为了精神的载体，成为独一无二的将物质与精神完美组合的艺术品，其价值是不可限量的，将赋予“黄金有价玉无价。”这句古老的谚语以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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