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是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今云贵高原东侧的一个地方古国，而南越是秦汉时期盘踞岭南的割据王国，他们之间通过牂牁江商贸通道发生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夜郎自大”成语家喻户晓，典故源于秦汉时期活跃在云贵高原被称为“西南夷”的滇和夜郎，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西汉著名外交家张弿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说他在大夏国时曾见到产自巴蜀（今四川盆地）的蜀布、邛杖等商品，并向商人打听到从西南夷地区经身毒国（今缅甸至印度一带）有一条直达大夏的道路，建议寻找并开通这条新的“身毒国”道。汉武帝采纳了张弿的建议，派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从巴蜀出发前往西南夷地区寻找这条通往身毒国的道路（现代学者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王然于等人到达古滇国时，滇王尝羌接待他们时曾问汉使“汉朝与我（指滇国）哪个大一些”（原文“汉孰与我大”）？他们到夜郎国的时候，夜郎侯亦问了同样的问题（“及夜郎侯亦然”）。王然于等回到长安，向武帝报告出使西南夷的情况，并说夜郎、滇等西南夷小国“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故而问出了上述愚蠢的问题。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本是始作俑者的滇王被遗忘，而夜郎戴上了不自量力，与强大的汉帝国比大小的帽子，留下这个笑话。
图一 夜郎与南越的位置及牂牁江水道示意图
（底图取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秦汉时期，在今四川盆地西南侧的川西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还分布着数量众多的被称为“西南夷”的地方古国，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在从多的西南夷古国中，以位于蜀郡南侧的夜郎最大，故而他才具有同汉比大小的底气，不过这个声名显赫的古夜郎国直到现在，考古学家仍未能找到其王族或行政中心之所在，但文献记载夜郎国境内有一条重要河流—牂牁江，“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而这条牂牁江从云贵高原直达番禺（今广州），“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因而广义的牂牁江就大致对应现在的珠江流域，夜郎位于珠江上游的南、北盘江之间，通过牂牁江水道与南越国建立起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图一）。作为盘踞岭南一带的割据政权，南越国所控制的地区和政治、军事实力要强大许多，因而它曾一度想控制“夜郎”等西南夷地区，“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尽管在政治上南越国未能对夜郎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关系，但夜郎对南越还是比较倚重，“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南越被灭，夜郎失去依靠，参加平南越的巴蜀八校尉在返回途中顺势诛灭了夜郎旁边一个叫且兰（或称头兰）的反叛小国，“斩首数万”，夜郎王害怕被灭，主动内附，汉政府在其地设置牂牁郡，夜郎遂成为汉帝国的组成部分。
牂牁江水道沟通着夜郎与南越两地，这条商贸通道虽早已存在，但仅是一条重要的民间通道，西汉前期汉中央王朝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采取封锁政策，关闭了南越往北经过长沙或南昌（汉称豫章）等与中原联系的通道，另一方面，出于开发“西南夷”的需要，汉中央政府又“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今宜宾）指牂牁江”，修通了从巴蜀直达夜郎牂牁江的道路，这就为巴蜀与夜郎和夜郎与南越之间的经济交往提供了便利，巴蜀地区生产的枸酱、丝绸、铜器、铁器和漆器等各种商品经过蜀商人“窃出市夜郎”，再由夜郎顺牂柯江水道转贩南越，著名学者余英时指出：“在汉代，不仅内陆商人到边境地区贸易，就是边境地区与边境地区之间的贸易也很发达，最著名的实例就是夜郎与南越之间的枸酱贸易”。出使南越的番阳令唐蒙正是在南越吃到来自巴蜀的“枸酱”，并了解到这些产自巴蜀的商品是从位于南越西北端的夜郎顺牂柯江这条商贸通道来的，夜郎的重要性遂引起西汉统治者的重视，开发”西南夷”才成为转变云贵高原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商贸经济在汉政府对“西南夷”的开发中取到巨大影响，“在汉帝国向西南扩张的过程中，中国商人起了相似的作用。四川的商人经常非法越过边境去和夜郎进行贸易，他们的贸易行动最终使汉朝政府注意到夜郎地区的军事、政治重要性。结果是，整个西南（今四川之一部及云南和贵州）重新向中国开放，好几个蛮夷国家转化成了中国的郡”，其中的夜郎及其“旁小邑”变成了键为郡和牂柯郡，邛都变成了越巂郡，滇变成了益州郡。《汉书·地理志》说“键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
从巴蜀经夜郎转运到南越一带的商品除了著名的“枸酱”外，应该还包括有丝绸、青铜器等其它东西，丝绸等难以保存，发现不多，但在岭南地区包括广州南越王墓在内的一些西汉前期墓中，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巴蜀风格青铜器，如南越王墓东侧室出土的铜洗，后藏室出土的铜釜甑、铜鍪，尤其铜鍪和釜甑不仅数量多，而且与铁三角架配套使用（图二），造型和用法均同巴蜀或夜郎地区同类器物，极有可能来自巴蜀地区。
图二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青铜鍪及三角铁支架
（取自《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第353页）
除南越王墓外，在广州及邻近地区还发现数量众多的西汉前期墓，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中包含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器，尽管青铜器在随葬品中的比例不高，但器类多样，来源复杂，既包括本地越式青铜器，也包括来自中原、湖南、巴蜀甚至西南夷等地的部分产品，最能代表巴蜀风格的首推广州M1175墓中出土的铜釜（图三，6），该釜造型呈侈口束颈圆鼓腹圜底，肩部对称辫索纹环耳，这种釜在岭南出土极少，但它是四川盆地战国秦汉时期最常见炊器，岭南地区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鍪、洗（盘）等，造型与贵州赫章可乐夜郎墓中出土的同类器更为接近，它极有可能是从夜郎地区流通去的（图三）。
图三 岭南与夜郎地区青铜器比较
（1-5.夜郎地区出土 6-9.岭南出土）
先秦至两汉时期，岭南地区鼎比较发达，包括越式鼎、楚式鼎及中原式鼎等，形成以鼎、甑为主的炊器组合，而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等地区，鼎的数量和形制就要少得多，这一区域主要使用各种形制的釜（鍪）、甑，形成釜、甑和三角架的炊器组合，西汉前期，在岭南一带发现较多具有巴蜀风格青铜器尤其青铜炊器，可能与西汉中央政府对南越国采取封锁政策，中原及楚等地的青铜器不易流通至岭南，而从巴蜀经夜郎等的商贸通道却比较通畅有关，西汉中晚期以后巴蜀式青铜器在岭南迅即减少甚至消失的现象，也可能跟汉灭南越后，从长沙、南昌（汉豫章）南下岭南的通道得以重新开通，岭南与中原的联系取道向北的交通大道后，不用绕道西南夷地，走边远且难行的牂柯江水道有关。
作者：张合荣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排版：李岩 代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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