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写作初衷是为了母亲。儿时的傅雷十分不幸，他4岁时父亲蒙冤入狱离开人世，母亲为营救丈夫四处奔走，无暇照料孩子们，傅雷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因病相继死去，只有他侥幸活了下来。所以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但傅雷不喜欢读书和上课，经常逃学。有一次逃学后的晚上，母亲跪在丈夫的灵牌前痛哭，心里万念俱灰，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她的脑海：不如我们母子都随丈夫一起去了。她找出一块很结实的土布，趁傅雷还在熟睡，就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
这时，傅雷从梦中突然惊醒，他看到了母亲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这双眼睛傅雷一生都不会忘记。傅雷立刻猜到母亲的疯狂念头，他声泪俱下地恳求母亲饶了他这一回，但是母亲已绝望了。母亲把他拖向一个离家不远的深水塘，他拼命地喊救命。直到几位邻居奔出来，把母亲推倒，才救出了傅雷。
从那以后，傅雷再也不敢逃学了。不久他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大同大学的附中，后留学法国。他饱读诗书，涉猎各国文化，尤其对法国文学有深入的研究。
后来他将精力投入到写作和翻译中，他翻译的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著共计五百多万字，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巨著，深受读者喜爱和赞誉。
其实译书和写作是一件枯燥而单调的事，傅雷也曾有过懈怠，但是一想起母亲的那双眼睛，他便马上打起精神，潜心工作。他总感到无论走到哪里，母亲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总是在背后盯着他。
史铁生，也是一个为母亲而写作的儿子，已于2010年的最后一天去了天堂。如今说起史铁生，都知道他是一个作家，一个身残志坚的作家，一个顶天立地的作家。可很多人又都会疑问，对于一个在文化革命中只有21岁并且下身严重瘫痪的年轻人来说，他内心到底为什么要写作？
史铁生回答冷静而又入情：“我的写作，其实只是为了我的母亲，为了不让她过于厌世并且心伤，不至于叫自己生活不下去。”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我与地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务虚笔记》《午餐半小时》《病隙随笔》等。每一篇作品中，都隐隐包含着对母亲的怀念。
正如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坛》里面，有一段写母亲的文字读去叫人心碎。他写道：“有一回我摇了轮椅出小院。想起什么事又返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送我出去时的姿态。待她再次送我出去时母亲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也挺好的……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浙听得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儿子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
只是在母亲猝然去世之后，我这才有余暇想。现在我才可以断定，以母亲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日子里，母亲思来想去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又不能不让他出去，他未来的日子都是属于他自已的。”后来，史铁生振作了起来，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
那是在1981年，史铁生在文坛横空出世，可此时仅有49岁的母亲已悄然离他而去，再也看不到他在生命中站立起来的那一天了。
后来，史铁生曾说，从前家里还有母亲的时候，我每天从地坛回家就快些，因为家有母亲。后来母亲没有了，我的轮椅也就不那么快了。因为家里没有妈妈了……说这些话时，几道斜向的艳照日光刚好映在了他的泪窝，悲伤成为了一种享受。
还有一个为母亲写作的人，他是熊召政。他最初写诗，发表的第一首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曾轰动全国。后来他经商，并且成功了，但他没有继续下去，而是激流勇止，又选择了文学，创作出了《张居正》这样的长篇宏著，并以全票通过获得茅盾文学奖。
熊召政潜心写作《张居正》的那几年，他的老母亲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只要看见儿子坐在书房里写作，她会一整天都坐在客厅里那个能望得见儿子背影的沙发上，默默地陪伴着儿子。熊召政写累了，就到客厅里陪母亲说会儿话，这时，母亲就会讲述英山老家的一些旧事。《张居正》就是这样在老母亲的视线里，一卷一卷地写着。
当《张居正》写到最后一卷时，出版社催促得紧，熊召政的夫人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工作很忙，儿子又在国外念书。他想，也许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老母亲说话，就把母亲送回英山老家暂住。然而，有一次他回英山看母亲时，母亲却对他说，她只要一天没有看见儿子的身影，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
这时候，老人年事已高，渐渐显出老年痴呆症状，但是，她希望儿子赶快带她去治疗。老人想赶紧治病的惟一的原因，就是怕自己一旦年老痴呆了，就再也不能望着儿子在那里写字，再也不能和儿子一起说话了。
那一次回老家，熊召政二话没说，就把老母亲又接回武汉。事后，他对好友说，他当时就明白了，如果没有母亲，如果连母亲想天天守候在儿子身边这点愿望都不能实现，那他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最近几年里，母亲的老年痴呆更加严重了。
一天，当家人告诉她，熊召政的书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时，老人家竟然奇迹般有了一瞬间的清醒，坐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道：“你们哪里晓得，召政从小到现在，吃了多少苦啊。”那一刻，熊召政也从内心里明白，他的每一本书，他的整个写作，也都是“为了让母亲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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