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峰
1946年生于浙江绍兴。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上海语文学会理事，上海诗词学会理事，复旦大学书画篆刻研究会理事，上海语言工作协会理事。
在“黄玉峰语文教育”研讨会上，我一再强调，我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第一线语文教师，如果说稍有与众不同，那就是，我已经在三尺讲台站了四十五年，至今还站着，并且希望继续站下去。
说起我的语文教学改革，可以追溯到四十年前。
文革初，我是那么单纯、狂热，我可以为了领袖的一句话去献身。果然，后来我因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写错字而被拘留，但崇拜领袖、改造自我的欲望却丝毫未改变。在狱中，我要求读《毛选》四卷，他们不给，我便绝食！绝食了一百个小时，他们同意了。从此我被单独关押在2.5平方的牢房里，整整两年，我趁早贪黑，把“毛选”读了一遍又一遍，很多篇章几乎到了能背出的地步——读的结果，使我渐渐有了独立的思考。我不再迷信谁了。因此，当标准化试题被引入高考试卷时，我便怀疑；当我的答案与标准答案很不一致时，我更怀疑了。我怀疑这“劳什子”是否真是“语文本身”，我怀疑这样的教学，是不是能把学生培养成“人”。
于是乎，我的语文教育改革开始萌动，我把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自己阅读放在首位——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在改革。我默默地同时又是顽强地摸索着，实践着。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标准化试题愈演愈烈，似是而非没完没了的分析，令人越读越糊涂。我的反感与日俱增。我凭自己阅读和写作的经历觉得这样的教学不符合语文学习的规律，我觉得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写了一篇《还我琅琅书声》七千字长文，提出“读书人要读书”的口号，我在文中写道：“这就好比吃饭，整整十二年，可怜我们的孩子天天在分析如何‘吃’，分析‘饭’里有什么成分，可就是没有真正地吃上几口，无怪乎到头来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在文中，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学生不读书，教师多演戏，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
上海市第一批特级教师之一卢元先生赞成我的想法，代我把文章寄给了刘国正老师，希望在《中学语文教学》上发表。一个多月后，刘老师来信对我大加勉励，还亲自写了“大音希声”四字条幅送给我。可是他说此文批评太尖锐，“暂不能发”。
1992年12月，《语文学习》收容了她，我终于喊出了教学改革微弱的第一声！
不久，我又在师大学报发表了《背诵记忆问题再认识》，再次呼吁语文教学的本，在读书，语文教学必须归真返朴。此文后来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我知道，我的喊声不会引起什么人的注意，我只能从自己做起。
语文的改革，首先是教材。一旦挣脱了思想束缚，打开了眼界，便会发现古今中外好的作品实在太多了。课本的养料是远远不能满足学生需求的，我删掉了很多“庸文”、“照顾文”，增加了大量新篇目，文史哲的，科技的，凡有利于“读书做人”的都在被选之列。《论语》《孟子》《庄子》、房龙的《人类的故事》、麦基的《思想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编》、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甚至刚发表的报刊文章，都进入我们的课堂。我们还自编教材，自开篇目书目。
生活的外延有多大，语文教学的外延也应有多大。我给自己提出了“大语文”的概念。凡有利于学生人文素质提高的，我都尝试着去做。听讲座、泡图书馆、看展览、赏文物、任记者、编刊物、做讲演、出专刊、练书法、学篆刻、看戏剧、演小品、逛书市、游天下，凡我能做到的，都尽可能去做。语文的课堂是那么广阔，四十五分钟和几本薄薄的教科书怎能捆住我们的手脚！从1997年开始，我们班级编的《读书做人》班刊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聊以自慰的是，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同学们渐渐有了独立精神，有了责任感，有了语言表达的自信心。他们终于挣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视野被打开，积累丰厚起来。
《新民晚报》记者前来采访，写了题为“柳荫勤读出人才”的整版报道，记者来蹲点，用整版篇幅加以报道，称我为“语文教学的叛徒”。报道再次呼吁语文教学要返璞归真。然而，人微言轻，我的做法和想法仍然没有得到相应的肯定和响应。
1999年，第七届全国中语会在天津召开。我应邀出席。会上，发言人对语文教学现状一片赞扬声。我感到无法忍受，两次递条子，要求说话，均被拒绝，在会议结束前，我终于跳上讲台，拿过话筒，一口气讲了五分钟，针对“歌德派”，指出当前语文教育的严重问题。人们纷纷议论：
“这个人是谁？这么冲！”
“就是那个‘语文教学的叛徒’。”
“他几岁了？”
“听说已经五十四岁了！”
“哦，是个五四青年！”
“五四青年”的绰号就这样传开了。
我的“五四青年”的脾气，还表现在对高考制度的抨击。和科举制度一样，高考制度本身没大错，错的是命题的方式和内容以及批改的陈规和水平。90年代初，我在《文汇报》撰文，提出改造语文高考指挥棒的具体设想，即考查“三个多少两个怎样”（“背了多少，读了多少，理解多少，文章写得怎么样，字写得怎么样”）。去年我重提旧事，又加了一个多少，即“识了多少”。
当时我已是阅卷中心组成员，作文组的大组长。我在上海市高考阅卷处据理力争，每到阅卷，总不可避免一场激烈的争吵。
有一年的小作文是，要求对冰心的诗——“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的时候，天地就小了”——发表看法。出题组规定学生写的文章必须要批评“孤芳自赏”。凡是肯定孤芳自赏，认为洁身自好总比同流合污好的，写得再好，“最多得及格分”。
连作文都有标准答案，连“立意”都被框死，那么阅读题就更不用说了！就这样，阅卷处是年年争吵！与阅卷人争，与出题人吵。我成了麻烦人物。1998年，我终于被赶出“阅卷组”，结束了八年的“阅卷官”生涯。
在这期间，我写了很多揭露出题阅卷弊病的文章，但大多数被枪斃。比如1997年7月，我给《新民晚报》写了一整版的《语文教育的警钟应该敲响了》。小样已排出，定于27日专栏刊出。但终于还是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出去进行文化学旅，是我的大语文重要内容。每到寒暑假、节假日，只要有时间，我就有意识有计划地带学生到历史文化比较厚重的地方去，足迹遍布附近乃至较远的省份，我们追寻古人的足迹，亲身体验历史的现场感。每次外出，都作充分的准备，一路走，一路交流，走古道，抄楹联，读碑文，查史实，写诗文。我们还把学者教授请进课堂，引进时代活水，与大学接轨，与学术界建立联系。经过学术的洗礼，同学们站得更高了。不仅眼界开阔了，更渐渐有了社会责任感。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有的同学还会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写出有一定质量的研究性文章。
研究性学习的本质，与精读博览一样，必须以学生为主，符合学生的实际。它能进一步培养学生捕捉信息、筛选信息、整合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把读写结合起来。有了大量阅读为基础，研究性学习便不是高不可攀的。高二下学期，当同学们纷纷把上万字的论文交到我手中时，我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
在有来自北京、江苏、浙江的十五位专家教授任评委的我班学生二十几篇论文答辩会上，陈尚君、王德峰等教授们对学生的成绩赞不绝口。钱理群先生回到北京后，写信给我说：“这是一次全新的教学体验：这些年，我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但参加中学生的论文答辩，却是第一次，而且像这次这样竟然引发了我长久的思考，更是不多见。你的学生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特别是他们的某些论文中表现出来的对语言的美的敏感与感悟能力，是让我吃了一惊的。”
同年，国家教育部基教司朱慕菊先生到上海召开关于研究性学习的讨论会，当时的教委副主任张民生老师要我和学生介绍研究性学习。我的学生们在会上侃侃而谈，赢得一致好评。
2004年，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在华师大二附中召开的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十他理论”：
1.“教”他。教师应该以“教”为主。“教书教书，教是最重要的。”传承性学习比互动性学习、创造性学习更重要。充分利用45分钟，是教师的首要任务。“满堂灌”“一讲到底”并不错，关键是“灌”的东西是不是有营养，“教什么”比“怎么教”更重要，正如吃什么比怎么吃更要紧。培根说：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2.“导”他。课上教的永远是有限的，必须想办法引导学生自己去学。这时教师只是一个组织者、一个后勤员，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平台。教师再稍作启发引导，就可以开辟出课堂外的另一番天地了。
3.“激”他。学生就像一座燃料库，潜力无穷，却无从喷发。教师手里应有一颗火种，想方设法去点燃学生的激情，刺激他们的求知欲。拿上课来说，不讲则已，讲则非让他们感动，使之心驰神往。课一定要上得有高潮、有华彩，使他们觉得“原来读书是这样的美好”。
4.“带”他。带他们到文化现场去，呼吸文化，触摸历史。享受“从游之乐”，走一遍大师走过的路，喝一口他们喝过的水，看一看那些流传千古的文字诞生的地方。
此外，还有“哄”他，提高他们的兴趣；“放”他，放手让他自己寻觅；“逼”他，给他施加一点压力；“管”他，建立起一套学习制度来保障，限时限量地完成；“托”他，帮他修改文章，帮他们联系报纸杂志发表，鼓励他们到外面去参加各种语文活动；“伙”他，“伙同”他们一起做。“教学相长”，共同成长。
教师最大的能耐，还是在课堂上。几十年来，我曾经上过很多成功的课，如《世间最美的坟墓》《药》《老王》《边城》《秋水》《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阿房宫赋》等等。最近，我上了两堂自认为很成功的课，一堂是冯友兰的《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一堂是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前者被认为是很难上好的课，我通过层层推进，深挖，指出冯友兰先生本人的内心的真实，最后得出我们要做个怎样的知识分子的结论。听课的孙绍振老师对这堂课作了四个字的评语：“出神入化”。步根海老师说这才是高水平有深度的课，抓住了要害。《故都的秋》似乎是已经被研究得很透的课文，大致有“悲秋说”“颂秋说”“折中说”“秋文化说”“爱国说”，而我通过对郁达夫其人和全文的深入全面研究，把它定格为“一个颓废的江南才子在北国悠闲度假时写的急就章”，我认为这才是这篇文章的真实。正如郁达夫自己说的，他的“急就章”没有好文章。这篇文章并不值得怎样深挖，它不过是一篇应付编辑催稿的文章。于是我的教学目标也就定位在学习“急就章的创作方法”上，并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我主张在阅读分析时要坚持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不能人云亦云，不能道听途说，不能老生常谈。
多年以来，我还利用电视媒体，不断讲述我的教学理念。除此之外还亲自在电视台制作了《诗情画意》《说科举》《说李白》《说苏轼》《说杜甫》《汉字趣谈》等专题。我希望以此造成影响，打破一种答案一统天下的局面。
我讲“李白”，旨在还历史以真面目，竟引得报上舆论哗然，说我“恶搞”、“颠覆”。我深深感到，“标准答案”的影响之深。
我还发表了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对于鲁迅，我的思想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转变。这也是我教育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反映出我思想的变迁。当年在上《友邦惊诧论》《文学与出汗》《记念刘和珍君》时，我是多么满怀激情地赞美鲁迅。鲁迅诞生110周年时，我曾在全校作“伟大而痛苦的灵魂”的报告。然而，随着我阅历加深，读书渐多，思考深入，我开始怀疑，对鲁迅再也不迷信了。我在《文学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鲁迅与他的命中贵人蔡元培》等研究文章。这是我教育生涯的延伸。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应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之邀请，2009年春，我在复旦大学作了“人是怎么不见的”报告，在报告中我指出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只教文，不教人，只看重分数，不看重人的成长。具体地说就是有五条绳索阻碍着学生健康发展，那就是：“功利主义”“专制主义”“科学主义”“训练主义”“技术主义”。在报告中，我强调改革的瓶颈在于高考指挥棒的改革和教师素质的提高。我的报告和建议得到了广泛关注，被很多报刊、网站转载。不久，我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回顾我四十多年教学实践的专著《教学生活得像个人》。此书名有两解：一是“教学生，活得像个人”；二是“教学生活，得像个人”。去年年底，在南京举行的苏浙沪语文高层论坛上，我又提出了要教“真语文”的概念，反对假语文、非语文、反语文。这是我在“大语文”教学基础上的一个发展。我的核心观点是，重视文本积累还是重视标准答案，是重视自己的见解还是放弃自己的思考，是区别真语文还是假语文的一个分水岭。
多年来，除了在第一线任教，我还带了几十位青年教师。这些教师中已经有几位成长为特级教师，这使我感到欣慰。我的课，随时对年轻教师开放，我希望他们能从我的教学中得到一点启迪，或是经验，或是教训，我愿意做梯子，让他们快快攀登，我愿意做春泥，助他们快快成长。中国，太需要有独立思想，有事业心，有献身精神的教师了。如今我又在带两个市里和区里的年轻教师团队，我希望更多的青年教师超越我，成为教学骨干！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人生苦短，能做好一两件事，已经是很幸福的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第一线做几年。我知道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而教育改革任重道远。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我深信，只要认准方向，共同努力，教育的春天是会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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