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敏：《哲学与终极关怀》
人生关怀的三个层次
人首先是感性的生命存在。物质关怀是满足人的生命存在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方面的各种关怀，其中包括人的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②]因此，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需要物质关怀。
人类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③]人生活在地球上，需要自然界直接给予的水、空气、阳光等等才能生存;但人作为有生命、有意识、特殊的自然存在物，不同于其它的自然存在物之处又在于它不能仅仅现成地依赖自然而生活。人类只有依靠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才能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所需要的物质关怀是由物质生产实践决定的。
物质关怀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就个体而言，与物质关怀的需要相适应，功利的人生追求是不可缺少的。当然，淡泊人生而不刻意追求功利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这种人生境界与必要的物质关怀应当是统一的。马克思曾指出：“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④]人和动物都有满足肉体生存的需要，人超越于动物之处在于，人还需要精神关怀。
人具有超乎自然的社会本质。精神关怀是从人的社会本质出发，满足人的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关怀，其中包括创造和享用精神文化财富两个方面。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人应当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应当有自己的对于理想、信念、道德、知识、审美等方面的兴趣和追求。人们通过学习前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积累的经验、知识、智慧和品德，以及通过亲身的实践使自己的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发展需求得以满足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生活。
人的精神世界由知、情、意三种要素构成。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的意识不仅有理性成分，也有非理性成分。认知体现了理性主义的倾向;情感与意志体现了非理性主义的倾向。认知导致科学;情感导致文学艺术;意志导致个性之间的 差异。丰富认知、陶冶情操、磨炼意志，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其中，非理性成分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因素。马克思说：“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⑤]列宁也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⑥]
人的认知、情感、意志所组成的精神生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即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相对而言，认知的科学精神求“真”;情感的文学艺术求“美”;意志的自由境界求“善”。真、善、美是人生所需要的精神关怀的三种基本的价值取向。
人生需要真、善、美的精神关怀，根源于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⑦]。“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⑧]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其自然属性成为社会属性的物质承担者。在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联系的纽带不仅是物质性的交往活动，而且是精神性的感情交流与沟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⑨]人类由于具有求善的心灵和审美的眼光，就能发现大自然中同样有生命、有精神、有情趣，从而达到“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境界。
物质关怀与精神关怀决定着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关系着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物质生活的匮乏常常带来精神生活的痛苦;但对物质生活的无限制的索取，也会带来精神生活的空虚。人的精神追求，是人成其为“人”的重要标志。这也决定了人类文化进化的速度要远快于人类的生物进化。
物质的必需与精神的享受、物质关怀与精神关怀都是有限的。如何使有限的生命获得不朽的价值，人生仅有这两种有限的关怀是不够的，人还需要终极关怀。
终极关怀的两种形式：宗教与哲学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从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相结合的视角，系统地描述了人的意识、精神生长发育的过程。黑格尔将宗教与哲学置于一切意识形态之上，把宗教与哲学视为精神发展的最后两个阶段或形态。宗教是精神全体的“现象形态”，哲学是精神全体的“理论形态”。宗教与哲学共同构成“绝对精神”的两个环节。
宗教是一种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与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有极为紧密的关系。马克思曾把宗教看作认识和把握世界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并把宗教同理论的、艺术的、实践—精神的方式列在一起，视为同等序列的东西[⑩]，指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11)。这里包含着宗教是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思想。
当代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在其《神圣的帷幕》一书中指出：“宗教是人建立神圣宇宙的活动。”(12)在贝格尔看来，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是一种建造世界的活动，宗教在这项活动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即将人的生命安置在一种有终极意义的秩序中。
贝格尔把宗教提到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层次上加以理解是颇具新意的。人生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运动的过程，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为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人不仅具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具有追求终极存在的意识。宗教运用人所具有的超越现实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丰富想象，从有限趋向无限，以信仰把握未知世界与彼岸世界。宗教的本质是满足人们追求无限的心理需要，宗教的意义是满足人们超越现实和超越自我的终极关怀。在宗教生活中，终极关怀是一种情感满足的心理感受，人们由此把某种神圣的东西视为生活的真谛。“终极”始终是人类感受的极限，然而又是一种无限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们有可能超越有限的人生，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最可信的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尽管这个终极实休在各个宗教传统中都极难定义，但是这些宗教传统的信奉者和追随者们，全都根据这一终极的背景来限定、或约束自己的生活，并努力地照这种方式生活，以此扬长克短，不断完善自己。”(13)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中彻底解脱出来，使人产生一种宽慰感、宁静感、安全感和神圣感，这是宗教的生活境界。
宗教的终极关怀建立在崇拜和信仰的基础之上。宗教的终极实体的基本性质在于它的彼岸性，即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能规范地体验到的东西。终极实体是无限的、完美的和不可把握的力量，同时又是最内在的、人格化的;它的不可思议的可能性，构成一种至高无上的神秘性，同时这个神圣的存在又是宗教信徒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宗教的终极关怀以世界的二重化为前提，宗教世界具有“神圣—世俗”二重化的表现形式。世俗的世界是人们日常经验的世界，其神圣的与终极的意义尚未被揭示，因而充满了烦恼、混乱、痛苦。宗教认为，世俗的存在使人丧失了真正的和根本的性质。人性在自己的极限上，尤其在绝望的边缘上徘徊时，宗教是一种精神寄托。神圣的世界是纯洁的、至善的、超越的、全能的。它构成世俗世界及其万事万物的最原本的和最深刻的源泉。为世俗生活确定各种界限，使人们从至善的无限力量中获得最深厚的充实感。当人们充满自信地按照其信奉的终极实体(上帝的意志、佛性、道等等)的最深刻的意义生活时，会感到自己摆脱了混乱和烦恼，并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感。
宗教信仰的超越性，一方面在于它能把人从其所处的世俗世界提升到神圣世界，另一方面能从中提升出一种“科学的宗教精神”。爱因斯坦曾把他对于“实在的理性本质”和“普遍的因果关系”的强烈信念和真挚感情称为“宇宙宗教感情”。他说：“我的宗教感情就是对我们的软弱的理性所能达到的不大一部分实在中占优势的那种秩序怀着尊敬的赞赏心情”(14)。这种“宇宙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它“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是非常相象的”(15)。这种“宇宙宗教感情”正是爱因斯坦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最高尚的动机。他认为“在我们这个讲究物质享受的时代，唯有那些具有深挚宗教感情的人才是认真探索的人”(16)。如果没有这种“宇宙宗教感情”的激励，就很难想象会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科学献身精神。爱因斯坦指出：“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17)这种“上帝”概念实质上是宇宙的本质和规律，并不是干预自然界中的事件进程的神学宗教的“上帝”，与社会的或道德的宗教内涵是不同的。然而，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及其“上帝”概念，作为一种科学的宇宙观，是其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终极目标。他把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视为“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18)。
爱因斯坦相信我们这个宇宙是完美的，对自然界和思维世界所显示出来的“不可思议的秩序”(19)感到崇高而庄严。这种“宇宙宗教感情”同时蕴涵着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在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方面，宗教感情与哲学思维有一致性。宗教与哲学都要为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宇宙这一终极的背景下，人应当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如果说宗教是把人的命运安顿在所崇拜和信仰的客体中，宗教精神的最高发展阶段是达到自我把握的精神境界，那么哲学则是超越了宗教境界，以理性的方式弘扬人的主体性，体验宇宙精神。
哲学的终极关怀：宇宙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
哲学的产生与宗教一样，根源于人的心灵向着无限和永恒开放。“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这是我国古代就已形成的时空无限的观念。从空间上走向无限，从时间上走向永恒，是人性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人性的极限中，死亡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也许是最后的同时也是最大的极限。当人们面对死亡时，就会强烈地意识到自身受时空束缚的渺小，从而向往和思考着无限和永恒的问题。在宗教情操中，人性似乎能借助信仰的对象而超越时空的束缚，将灵魂安息在永恒和无限之中。哲学是从原始神话宗教中分化出来的。马克思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作过这样的论述：“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来说，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20)哲学源于宗教而又超越宗教，二者同源异性。哲学与宗教同源，都是出于人的终极关怀的需要，哲学与宗教异性，哲学诉诸理性，宗教诉诸信仰。如果说凡是能给人提供终极关怀的东西都具有某种信仰的意义，那么哲学出于对人类的真诚热爱，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信仰;宗教出于对灵魂和来世的关怀，是一种非理性的信仰。
从西方哲学史上看，哲学的智慧是从注视天空开始的。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具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曾预言过日食。历史上传说他有一次夜晚仰望和注视星空时，不慎跌到一个坑里，遭到世人的嘲笑。阿那克西曼德第一个发明了日晷，并以此作仪器测定了太阳的轨道和昼夜平分点。阿那克西米尼最先认识到月亮光来自太阳，并对日食和月蚀给以一种自然的解释。原子论的先驱阿那克萨戈拉在回答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时说，他活着是为了沉思太阳、月亮、天空以及支配着整个宇宙的秩序。
早期希腊哲学的显著特点是宇宙意识的萌发，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宗教神话，走上了理性思维的道路，热衷于从宇宙中寻找人类存在的最高意义。当时的哲学与科学融合在一起，天文学、数学以及自然知识中的所有部门都包含在哲学的范围内，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出现。到苏格拉底，他似乎对天上的星辰和云彩不感兴趣，而要求人们直接去认识自己。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成为探究生活和道德、善与恶所必需的东西。实际上，苏格拉底之前的智者哲学已把注意力转向人，转向人的精神和道德本质。普罗泰戈拉提出不朽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1)苏格拉底把哲学的主要任务视为“照顾自己的心灵”，即“认识自己”。黑格尔指出：“无限的主观性，自我意识的自由，在苏格拉底的学说中生长出来了。”(22)苏格拉底哲学标志着自我意识的确立。
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多种观点的胚胎、萌芽。”(23)从米利都学派萌发的宇宙意识到智者学派萌发的自我意识，都体现了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宇宙意识是从宇宙的视角思考人生，以沉思宇宙法则为人生目的;自我意识是从人生的视角思考宇宙，确立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无论是以宇宙意识为主的哲学学派，还是以自我意识为主的哲学学派，实质上都联结了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是对如何把人类安置在宇宙之中的理性思考。哲学作为宇宙人生辩证运动的理论形态，其发展正是一个宇宙意识与自我意识不断得以强化的过程。从古希腊哲学的原子论与理念论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从近代哲学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到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都是在不同的内涵和层次上对宇宙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深化。
从中国哲学史上看，东方哲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人的最高生命境界。如果说希腊哲学意在爱智，那么中国哲学志在“闻道”。所谓道，有天道与人道之分。“天人之际”是其探究的主题。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家老子《道德经》的核心范畴是“道”。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哲学的道论既是一种宇宙本体的形上思考，也是对人生现实问题的深切忧虑和关怀，是对人生自由的理想境界的渴望和追求。庄子所主张“道”也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本体之道或宇宙之道;一是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与老子从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的哲学系统不同的是，庄子更注重第二方面。他把客观的宇宙之道内化为主体的精神境界，前者仅仅是作为后者的一个极终支点而具有意义。庄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寻求个体的精神自由。这种人生境界之道，是从主体生命所开发出来的一种心灵状态。这种心态要求从内心深处做到与“天地精神往来”，从而使人超凡脱俗，飘逸物外，寻求永恒之逍遥与解脱，体道成真，直至其最高境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儒道互补的结构。如果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人的终极关怀具有自然主义的色彩，那么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人的终极关怀既植根于现实的人生，又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从《论语》的记载来看，孔子既以崇敬的心情赞美“天”之伟大，“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又确认人在天地万物中的至上地位。他既以“闻道”为人生的一大要事，有一种“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又以“仁”为人安身立命之道，注重理想人格的培养。作为人之本质规定和人道根本的“仁”，是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因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并把“圣人”的理想人格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圣人”之仁是纯粹之仁，“不是离了仁而为圣，圣只是行仁到那极处。”(24)孔子“不怨天，不尤人”的精神境界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使命感，标志着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从《孟子》的记载来看，孟子的“天”具有宇宙生化之大本的内涵，又在此广阔的视野下着力弘扬一种“大丈夫”的“浩然之气”：“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的这种“居仁、立礼、由义”的人生境界十分崇高，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宋代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5)的远大志愿;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显然都与先秦儒家以仁释人的价值取向和人格完善的思想有着内在的关联。
中西哲学的发展说明，本体论或形上学蕴涵着人的终极关怀或安身立命之道的问题。我国古代《易·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泛指有形之物，“道”是无形的本体范畴。安身立命不能不与终极关怀连在一起，而终极关怀只能在“道”的层面，不能在“器”的层面。康德把形上学理解为这样一门科学，它的对象不是经验的内容，而是纯粹理性本身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灵魂不朽。总之，对于世界最真、最本质的是什么，人生最高意义是什么，构成本体论或形上学所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哲学的宇宙意识探索世界的终极存在，哲学的自我意识探究人生存在的终极意义，宇宙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形成哲学的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根源于哲学本体论所特有的寻根意识。自然世界的繁杂多变，人生世界的飘摇易逝，使人们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从而激发起哲学的寻根意识。从对自然世界存在与本质的追求到对人自身存在与本质的追求，形上学的“本体”是宇宙与人生的集真、善、美于一体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本体作为一种超越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本体论的寻根意识蕴含着对世界的和谐统一的追求，反映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深层的利益。如果说哲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那么这个“精神家园”就是人们追索不已的“本体世界”。本体作为终极存在与终极依据是不可能在科学思维中获得的，本体是个永恒的不解之“谜”。哲学思维对本体的不懈追求，使人生具有一个终极意义的绝对根基。当然，本体论为人生设定的这个绝对根基，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26)
宇宙意味着永恒与无限，“自我”意识到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人创造文化揭示世界的意义，凭借知(理性)、情(情感)、意(意志)创造人生的价值。帕斯卡尔说过：“对于人，没有什么比他自己的状态更为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永恒更能使他惊心动魄的了”(27)。个体的存在是有限的，人生短暂与宇宙永恒的矛盾，最能激发人内在心灵的不安与痛苦。人如何超越有限，使人生的价值具有永恒性，是每一个认真思考人生的人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终极关怀，从一开始便疏离于彼岸世界的追求而植根于现实的人生，从精神的永恒性上强调“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这种永恒的本体追求实质上是理想主义的人生境界。中国哲学的“人道”精神是一种文化理想。个体生命的终结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生命的历史绵延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延续，还是文化生命的前后相承。人所创造的文化价值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其成果会随着文化生命的延续而获得恒久的意义。
人生的现实状况是我们能体验到的，而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一个超验的形而上学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态度，以“天人合一”为价值取向，努力在现实人生中追求和实现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使天地宇宙的人文精神把握在人的生命创造之中。在这种形上体系中，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现象界与本体界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达到现实人生与理想境界的统一、道德伦理与终极关怀的统一。
作为终极关怀的哲学功能
作为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哲学具有与科学不同的性质和功能。科学以事实世界为对象，具有现实性;哲学以价值世界为对象，具有超越性。与人所特有的超越的精神追求相适应，哲学的功能不在于提供某种具体知识，而在于塑造人的心灵和提高人生境界。
作为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哲学具有完善人性的功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价值目标。人的行为需要知、情、意三者融合，真、善、美三者统一，才有精神的自由。在西方，工具理性造就了现代化，同时却使人变成了工具，人性受到肢解或扭曲。在中国，当市场经济大潮滚滚而来的时候，一些人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消极现象。人文精神的哲学智慧之所以超越世俗，就在于哲学的终极关怀不甘于物欲的沉沦，而是着眼于培养人的美德，塑造理想人格，以审美态度观照人生。求真向善爱美，是人性的普遍需要与追求。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超越自身的有限性。所谓自由，即是对有限的超越，是人性的终极境界。马克思曾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8)在马克思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着一种对于人类的深沉、炽热的爱，存在着一种对于人类未来的坚定信念，相信人类终将获得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这正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所显示出的哲学智慧。
注释：
②(23)(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第468页、第83页。
③④⑤⑦⑧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第94页、第169页、第121页、第122页、第97页。
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11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4页。
(12)[美]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13)[美]斯特伦：《人与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4)(15)(17)(18)《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4页、第283页、第244页、第2页。
(16)(19)《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4页、第37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26页。
(21)《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8页。
(22)《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0页。
(24)《朱子语类》卷三十三。
(25)《张子语录》卷中。
(27)《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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