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五年的六月，顺天府世德堂书馆里，老板打开一包新印刷好的《水浒传》，摸了摸厚实的纸张，看了看漂亮的字体，发出一阵会心的微笑。最近坊间都在热推这部书，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这时书馆突然闯进一群如狼似虎的捕快，为头一个劈手夺过老板的《水浒传》，扫了一眼，恶狠狠地说道：“早就看你有问题，果然是个反贼！拿下！”老板目瞪口呆，我就卖个小说，怎么还成反贼了？开天辟地以来，哪有这么个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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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板虽说是刻书印书的文化人，但大概历史学的不好。因看禁书而获罪的，历史上可多了去了。
历史上有记载的禁毁书籍事件，最早发生在春秋战时的秦国。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为了统一思想做了很多事，其中比较狠的一条就是禁书。
禁什么书呢？商鞅对秦孝公说，《诗经》《尚书》等这些儒家书籍，都是使黔首变聪明的东西，如果黔首们个个满腹经纶，个个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那么国家还怎么统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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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对商鞅言听计从，于是立即下令秦国“燔《诗》《书》而明法令”。
这次焚书还相对温和，没有因为书而株连到人。但正是商鞅开了恶例，后来才出现了秦始皇变本加厉的焚书坑儒，造成社会文化的一次大浩劫。
两汉统治政策相对宽松，虽然在文化思想领域实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对实体书籍进行禁毁，允许民间保有各种书籍。
到了西晋，朝廷开始重点禁毁谶纬、星象、图历之书。
什么是谶纬呢？举个例子就明白了。东汉末年分三国，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个说法：代汉者，当涂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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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对这句话进行解读，把天命往自己头上揽，说自己和当涂高有各种联系。
袁术声称，自己的字是公路，路与涂、途通解，这个当涂高就是我袁公路。于是在淮南称帝。
袁术虽然后来被曹操狂打脸，宣布了“当涂高”与公路并没有什么卵关系，但社会上对这句话仍然津津乐道，后来曹丕篡汉，一群癞皮狗政客也想办法把魏和“当涂高”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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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这种话，就是谶纬。就是社会上一些方士、儒生利用自然天象，炮制出的政治预言，当时人们对这种东西趋之若鹜，都希望通过谶纬给自己增加政治号召力。
西晋建国后，马上就宣布禁止人们私藏谶纬之书，发现者判两年徒刑。
后来的东晋、南北朝，社会形势混乱，割据政权一个接一个，历代王朝为了巩固统治，也都不遗余力地封堵禁毁。
总的来说，南北朝以前，禁书次数并不是很多，关注的也主要是与政治、统治直接相关的书籍，禁书的破坏性不是特别大。
唐朝的情况与汉朝类似，国力强盛，文化昌明，没有怎么大规模禁过书，只是在南北朝、隋代基础上，继续禁谶纬、禁天文星象之书，并加了一项对兵书战策的禁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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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书专业技术性太强，老百姓生活富足了没什么人爱研究这玩意儿，因此唐朝对禁书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宋朝是古代文化最为昌盛的时代，一大票文化大咖当官执政，诸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本来应该是文化界的幸事，谁料和政治掺合起来，却闹出非常奇葩的禁书大瓜。
王安石变法引发了新党、旧党之争，后来又有洛党、蜀党之争，各种政治派别竞相输出政治理论和政策，写了不少书。不同派别之间，谁上台就打击对方一切行为，包括禁毁对方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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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同时得罪了新党和旧党，两派都不待见他，于是乎苏轼的文章被朝廷全部打入禁毁之列。“乌台诗案”连同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乃至于“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的诗文，也都被一同禁止。
苏轼这番待遇，在唐宋所有文化大家，真乃是独一份儿。
不过宋朝政治氛围还是相当宽松的，禁书的手段并不残酷，有事说事，不过度株连，也不搞肉体消灭。
而且禁止之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出口管制，不让中原的优秀文明成果流通到辽、金、夏等外国，对内其实有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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