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从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的”角度研究其人生道路、思想性格的特点，其隐逸诗的内容和艺术的成就，以及他对唐宋时期文人生活、品格及诗歌创作的影响。
全文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梳理陶渊明出仕和归隐的历程，探讨其出仕的目的及归隐的原因，肯定他在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中弃官归隐乃是一个明智的抉择。第二部分在界定了隐逸诗的范围后，从五个方面论述陶渊明隐逸诗的思想成就。并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论述了陶渊明隐逸诗的艺术成就。第三部分，论述陶渊明在唐宋时期的影响，以王绩、孟浩然、王维、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为例，论述了陶渊明的隐逸之路、思想品格及隐逸诗的影响及发展。
关键词：隐逸 田园 诗歌 影响
陶渊明被《诗品》的作者钟嵘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称号千余年来为人们所认同，并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陶渊明生活道路及田园隐逸诗的研究，评价其成就和对唐宋时期文人生活、思想及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他的一生从东晋到南朝宋，再算上中间由桓玄建立的楚，总共经历了3个朝代，10个皇帝。他在世的那63年真可谓战乱不断，篡夺频仍的时代。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可见儒家虽然力主以仁义之道治天下，但并不排斥隐逸，不卑视贫贱，在特定的战乱、昏暗的现世条件下，他们是可以不耻贫贱，追究隐逸的。更何况本来就主张“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老庄思想。陶渊明的生命矛盾、生活抉择和诗歌创作正是植根于那个战乱的时代，也是在儒、道、玄学思想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交合影响下形成的。
陶渊明的一生从起初的出仕到最终的归隐，前前后后共经历过四五次反复，也就是说他是在经过一段个体的亲身的生活实践之后，才探索到了一条弃绝官场躬耕田园的隐逸之路的。让我们首先来考查一下陶渊明五次出仕的目的及四次归隐的原因。
（一）首次出任州祭酒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第一次出来作官，翻开了他短暂的仕途生涯的第一页，这一年他29岁。关于这一次作官的目的和辞官归隐的原因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极为简单而明确的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也曾经追述过自己这段初仕时的心情：
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下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愿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
陶渊明8岁丧父，12岁庶母卒，“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早年家道衰落。他因家境所迫，告别了“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的生活而“投耒去学仕。”他的这一次出仕更多的是出于物质需求下的无奈，而不是源于深切的济世之心。时间不长，他却自动解职而归了。从“不堪吏职，”和“志愿多所耻”两句中，我们隐约可以体察到这段短暂的州祭酒生涯给陶渊明带来的精神磨难。森严的门阀世族制度、官场中无情无耻的倾轧，这一切对于依恋于人的本然性，“总发抱孤介”（《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的陶渊明来说肯定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的辞官回家也就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了。此后在家一闲就是五六年，“躬耕自资”成了他此间的生活主题。
（二）第二次出仕入桓玄军幕
直到晋安帝隆安三年（399），陶渊明35岁时，入桓玄军幕，方才重返仕途。陶渊明依其个人的政治价值取向决定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人物手下任职，实在是一个不平常的抉择。桓玄，出身出东晋的第一流士族桓氏。其父桓温在晋穆帝永和元年曾为荆、司、雍、益、梁、宁六州都督，荆州刺史，曾三次北伐，平定西蜀，收复洛阳，取得很大威望。又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即简文帝》。他执政30年，权倾朝野，与各士族有广泛的联系。他广揽人才，谢安、谢玄、王垣之等均受其重用，文人袁宏、伏滔、画家顾恺之等也都曾在其门下效力，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也在其列。这位被陶渊明赞为“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的孟嘉长期为桓温僚佐，任其长史，唐人修《晋书》时将孟嘉的传紧附在桓温之后，可见其关系之密切。陶渊明在赞扬外祖父孟嘉之时，对于桓温的功绩和才能也一定相当熟悉，以这样一层旧有的社会关系而进入桓玄军幕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桓温死时，桓玄只有五岁。长大后袭父爵，作过一些小官，心里很不得意。而此时朝中军政大权已落入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手中，“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资治通鉴》卷一〇七）。司马道子又重用佞臣王国宝、王绪，致使政局更加昏暗，官以贿迁，民不堪命。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兖州刺史王恭联合殷仲堪、桓玄抗表京师要求讨伐王国宝，反对会稽王司马道子擅权，晋朝内乱愈演愈烈。在各世族之间忙于争权夺势与晋皇族对抗之时，桓玄也依靠父亲桓温的关系网，以拥戴晋王朝反对司马道子为号召，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于隆安二年（398）出任江州刺史，成为各世族联盟的盟主。在当时的形势下，欲挽救晋朝的危机，人们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位出自元勋之门的年仅32岁的桓玄身上。况且，桓玄本人不仅以雄武著名，而且又以能文见称，《晋书·桓玄传》说他“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著有《周易系辞注》二卷，集四十三卷，要集二十卷，今传尚有《凤赋》、《鹤赋》。他的批判佛教、限制寺院经济发展的主张，对后代影响很大。陶渊明便是在隆安三年（399）投至桓玄的军幕之下，以期实现他的“大济苍生”的生命价值意念。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人的社会历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间的那种常见的矛盾，也蕴含在陶渊明的仕途抉择的全过程中。而此时的他在现实环境的鼓动下，恰好把天秤偏向了人的社会历史性这一方，正是儒家思想中那种济世安民和成就功名之心使陶渊明迈出了重返仕途的一步。
就在陶渊明刚到桓玄手下作事的那一年，桓玄袭杀了殷仲堪，并铲除了殷的余党，自领荆、江二州刺史。“玄于是树用腹心，兵马日盛”（《晋书·桓玄传》），并制造出种种祥瑞来煽惑人心，阴谋篡夺帝位。同时，桓玄利用孙恩作乱之事，屡次上表要求出兵勤王，实际上也是在为篡权作准备。官场的混乱和价值的颠覆使得陶渊明重新审视自己的抉择，并将内心忧怨化为诗句表达出来。这期间有三首诗记叙了他的心路历程，即《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前二首诗是陶渊明在仕玄期间，奉命使都后，归途中因受风阻而停泊于规林所作；后一首诗则是一年后他回家乡探亲假满，再赴江陵任所，于途中感怀而作。在诗中他写道：“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之二），又写道：“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的不是对桓玄的评论，不是对政局的不满，而是对人的本然性情的真切召唤。当陶渊明置身于世界的混乱和价值的失衡之中时，想到的是人性的自足性才是真正可靠的，他眷恋那熟悉的山水田园，惦记着母亲、朋友，更怀念着自己本然的生存状态。“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在现实的昏暗面前，陶渊明并没有挺身担负起历史的责任，而是从人的社会历史价值意念中自动退出，转而追求生命的自然状态和人的自我道德的完善。这三首诗创作时间相隔一年，其实我们无须细细地考查这一年间在他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就已经能从诗中得到答案：现实发生的种种变化，使得陶渊明“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意向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定了！可巧，隆安五年（401）冬，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卒，他理应奔丧并丁忧居家。就是在这时，在本然心性的召唤下他离开了桓玄，结束了他三年的仕宦生涯，回到了“无世情”的园林。陶渊明的此次辞官回家，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来看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就在他回家的第二年即安帝元兴元年（402）以司马元显为首的军队开始征讨桓玄，桓玄攻入京师，杀司马元显；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篡晋称楚。而此时已避开了这些繁杂的变乱正在家服孝的陶渊明又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此时的陶渊明对于“人间”这一连串事变不会一概不知，但是也许是其本然心性使他不屑于提起这些，也许是他仍旧遵循着阮籍以来许多魏晋人物的处世经验：“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吧？总之，在这期间所作的《始春怀古田舍》诗二首中，我们看不到现实社会变乱的蛛丝马迹，听到的却是诗人对于农村躬耕生活的源自本心的呼唤和赞叹。“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坐着牛车，伴着鸟鸣，在初春的熏风中，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田园。“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才是诗人的本然的生存境界，也只有这里才是可靠的安全处所。他不用再为“行役”所牵累，他丢掉了儒家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怀意向，“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希望以这种方式找回纯自然状态下的本我。陶渊明以荷篠丈人、长沮桀溺自比，来表明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躲避乱世的决心。但是我们却又可以那么深切地感到，在当时混乱、残酷的现实之中，这份出奇的平静与悠闲的得来是充满悲剧意味的。血腥的现实使得每一个具有价值关怀意向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的困境：热情的忧虑和忧虑的徒劳。价值关怀面临着的是遭受世界之邪恶的种种揶揄和否定，使他变得毫无“价值”。陶渊明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他只好将这所谓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怀暂置脑后，而寻找另一种可以自适、自足的生存形态——“躬耕自资”。
“躬耕自资”的道路之艰辛很快便显现出来了！一年的劳动，收成甚微，“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的贫困生活扫荡了初归田园的欣喜、欢快，一向恬谈的诗人终于发出了“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的慨叹（《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这时儒家的道德理想又被拿出来作为个人生命精神的支柱，“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这不禁让人想到《论语·雍也》所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当然，对“隐”这种行为方式，儒道两家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孔子肯定“隐”是有条件的，他认为“隐”是一种权变，是对人的道德、本性的修炼；而道家主张“隐”，却是对现实世界完全的消极退避。这个阶段的陶渊明并不在意这其中的差异，他只是用它们来铸造自我的生命形态，使自己在穷困的生活境况中找一个精神的依托。
（三）第三次出仕任刘裕参军
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已经40岁了，按孔子说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他早该有所建树了。儒家的伦理价值生命观对于陶渊明来说，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结。就在这一年，他写了四言诗《荣木》，抒发“人生若寄”时不我待而希望及时建功立业的感情。他在这首诗的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流露出一种急躁不安的情绪。“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里的陶渊明不但高标着个人的道德理想，而且又拾回了儒家的价值关怀意向，大有屈原式的求索精神。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他终于又离家出仕，作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
刘裕起自布衣，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安帝隆安三年（399）在任刘牢之参军讨伐孙恩时屡建战功，升任建武将军。元兴元年（402）桓玄入建康篡夺帝位以后，极端残酷专横。三年（404）年初刘裕率众找着反对桓玄篡位，恢复晋王朝的旗号讨伐桓玄。两三个月里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于三月进入建康。刘裕在这时作风颇不平凡，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月间风俗顿改”（《宋书·武帝本纪》）。而这时桓玄把晋安帝从江州劫持到江陵。刘军在浔阳附近的桑落洲大破桓军，刘裕被文武臣僚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刘裕的崛起一时间似乎给晋朝带来了新的希望！当时的刘裕才干和功绩同陶渊明的曾祖长沙郡公陶侃很有相似之处，可见，“四十无闻”的陶渊明迈出投向刘裕的这一步不是没有根据的。再加上刘裕此时立足未隐，急于招揽文武人才，他对于这个能提早脱离桓玄归田隐居的江州名士陶渊明也可能是有一定的好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陶渊明走上了东下京口赴任的道路。
就在赴京口任职的途中，他在曲阿写了一首表露心迹的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馀。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自年少时起即寄身事外，倾心琴书，安贫乐道。那么为什么要出任镇军参军呢？按这首诗的说法是：“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尽管入仕并非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但是如果时机来与自己默默相会，那么也不妨拨转车驾游憩于仕途之中。于是他便准备起行装，暂时离开田园就任镇军参军去了。乍看来，这次出仕又是陶渊明的一次随性适意的决定，并没有偏离他的顺就自然的心性特质。但是当我们细看此诗的后半部分时，却可以清楚地体察到在上任途中的陶渊明再次陷入了人的社会历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间的那种深刻的矛盾之中。虽然他把再入仕途淡释为一种时机的“苟冥会”，但是那种源自骨子里的济世救国，建功立业的价值关怀意向却是难以遮盖的。这种被陶渊明刻意淡释的价值关怀意向才是他真正的“心”的樊笼，因为他不可能彻底抛弃它，所以那份“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矛盾和懊悔才显得分外的真切动人！“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正是因为陶渊明的这份真实的内心矛盾与懊悔，才使得终将归隐田园的这个人生抉择逐渐显现出坚实的情感根基。
果然，怀着这种心情赴任的陶渊明，不到一年就又辞去了镇军参军的职位离开了刘裕。这固然与陶渊明此次入仕时的情绪有关，但是刘裕在此间的所作所为也是不应忽视的原因。刘裕虽然有雄才大略，使豪强慑服，但是却猜忌成性，诸多贤才，多遭翦灭。在桓玄败死于江陵之后，刘裕全力铲除其余党，凡不是刘裕之嫡系均人人自危，即使是那个在战场上援救过刘裕的刘牢之子刘敬宣，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更何况身为桓玄旧部的陶渊明呢？在价值关怀终于成了有害于生命的“情景”的时候，只有顺应自然，避免伤及生命，才是最真实可靠的人生。一个社会的个体的人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他能够把持的只有自然生命，陶渊明太清楚这一点，他只好抽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以求“全生”。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责备陶渊明的“知难而退”，也大可不必将屈原与陶渊明不同的价值取向比出个是非高下。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个体都去担纲世界的黑暗，要求每一个个体都有义务像哈姆莱特那样想去消除世界的残酷和丑恶，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担当这种义务的心智和能力。面对世界的混乱、不幸和丑恶，一个人能够不同流合污而独善其身，“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已经算是一种“超越”。当一个人没有力量与邪恶抗争，没有唐吉诃德那样的勇气，拖着孱弱的躯体，挺着一丈长矛向整个城堡挑战时，我们就没有理由责备他的软弱。相反，每一颗“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柔弱的心灵，才是值得我们分外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以其平民化的心路历程打动了无数后人。
（四）第四次出仕任刘敬宣参军
41岁的陶渊明离开了刘裕后于义熙元年（405）改任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这只是陶渊明“终返班生庐”之前的一个过渡。刘敬宣就驻军在陶的家乡浔阳，离陶渊明在柴桑的家很近，他选择在此任职也一定有所考虑。刘敬宣虽然颇受刘裕的器重，但是他深知自己不是刘的亲信，地位不稳，所以当刘裕任命他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时，他曾固辞。安帝反正后，刘裕的权势更重了，惊恐不安的刘敬宣立即自表解职。三月份陶渊明衔命使都可能就是代刘敬宣向朝廷上表。经钱溪时，作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一首。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同。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
面对“事事悉如昔”、“义风都未隔”的一片山川、人情，这时陶渊明的笔下荡尽了“脂我名车，策我名骥”的豪迈进取这心，勾销了“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的自我勉励，更减少了“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的矛盾和犹豫，他归田的“终怀”已定，诗中只是把旧有的意向坚定地重新申述罢了：“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被重申为“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军经曲阿作》）被重申为“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被重申为“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以曲阿作》）也被重申为“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在这些意向不断被重复的过程中，陶渊明的生存原则逐渐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在残酷而邪恶的现实面前，作为个体的人根本无力对抗强大的现实力量，当对于社会的价值关怀被转化为毫无价值时，陶渊明开始怀疑了，他怀疑价值关怀本身是否有意义？这是充满否定意味的怀疑，“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在他看来，这种价值关怀意向本身就是盲目和虚无的。在“大济苍生”的意向被否弃了之后，个体的本然生命的意义便被推到了最前面，摆脱社会形态的拘限，重新拾回人的本然状态便成了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陶渊明此时是归心已决。所以当刘敬宣离职后，他也就“心惮远役”，决主去职还乡了。
（五）第五次出仕为彭泽令
同年秋天，陶渊明回到故乡后，又作了八十余日的彭泽令，这是他13年仕途的最后一站。此次出仕的原因和经过，萧统的《陶渊时传》叙述得颇为详细：
……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因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陶渊明这次出任彭泽令的原因他有明确的表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也就是为以后的归隐生活做物质上的准备。《归去来辞序》中陶渊明也曾自己说明：“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但是这种为求“三径之资”而做官的行为更是他推崇人的本然心性的“真心”所不容的，“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如果前几次出仕还是在人生价值取向层面上的矛盾和怀疑的话，那么这次的出仕则只是出自物质目的的权宜之计，这对于“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的靖节先生来说，肯定是会自行唾弃的。在他决定“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的时候，恰又遇到督邮来县，这就促使他决心以程氏妹丧于武昌为借口而毅然“自免去职”回到了他原本非常热爱的田园。所种的粳竟未尝颗粒到口，以秫酿酒的计划也完全浇空！陶渊明13年的仕途生活便就此结束了！他永远地告别官场，开始了他“躬耕南亩”的隐逸生活。这一年是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下距晋朝灭亡还有15年。
纵观陶渊明从29岁到42岁13年中的五次出仕的目的以及四次归隐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他离开田园出仕多年，最终回归田园又走上隐逸之路是与晋宋时期动荡的政治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东晋一代政治，常有悍将构乱，跟着也有名将定乱，所以政象虽不甚佳，也还保持水平线以上的地位，到渊明时代却不同了”（鲁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谢安，谢玄一辈名臣相继凋谢，在陶渊明20岁到30岁这一阶段，先是会稽王司马道子和王国宝专权，与王恭、殷仲堪一党互相牵制，政治极其腐败，又有各地拥兵将帅，争权夺势。从他33岁时起，东晋开始内乱，孝武帝被杀，即位的安帝是个白痴，王恭、殷仲堪和司马道子、王国宝在混战中两败俱伤。接着是孙恩造反，司马元显专权，桓玄东下攻陷京师，总揽朝政，诛杀司马元显。元兴二年（403）桓玄篡晋，自称楚王。接着桓玄的部下刘裕起兵讨伐桓玄，杀安帝、立恭帝。在陶渊明56岁时，刘裕篡晋称宋，毒死恭帝，东晋最终灭亡。这一切变乱都发生在陶渊明的家乡附近，甚至陶渊明有三次出仕都是任职于军幕，投身其中某种政治势力之下。处于政治的血雨腥风中的他，面临着人生的悲苦与荒唐。全体生命的无用、无能被真实地推到了社会中每个人的面前。陶渊明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以救世济时之心，抛开个人的生死利害，积极地投身于政治漩涡之中，逞“逸四海”之猛志。当然，陶渊明如果选择这一条路就先需要明确桓玄、刘裕、刘敬宣哪一个值得他为之拼死效力。要么，远离是非之发，抛开对社会的价值关怀意向，把握住生命的有限性，在“独善”和“固穷”中寻求生命的意义。第一条路，陶渊明不是没有试过，他在东晋政局最动荡的时候，选择了最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实在是需要鼓足勇气的决定。可是，当他真的投身其中时，便很快因见到事不可为而急忙退身了。于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陶渊明几经思想的矛盾，几经情感的挣扎后，终于走上第二条路，回到他眷恋的田园。尽管生活艰难，尽管后来朝廷两次征他为著作郎，但他再没有动摇翻悔过。因为现实的政治风云的起伏变幻使他深切地感到：人的性命的无常而短暂，在混乱的世界中，个体的人所能抓住的只能也只应是生命的自然，而隐逸则是与“自然”相亲合的最佳道路。
谈到“自然”，我们不能不提起魏晋时代的那场“人的觉醒”。魏晋以前，儒家的社会伦理哲学忽略了个体生命的死亡问题以及人生的苦难问题，仅仅一句“未知生焉知死”便抹杀了探讨死亡问题的重要意义。而魏晋时期，历史现实的残酷性，把人的生存价值摆到了世人面前。在魏晋文士看来，人所拥有的只是自然的性命，而且恰恰是个体的这种自然性命是无常的、短暂的，终不免一死的，任何关于人的道德规定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即然认识到生死亦大矣，那么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尽情享用人的本然生命的有限性和现世生活的今生性。所以倡导人从价值生存形态返回到自然生存状态便构成了这场“人的觉醒”的实质。所谓“自然生存状态”其实包含两重意义：即外部的自然生存状态和内部的自然生存状态。外部的自然生存状态是指自然景物，山水田园的客观环境，而内部的自然生存状态则是指顺应生活的本然的心理意向。陶渊明深受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思潮的影响，在仕与隐的抉择过程中，他批评性地吸取了这种哲学思潮的精髓。虽然他也同样探讨“大化”、“大象”的运转规律，但是他更注重将玄虚的“理”落实到人事代谢的规律上，“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虽然他也同样向往生命的自然生存状态，但是他并不摒弃人生的真正的存在价值。既然“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那么只有“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他所追求的是美德和节操的永存，正因为陶渊明的自然观始终是以追求人生价值和思考人事代谢的规律为落脚点，所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就必定高出于前代的隐士，也正因为陶渊明在出与处这一生命抉择中是几经徘徊而最终走回田园的，所以，陶渊明的隐逸思想绝无逐时从众的盲目性也无附庸风雅的虚伪性，而让人感觉到的是更实在，更真切。他经过了反复实践之后更加认识了隐逸之路的价值，肯定了回归田园的抉择。“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而昨非。”一篇《归去来辞》成了陶渊明与昏暗、喧嚣的政治现实彻底绝袭的宣言。他沿着自己选择的隐逸之路执着地走着，追索着那种与众不同的人生的存在价值。正是陶渊明所做的这种对人生价值的探索，陶渊明所开辟的生存境界，成为他田园隐逸诗的创作基础，奠定了他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地位。
二、陶渊明隐逸诗的思想艺术成就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隐逸诗是依据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而界定的，其中必然具备某些独特性。陶渊明之前，在《诗经》的国风及雅、颂中就有一部分以劳动生活、农业生产过程及丰收、飨神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农事诗”。陶渊明的隐逸诗中也包含着这样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审美对象的农事诗，或记叙亲自参加劳动的隐逸诗的范畴。在唐代、王维、孟浩然等人创作过许多描写自然山水，表现田园生活的诗歌，所以人们称之为山水田园诗派。而这些题材的作品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也能找到，甚至更丰富而平常，有勾画田园风光的，有表现饮酒、赋诗、弹琴、出游的乡居生活的，这些当然也应该归入陶渊明隐逸诗的范畴。在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盛行，隐逸思想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能够避害全身的隐逸生活亦为人们所向往，于是在诗歌创作中出现了许多抒发企羡隐逸，表达出与处的矛盾情感的作品。比如嵇康的咏怀诗，左思、陆机的招隐与反招隐之作。陶渊明在前代文人的隐逸思想的基础上，在个人的曲折经历的激发下，也创作了大量反映其出与处的思想斗争的作品，对隐逸生活不乏哲学的审视。这些作品不只作于隐居田园之后，就是在几次出仕期间，他也总是念念不忘园林的好处，抛弃不掉归田隐居的意向。总的说来，从作品的内容这一界面上看，凡是牵涉到田园生活、隐逸思想的作品，不只是单独成篇的，哪怕是诗中的个别语句落到了心念田园渴望归隐的这一主题上来，都将被纳入本课题的研究范围。按这一标准来统计，逯钦立先生审定的《陶渊明集》所收的诗共122首，属于隐逸诗范畴的有71首，其比例竟接近陶渊明全部诗作的60%。可以说，隐逸成了陶渊明最突出的创作主题，也是他的生命主题，这是在他之前的诗人们未能达到的，他确实不愧为“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的隐逸诗歌就其所表达的内容来看是极为广博繁富的。我们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来考查。
（一）陶渊明在隐逸诗中大量地抒写了自己以告别官场隐居田园为最佳归宿的思想感情。
在前面我们梳理了陶渊明从出仕到归隐多次回旋反复的痛苦经历，可以说他是经历了一段徘徊之后最终才选择了回乡躬耕的，而这个选择充满着个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尽管在他辞去彭泽令归隐后，仍不时出现一些情感起伏，但是那只是叹老嗟贫的牢骚，并没有动摇他守拙固穷老死田园的原始意向。
陶渊明用诗歌真实坦率地记载了他在各个时期的不尽相同的心态，以及植根于心灵深处的那种远离官场的告别意识的逐渐增强，即便是在出仕期间他也总是“慷慨思南归”，怀恋家乡的山水和生活。于是，从第一次的“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到后来做刘裕镇军参军时，竟刚刚离家上路就已经“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满心悔意溢于笔端。他13年的仕途生涯一直陷于这种“一心处两端”（《杂诗十二首》其九）的仕与隐的徘徊苦闷之中。如隆安四、五年间（400—401）他在桓玄官府中任职，写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在第二首中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中又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身在仕途的陶渊明一方面是“好爵”的诱惑，一方面是“旧墟”的召唤，他一再表示“富贵非吾愿”，希望回到故乡“养真”全“善”，保持自己的清高节操。元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干脆在去刘裕镇军府上任的路上就开始为离开仕途作打算了：“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他仰观飞鸟在天，俯视游鱼得水，把自己推到这样的一个充满意味的审美现场中，怎么能不强化他的归隐之心呢？《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写于义熙元年（405）改任刘敬宣建威参军时，他自叹“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自己虽然身在官府，形为物拘，但是“归去”的心声却越来越清晰。换句话说，在陶渊明心中的这种告别意识不但未被岁月抹去，反而更加强烈了。
当然，在陶渊明的诗中也可以清楚地触摸到他的那份“大济苍生”的凌云壮志。不可否认，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毕竟是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结，正是在这种意念的驱动下，陶渊明才会几次离开田园，只身跃入政治的风浪中。40岁的陶渊明在《荣木》诗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最后一段又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花开花落，日月更替，“徂年既流，业不增旧”，虽然时光在飞逝，便是“总角闻道”的自己却“白首无成”，每想到这一切，他就难以抑制住懊恼的情绪，弘道济世，建功立业之心在胸中踊动，“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两句不禁会引人想到屈原《离骚》中的诗句：“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也！”这两个人身上所共有的不都是那种自居为历史和社会支柱的精神吗？陶渊明的这份干云之志在其它诗文中也曾表述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拟古》其八）尽管其中充溢着豪侠之气，便那毕竟是陶渊明心中那份不甘抛弃的价值关怀意念的体现，也正是在这种意念的支持下，他才几次离开田园，外出求仕谋职。而在归隐田园之后，他是否就真的彻底淡泊名利，心静如水呢？其实也并不尽然，他对自己的一生也难免会感到遗憾，如在《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中在写了自己“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舂秫作美酒，酒孰吾自斟”的悠闲、宁静的生活后说：“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是说这样的生活也有其乐趣，可以让他聊且忘掉功名事业。又有一首《岁暮和张常诗》诗中说：“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可见他虽然实践着顺天履运的生活方式，却还是难免为年岁老大，事业无成而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但那仅仅是慨叹而且已，决不足以动摇他原初的意念。在陶渊明内心的出与处的天平上，归隐思想始终是占上风的，只不过真率的陶渊明习惯于将他那一颗平常心用诗歌记录下来罢了。也正因为这种真实的记录才使得他的隐逸诗格外动人。
陶渊明的追求隐逸固然同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隐逸观有思想承袭关系，也受到庄子出世哲学和当时江州地带隐逸风气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源自他本人对于混浊、残酷的现实世界的认知。可以说正是陶渊明心中深埋的这份强烈的对官场的告别意识，使得他和整个社会保持着一个相应的心理距离，对现世增添了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所以在陶诗中，这种隐逸思想的倾诉和对田园生活的眷恋总是与对现实世界的冷眼评价紧密相连的。他勾勒的现世情景是这样的“羲皇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饮酒二十首》其二十），上古时的淳朴敦厚的世风已荡然无存，儒家的论理道德观也丧失殆尽，官场上更是充斥着虚伪和欺诈，“世俗久相欺”，“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饮酒十二首》其六）。他把仕途的险恶比作”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个体在宠大的社会面前不过是被嘲弄、被欺侮的对象，根本没有能动性。“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成了社会常态。这一系列的认识是陶渊明从五次踏入官场的痛苦实践中得出来的，是用一种告别性反思的目光领悟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陶渊明才最终舍弃了那广济苍生的善良愿望，于宁静的田园终其一生，“荣华诚可贵，亦复可怜伤”。（《拟古九首》其四）博取功名固然可贵，但是却伴随着危险。“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参加田园的劳作虽然辛苦，可是却可以避患全身。在陶渊明的心目中田园乃是一个远离战乱与篡夺的心灵的避风港，是能尽享生活乐趣的安乐窝。他的这种选择是清醒而理智的。
陶渊明的这一类隐逸诗正是他所说的“寄怀于言”（《九日闲居序》）的直抒胸臆之作。他写诗不为炫才，不为邀名，而是于酒酣、兴起时“题数句自娱”（《饮酒二十首序》），纯属一种私人化行为。在《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二）中说：“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他写诗不随时，不媚俗，只为唱出个体的心路历程，在破除了世俗的干忧之后，陶渊明的隐逸诗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本真的品格。
（二）与官场的丑恶、黑暗相对照，陶渊明笔下的田园、自然便凸现出一种清新、宁静的绝美状态。
他在摆脱了“樊笼”、“尘网”回到田园后，颇有一种“矰缴奚施，已卷安劳”（《归鸟》）的感觉，如飞鸟离网归林，游鱼脱钩入水。他以轻松、愉悦的目光去观察、欣赏着这一片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倍感惬意。《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十多亩的宅院，八九间草屋，前种桃李，后植榆柳，远处的村庄和袅袅炊烟依稀可见，鸡鸣狗吠远近相闻。“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蜡日》），这实实在在的一切就是诗人所日思夜想的“自然”。这份生活既真实又平易，秋天，“露凝无游氛，天高风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和郭主簿二首》其二），这里空气清新，奇峰高耸，松树与菊花相映成趣。春天，“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拟古九首》其三），万物复苏，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冬天，“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砀，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大雪之后，田园满眼洁白，万籁俱静。夏天，“蔼蔼堂前柳，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浓密的树荫遮盖庭院，一片阴凉，打消了心灵的烦躁。随着一年四季节序的变化，自然界的一切景致按照其固有的规律变化着，使他感到安适则亲切，他迷恋这份怡然的生存状态，他要的就是这种安全感。有一首《归鸟》诗把这种心理渴求表达得更为明确：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颃，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
翼翼归鸟，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反归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悠然其怀。
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
倦飞归林的小鸟，并不以找寻登“天”之路为终极目的，要的是能躲避暗箭的伤害，安享林间的惬意与平和。陶渊明以鸟自喻，委婉地道出了自己弃官归隐的真实动因。同时似乎也在申诉：在混乱的世界中，人性的自足性才是最真实可靠的。
陶渊明的隐逸诗中有很多表现自己在田园生活中的无限乐趣的。比如《时运》篇作于归田之初，集中地写自己田园生活的安逸情形。序中说：“《时运》，游暮春出。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暮春时节独自出游的陶渊是这样倾诉自己那颗快乐的心：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馀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泽，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
沐浴熏风，远眺美景，怀着一种自满自足的心情回到家中，又有花圃药栏，榆柳竹丛，可以抚清琴，可以饮浊酒，这一切似乎让人感觉回到了黄帝、唐尧之世。而现世的自己却真真切切地享受着这些！陶渊明在这份宁静的田园生活中进行着身心的自我洗涤，“自然”成了他防止在物欲横溢的现实中自我异化的一副良药，他愿意永远在“自然”的怀抱中栖息。
他在诗中常常提到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几件乐事，即抚琴、读书、论文、赋诗、饮酒。《答庞参军诗》（其一）中就写道：“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唯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当决意归乡不再东西游宦时，他便可以以一颗坦然的心同朋友谈诗论文，绝无庸俗之调；以酒助兴，尽情挥洒无限诗情。在《九日闲居》中也写到饮酒、赏菊之乐：“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饮酒可以销愁解忧，赏菊餐菊可以陶冶性情，延缓衰老，所以酒杯不能空置，菊花不能白开，他要尽情赋诗以自娱，用这样的生命形态立足于天地之间，难道不能算是一种成就吗？如果说到陶渊明生命本身的成就，那么他最大的成就就是他真的做到了人生最困难的事——和生活讲和。他抛弃的不只是那混浊的官场，更是传统的伦理价值观为人们套上的心灵的枷锁，他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找回人的本原状态，安享那份看似平凡的生活。他会在春游中，“临长流，望层城。”（《游斜川》），于鸥鸟飞翔群鱼腾跃时心旷神怡。他会与朋友“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登高赋新诗”，“有酒斟酌之，”谈历史，论文章，赋新诗，酌美酒，于坦诚的交往中体会友情的温暖和生活的愉悦，即便是耕地种菜这种看似并无审美价值的活动，在已与生活讲和的诗人眼中也被诗化到至美的境界：“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躬耕自资的生活带来的是陶然自乐的满足感。在《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中写道：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 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他把我们再次带到了一个充满气息的完审美现场，“堂前林”、“清阴”、“凯风”、“书琴”、“园蔬”、“旧谷”、“美酒”、“弱子”，这一系列的审美具象为我们勾勒出守拙归园的诗人的闲适生活场景，诠释了与生活讲和的深层内涵：讲和不是向平庸倒退，而是一种至高的境界。作为生命境界，诗人对它的理解透出一种哲人的美。在《饮酒二十首》（其五）中他再次为我们描述着这一切：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用独特的自然观，静视外物的变化，从中体悟“真意”。而这“真意”便是一片忘机的天真，是在观望夕岚变化和飞鸟动静时与自然冥合为一的感受，是对时空和永恒的领悟。这就是诗人已经跳出了理窟的生命境界，他正是以这种观照方式平和地面对朴素的人生。
在陶渊明的生命主题中一定不能没有酒，前面我们也提到饮酒是他田园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以致后人的陶诗“篇篇有酒”的评价，这虽然有些夸大其辞，却道出了陶诗题材上的一个特点。王维说：“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偶然作》），李白也说：“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戏赠郑溧阳》）。好象醉酒是陶渊明的生活常态。那么，他为什么要让自己终日沉醉于酒中呢？萧统可谓是很理解陶渊明的人了，他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的饮酒是别有寄托，“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二），饮酒不为求善饮之名，而且是求醉以忘忧，借酒以销愁。他在《游斜川》诗中说过：“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所谓“千载忧”显然不是眼前的个人的愁苦，而是一种对历史、现实社会的忧虑，只有醉酒才可以让他忘掉这一切。难怪他把酒直呼为“忘忧物”了。况且，他还可以用“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二十首》之二十）这样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以期象阮籍一样取得避祸远害的附属效应。
陶渊明拿着他那支蘸饱了生活墨汁的笔，创作出大量描绘自然景色，述说归田乐趣的作品，静心品味，我们就会从中闻到酒香、墨香、花香、书香，还有沁人心脾的泥土的清香，这是一种充满文化底蕴的文人化的农村生活画图。
（三）陶渊明把自己辛勤的劳作经历和对劳动的清醒的认识如实地写到了他的诗歌中。
陶渊明的归隐生活并不真的总是那么轻松、惬意。“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宽裕、富足的生活。为了生存，他饱尝了田间耕作的艰难辛苦。从田家乐到田家苦，是他认识上的一大飞跃，正是在这一飞跃的基础上，他悟出了民生以勤为先，以衣食为端的根本道理。躬耕生活告诉了他劳动是最真实的付出，“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以行为摒弃了东晋玄学中自然无为的主张，而奉行着自己朴素的自然有为论。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中他这样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人晨兴夜归辛勤地种豆锄草，道狭难行，夕露沾衣，这些都不能动摇他归隐田园、躬耕自给的初衷。如果说这首诗中还带着诗人初归田园时那份欣喜和新鲜的感情色彩的话，那么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则已经把兴奋沉淀为理性的思索：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在亲身经历了农家的辛苦之后，他从观念上跳出了儒家轻视劳动的错误思维惯性，重新把衣食之需定为生命的根本。因此，在他看来劳动是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是人生之“道”。对于劳动的这种认识及亲身参加劳动的体会还被写到了其它的一些作品中，如《劝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他一再说“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遥遥沮溺溺心，千载乃相关”。“遥谢荷篠翁，聊得从君栖”。希望以效法古代隐士长沮、桀溺、荷篠丈人的方式继续自己躬耕田野的生存方式。正是在这种对劳动的理性认识的策动下，他才得以于承受劳动之苦后，体味出劳动的乐趣和收获的喜悦。象这样对劳动过程的切身体会，对劳动意义的深刻认识，是对诗歌题材的一种新的开拓，也应说是诗歌史上的一个突破。
（四）陶渊明在作品中真实地记叙自己饥寒交加的贫困境况。
他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经应阳”（《杂诗十二首》其八），“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二首》其一）。他只求衣能御寒，食能充饥，室能蔽床而已。但事实上，他虽然半世躬耕不辍，却连这样低水平的生存条件也难以恒久的维持。如《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就写了陶渊明中年时家遇火灾的情况：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仰想东户时，馀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
在此之前还是家有余粮，可以自给自足的陶渊明，因一场大火而失去了“草庐”，被迫暂时栖身于船上，生活日益艰难。此后，那种“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的安适情景竟然难以再现了。尤其是到了晚年，“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答庞参军诗序》），处境更加凄惨，54岁时他又作了《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睐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斯信为贤！
一生连遭世乱、丧妻、火灾、虫祸、风涝之患，真可谓灾祸连绵！夏季日长，腹中无食，盼望早些天黑；冬季夜长，身上无被，冻得不能入睡，盼望快些天亮。如果不是真的处身于饥寒交迫之中怎会从这种角度体察季节的差异昼夜的更替？他在《有会而作》的诗序中写道：“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在青黄不接时遭遇天灾，诗云：
弱年逢家亡，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他从不奢望食甘啖肥，只求有菽麦填腹，但即便这样也是不易得到的。幸亏有人施粥济贫，自己也就顾不得是否嗟来之食了。《乞食》诗中亦集中描述了这种特殊的经历和内心的感受。虽然他并没有真正的沿街讨饭的经历，只是向友人求助，但是他还是诙谐地称为“乞食”，颇有以调侃自嘲的意味。陶渊明“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陶渊明集序》），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曾在诗中如实描写自已赤贫的生存状态，不掩盖，不修饰，而是安然地承受生活带来的种种磨难。以这种心态面对世界就足经化解一切人生的悲剧。
陶渊明的咏贫诗是其隐逸诗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不但安贫守贱，而且还在诗歌创作中颂扬贫穷。这些作品不只是源于他那段别人所不曾有过的贫穷经历，也源于他安于贫穷，豁达、洒脱的生命状态，更是源于他那前后五次的出仕经历，使他切实地感到生活的贫困要比在官场中忍受精神的折磨好得多。在他的早期作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这样写道：“劲气浸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既然官场中没有他的位置，那么归田隐居也未见得是个笨拙的选择，在古代圣贤的感召下，他走上这条固穷守拙的道路。陶渊明虽然放弃了个体对社会历史的价值关怀意向，但是并没有抛掉对生命价值本身的思索和寻求。他虽然崇尚“自然”，但是并没有抹杀善恶美丑之间的差异。于是在回归到人的本原状态之后，他仍坚持把个体的道德完善作为生存的终极信念。这的确是接受了儒家“固穷”“安贫”思想传统的影响，但同时也吸收了老庄的出世、乘化等哲学理念。所以，在他的隐逸诗中常常以儒家的“固穷”“守节”的观念自勉，又不断流露出一种任真顺天的达观态度。两种不同的文化灌溉使得陶渊明的咏贫诗显得既执着又洒脱，别有一番艺术格调。
（五）陶渊明在隐逸诗中歌咏了很多隐士、穷人。
“贫者，士之常也”，读书人贫穷是极普通的现象。这是人们从多少代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陶渊明不但经常以这句话自慰，而且还从历史上找来了许多与自己命运相似的隐者、高士以自励。在他的这类诗歌中提到的隐逸精英及赤贫者共有28人，前后出现过41次。他们是长沮、桀溺、荷篠丈人、荣启期、黔娄、颜回、张挚、邵平、伯夷、叔齐、商山四皓、杨伦、刘龚、扬雄、杨朱、子思、丙曼容、袁安、张仲蔚、黄子廉、原宪、陈仲子、郑敬、薛仓、周阳珪。其中被多次写到的是长沮、桀溺、荷篠丈人，颜回、荣启期、张挚。如《咏贫士七首》中专写荣启期、黔娄、袁安、张仲蔚和黄子廉。传统被视作赞述的《扇上画赞》和《读史述九章》实际上也应归于隐逸诗，其中也写到荷篠丈人、长沮、桀溺等11人，均为作者倍加景仰的品格高尚的隐逸之士。且看他笔下的一些人物：“荣叟老带索”，荣启期穷得用皮绳子当腰带；“原生纳决履”，原宪穿的鞋子挡不住脚后跟；黔娄死后“蔽覆仍不周”，破衣破被盖不住尸体；“袁安困积雪”，风雪天无衣无食僵卧家中。张仲蔚息交绝游，“绕宅生蒿蓬”，“举世无知者”，长长的蒿草掩盖了房屋；黄子廉，辞官离职以致妻儿同他一起受穷。总之，一群一样饥寒交迫的人都心甘情愿的安贫守贱，他们不但把贫穷看作一种人生常态，而且还能做到不以贫贱为病，喜贫乐贱。如诗人在《咏贫士七首》中的第三、第四首这样写道：
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蔽覆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据《列子·天瑞》记载：“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鹿皮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男为贵，吾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尚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荣启期一乐为人，二乐为男，三乐长寿，又以处常待终为乐，这种乐观、真率的人性定位正是陶渊明所倾慕追寻的。又据《韩诗外传》载：原宪“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穷得衣不蔽体，履不掩足，却仍放声歌唱，抛开外物的烦忧，保持着一种快乐、平静的心态。至如黔娄，不受千钟之赠，不爱丞相爵位；张仲蔚隐身不仕；黄子廉辞官还乡。那种不要官职，不贪钱财的高尚节操，正是陶渊明崇敬的偶像，也是他坚守固穷隐居生活的动力。诗人在赞扬这些贤人高士的同时，又试图以个人化的哲学思考去理解他们的行为根源，所谓“道胜无戚颜”和“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就是指只有在崇道尊德的思想基础上，才能达到这样身处贫困而无戚颜，且有所乐的人生境界。陶渊明以对古代贫士隐者的赞颂来坚定着自己隐逸生涯的脚步，同时，他又用自己的隐逸诗组成了一个众多清高廉洁的人物的画廊。
总起来看，陶渊明的隐逸诗从多个角度全面地体现了诗人的生命情结：鄙弃功名利禄，忘掉对社会的关怀意向，热爱自然、美好的田园环境，眷恋安宁、质朴的躬耕生活，他在自己真实的贫穷生活的基础上，肯定了劳动的价值，赞扬固穷的精神境界和顺天任情的达观的生活状态。这些内容大大冲破了传统的农事诗的范畴，丰富了隐逸诗的题材，提高了隐逸诗的思想价值。陶渊明是第一个集中力量从事隐逸诗创作的人，所以钟嵘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的隐逸诗在艺术风貌上也独具一格。而且在魏晋时代的特殊文化背景下更显出了他超群脱俗的品格。陶渊明现存的诗作最早的写于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也就是他36岁写的那首《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从此直至他63岁去世，这将近30年就是他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这时出现的是“九流参差，互相推陨”（《扇上画赞》）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一方面，象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的那种“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风并没有销声匿迹；另一方面，又开始出现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创作倾向。陶渊明在个体的生活基础上，在自觉的哲学思考的过程中，创作了既不同于孙绰玄言诗、郭璞游仙诗，又有别于谢灵运山水读的田园隐逸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呈现出一种焕然一新的独特面貌。
陶渊明具有自觉的诗歌创作意识。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二）中所说的：“灵化无穷已，馆宇非一山。高酣发新谣，守效俗中言。”实际上是借以申述自己的诗歌创作观。在陶渊明看来，外在的物质氛围是变化多端的，文学创作也不应当拘于一格，他要痛快淋漓地唱出自己不入俗流的声音。他在现实生活和自然本性中都是崇尚真实，热爱自然的，将本我与自然冥合为一可以说是陶渊明的美学理想。他把这种理想同样地带入诗歌创作中，“寄怀于言”，“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九日闲居》），用诗歌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感悟。所以在游斜川看到大好风景时，他会“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游斜川诗序》）；独自夜饮时，“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为了记游，为了自娱，就是他创作诗歌的主要目的。在这种创作目的推动下，他的诗歌总是“有会而作”，以丰富的生活经历为根基，去状写真情、真事、真景，如实地再现他隐逸生活中的点滴感受，原封原样地记叙他劳动的景况和贫穷的状态，以及那份复杂的心理处境。我们还必须看到，陶渊明所面对的不是楼台殿阁、红灯绿酒，绮罗香译，而是竹林茅舍、农田桑麻、狗吠鸡鸣，在这样的现实土壤上，不可能产生“富艳精工”的艺术品。因此，无论是他自觉的创作意识，还是现实生活的景象，都促成了他的诗歌中那种天然、真淳的艺术风貌。他的诗中不假华丽词藻去修饰，不靠造作虚构去填充，正象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所说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质朴、自然便成了陶渊明隐逸诗被公认的特点。即使是这一特点的构成也是自然而然的，而非有意为之，朱熹说：“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引自吴瞻泰《陶诗汇注》）。这份自然源于诗人本身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陶渊明把他个人的哲学层面上的自然观转化为一种艺术层面上的自然境界，从而达到了一种后人难以企及的隐逸诗的美学品味。
由于陶渊明的生存范围和生活内容主要是围绕田园躬耕而生发出去的一系列活动，内容相对比较单纯。所以在他的隐逸诗中很少看到繁富、奇特的意象和曲折、委婉的艺术手段，而多是近乎白描的景物再现，平铺直叙的表情达意。陶诗中取景极平常，如《归园田居》其五：“山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这其中的景物很简单：一条山涧、一只鸡、一壶酒、一束荆薪，但是在陶渊明的笔下，似乎便别有一片天趣。王国维说过：“以我观物，万物皆著我之色彩”，其实正是这个道理，诗中所写之物正是诗人主观感受的一种投射，一种情感的外移。不仅如此，陶诗在象征、比喻手法的运用上也显得直接而坦率，并不需要读者用心地去破译、考察。例如他在《荣木》诗中用树木之枯萎比喻人生之易老；在《饮酒二十首》中用高枝卓然的青松、含薰迎风的幽兰比喻自己不为尘世所绁的心志，都很直接、恰切。他尤其爱用鸟和鱼比喻自己出仕与归隐的矛盾，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并写成《归鸟》诗，经林中的归鸟自喻。陶渊明正是把天然、真淳和平淡结合起来，构成自己独特的审美风貌。陶渊明的隐逸诗平实、自然但又绝无粗俗、简陋之嫌，所以后人评价陶诗为“淡而不枯”。如“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对归耕与出仕的利害的衡量；“夏日苦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写饥寒交迫时的心理渴望，都是直抒胸臆，但是却在质实、淳朴中不失细腻、含蓄，意味深长。评论者往往注意到陶诗中蕴含的一种耐人寻味的理趣，如《归园田居》中“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时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欲辨忘言”的处世态度和其中不用言语表达的哲理思辨，使陶诗从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上都充满禅机。我们从中绝不会看到游离于诗意之外的玄理，因为玄学的影响在陶诗中已如盐在水，泯化无迹了。至如《形影神》中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那种对合运的穷通、寿命的长短的睿智的思考和顺应自然的豁达的心态，更可以说是闪烁着理性的光芒。陶诗中的这种别具一格的理趣表述固然同魏晋玄学及当时残存的玄言诗风有关系，更是源于诗人对自然变迁及生命主题的哲学思索，它使得每一首陶诗都是一个完整的审美整体，我们无法抛开全篇去分析其中一联一句的意味，而只能是在那一首首明白如话的诗中体味诗人对自然对人生的感悟。
陶渊明的隐逸诗中所写的都是平平常常的田园生活和日常活动中耳闻目见的事物，都是受外界激发而出自本心的真情实感，因而在语言运用方面也就表现得明白如口语，舍弃繁辞缛藻，贴近田园语境。像诗中以“山气日夕佳”，“日暮天无云”写自然风景；以“种豆南山下”，“采菊东篱下”写平日生活；以“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写居住环境；以“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写与人的交往。所有这些都是以最生活化的语言状写情境景物的，正如宋人许顗所说：“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彦周诗话》）。本是“田家语”却因为诗人深厚的情感力度而被赋予了厚重的意味和美学风貌。苏轼评陶诗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东坡续集》卷一《与苏辙书》），指的就是其质朴又带着绮丽，清瘦而不失丰厚的审美特质，曾紘也曾说陶诗是“语造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引自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四），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陶诗自然平淡的审美形式与丰厚充实的情感内涵的貌似矛盾实则契合的辩证关系。
陶渊明诗中也用典，有的地方也不由得不有俳偶对仗之句。但是却仍旧可称得上是自然天成之作，而没有堆垛造作的生硬痕迹。如《乞食》诗中的“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以漂母救韩信之典，诉说了对好心主人的感激之情。《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诗中的“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用伯牙鼓琴的故事，表白与庞、邓二人互为知音的交情。用典恰切又不晦涩，展示出诗人熟练驾御语言的卓越不群的能力。
另外，陶渊明的隐逸诗也是兼采当时风行的四言和五言两种诗歌体式。其四言诗，上承《诗经》，下继嵇康；五言诗上效《古诗十九首》，下学阮籍的《咏怀》诗。在承袭传统的同时，又不乏个人能动性的创新。后人对他的诗歌从体式上也倍加赞赏，如四言诗《停云》和《归鸟》就被王夫之称为“四言之佳唱，亦柴桑之绝调”（《古诗评选》）。五言诗也引来众多赞叹，钟嵘《诗品序》称陶渊明咏贫之制为“五言之警策”。
站在中国诗歌发展史这一层面上看，陶渊明的隐逸诗从题材、主题、审美境界、诗歌体式及语言艺术诸方面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中独树一帜。我国诗歌创作领域，一向都存在两种不同的艺术风貌，或以华丽秀美见长，或以自然质朴独擅，他们逐渐成了诗人们的自觉追求。例如后来既有白居易“老妪都解”的平易质实，又有李商隐“一弦一柱思华年”的含蓄宛转，直至后来的词分为豪放、婉约二体。而在晋宋时期，陶渊明的田园诗与谢灵运的山水诗齐光并耀于诗坛，可以说正是这种艺术风格区分的一个开端。总之，陶渊明为后人营造了一个独特的诗歌的美学境界，他卓越的艺术成就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三、陶渊明隐逸诗对唐宋诗坛的影响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极大的作家之一，他这所以能够打动无数后人，不只是因为其作品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境界，更因为他真率、清高的人品，放旷、达观的精神风貌，以及他用一生的努力探索出的一条平民化、艺术化的隐逸之路。可以说，陶渊明是通过他的作品把自己这个“活生生”的人毫无遮拦地呈现于后人面前，而越是如此，越是让人觉出他的难以企及。
（一）陶渊明的人品和精神风貌为后世所钦慕
陶渊明的人品和精神风貌在其诗文中得到了比较具体、全面的展现，而且在当时人及后人的传记、评论中也被勾勒得很清晰，所以在文化背景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仍能梳理出其中的脉络。
陶渊明的品格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真率，崇尚自然。萧统的《陶渊明传》即说：陶渊明“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充分肯定了他“真”的个性特点。苏轼也倍加推崇陶渊明这种真率性格：“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苏轼文集》《与李简夫诗集后》）。陶渊明身上的这种“真率”即是他的本然性格的延伸，又是客观环境促成其向“真我”返归的结果。政治斗争中的残酷无情，仕途生活的虚伪、欺诈，以及社会形态的拘限，必然造成人性的不同程度的扭曲。有着率真天性的陶渊明在认识到个体力量的无力的时候，只好转而观照自身的本我面貌，以求不被丑恶的现实异化。所谓“真我”应该是一个自然状态下的“我”，一个不矫揉造作的“我”。对于这种“真”陶渊明是颇为自我欣赏的，他总是自觉地去追寻这种真，保持这种真。他称颂上古人民的“抱朴含真”（《劝农》），要求自己做到“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养真衡茅下”（《辛丑岁七月赴假江陵夜行涂口》），他努力保存这个自然而然的真我。他曾说自己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他所崇尚的自然不只是那充溢着田园景色的自然环境，更是那种自然而然，不受礼法约束，不受世俗干扰的自由的心理境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他，以“自然”为至美的理想，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辞序》），只有归田躬耕，隐居遁世才可以逞其“自然”之志。陶渊明不但用哲人的头脑去思索“自然”之旨，而且用平民化的方式把这种哲学思考发展为一种生活境界，一种生命境界。在《五柳先生传》中他自叙这种生活境界：“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惜去留。”《宋书·隐逸传》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不拘于礼法，而是以尽兴与否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凡事以随性适意为最佳存在状态，这就是陶渊明回归“真我”的生活化的体现。不仅饮酒如此，读书时也是“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创作诗文的目的也被简化到“自娱”、“颇示己志”这一私人层面上。恰好是这种创作上的“私人性”，却更进一步展现了陶渊明的“真率”性格。他的隐逸诗中有初归田园时的真实的兴奋：“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馀善”（《怀古田舍》）。有唯恐风霜骤至草木凋零的真实的忧虑：“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归园田居》）。还有美酒酿成和享受天伦之乐时的真实的满足：“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薄》）。在这一系列真实的情感表露的背后，是素面朝天的陶渊明与自然冥合为一的精神境界，这才是最让人钦羡，而又不易学到文化品格。李白在诗中一再说：“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戏赠郑溧阳》），“何日到彭泽，狂歌五柳前”（《寄韦南陵冰》），表达对陶渊明的无限仰慕之情。我们从李白的嗜酒和醉后“长安市上酒家眠”（杜甫《饮中八仙歌》）的行径上也可以看到陶渊明那种真率性格的影响力。杜甫的“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暇日小园散病兼书触目》），应该说也是陶渊明真率性格的一种反应。
陶渊明的另一个令人仰慕的特点就是清高，不慕荣利，“不汲汲于富贵”。朱熹曾经真心地赞赏陶渊明道：“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各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靖节先生集·诸本评陶汇集》）。真的淡泊名利，鄙弃官爵是中国的古今文人都难以达到的本我境界，陶渊明便是少数几个能与世俗决裂的“真隐”之一。他的“真隐”来自他真实的思想斗争，“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如果功名富贵的得来需要“违己，”需要“以心为形役”的话，那是他所不能忍受的。说他是“真隐”还来自于他骨子里的清高，陶渊明29岁时初次出仕，就曾因不堪吏职，而“少日自解归”。他在诗中追述这次出仕时的感受道：“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于归田里”（《饮酒》之十九）。13年后任彭泽令的他仍旧是这样一副“介然”的姿态，萧统《陶渊明传》记：“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陶渊明放弃了仕途，放弃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并不意味他也放弃了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相反，正是由于他回归到自然本我状态，才使得他将美德与节操放到了宇宙变化之中去考察它的存在价值。于是他对美与善有了个人的评判标准，“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他所毕生追求的不是富贵荣华，不是功名利禄，而是“道”的胜利，是“节”的留存。
在归隐后的二十余年躬耕生活中，陶渊明息交绝游，“门虽设而常关。”其实，他的“门”只是对志不同者关闭，对为官者关闭。萧统《陶渊明传》中有记载：“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这分明是“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般的清高与孤傲。而与此相反的是他对邻居乡亲等普通人的毫无芥蒂的交往，“即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晋书·隐逸传》）。这种交往在他的诗歌中并不少见，“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始春怀古田舍》），“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在这平淡恬静的诗句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那种平等的、真挚的、平民化的人际氛围。陶渊明是以这种看似极端的方式画固守着那份“安贫乐道”的心灵净土，“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之四），他高标着美德的理想，自绝于丑恶的政治景况之外，以一生的贫困生活，实践着自己与众不同的价值定位。无怪陶渊明死后，颜延之为其作诔时，谥曰：“靖节徵士”，并解释说：“宽乐令终”曰靖，“好廉克己”曰“节”。陶渊明正是其清高的灵魂感召着无数后人。
陶渊明的品格中第三个动人之处就是其放旷、洒脱的生命境界，他不但以其文字，也以其整个的人生态度展示着这种生命哲学，所以我们从他的人生中看到的是这种“乐天委分”的哲人的美。陶渊明爱酒，饮酒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成了他的文学作品的一个崭新主题。《诗经》、《楚辞》中虽然有饮酒，但那是为了描写祭祀；汉魏时期的文人虽然也饮酒，但那是为了以酒消愁或为了避祸远害，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共实他是借酒慨叹生命的短暂，抒发内心的豪情壮志；阮籍大醉六十天，是为了躲避与司马氏联姻。而在陶渊明那里饮酒成了消解出与处的激烈矛盾，达到生命的自足无待于外的境界的最好办法。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记载：“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又：当彭泽令时“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他以一种放诞无拘的方式流露出对这世间“尤物”的至爱。后来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后为始安郡，以过浔阳，“日造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延之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已是“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的陶渊明，竟将二万钱悉送酒家买酒，其物我两忘的心理情象、放旷的个性特征跃然眼前。这种超然物外的生命境界曾令无数后人心向往之。
陶渊明将其生命哲学集中地体现在《形影神》诗中，他将生命分为形、影、神三要素。“形”指物质生命及其情感欲望；“影”指生命行为所发生的社会影响；“神”指生命对自身存在本体的反思能力，通过这种反思使生命达到自足而又自觉的境界。而在陶渊明的心目中“神”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它不是对生命价值的简单放弃，而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旷达的人生态度。陶渊明以其任情顺意的生活方式体现着自身对生命观的思索。他任情顺意地辞官、任情顺意地饮酒，还任情顺意地弹琴。“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萧统《陶渊明传》）。当然，我们从陶诗中就能证明陶渊明并非“不解音律”，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中说：“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和郭主薄》也有“卧起弄书琴”的诗句。可见，抚无弦琴，不是因为陶渊明不懂音律，而是因为琴弦折断却不复更续。他抚琴不为追逐优美的音乐，意在以琴寄意，寻求一种超然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精神自由。陶渊明个性中的这种放旷、洒脱的特点，和他思想中的那种与汉魏文士一脉相承的宇宙意识是分不开的，和他自己对“自然”的独到理解也是分不开的。
陶渊明以其真率、清高、放旷的个性光彩打动着后世文人。人们在欣赏他的作品的同时，更是爱恋渗透在诗文中那份清高与达观的个人风采。说陶诗淡而不枯，也正是因为这些诗不是一个枯索乏味的幽居之士的手笔，而是源自于一个有真性情的志士，一个躬耕自资的贫士，一个亲切风趣的达士，一个看透人情世故的智士。陶渊明也因其人格魅力而成为文人们喜爱并效仿的偶像。
（二）陶渊明的隐逸之路对后人的感召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还在于他用自己全部生命实践探索出一条明智的隐逸之路，也可以说是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新的生存空间。
说他明智，是因为陶渊明在经历了五资助出仕与归隐的艰难的拔涉之后，才自觉地认定了“隐逸”这条最佳出路。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被后代称作“失落的一个世纪”，因为这期间纷争不断，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学传统被淹没在各种思潮之中，社会缺乏向心的综合力，陶渊明以63年的人生道路经历了3个朝代，10个皇帝，真可谓“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从历史演进的层面上说，隐逸之路使得陶渊明没有成为篡夺的助手，没有作推进战乱的动力。从个人价值的层面上说，隐逸之路不但使他保存了“质性自然”，不受礼法约束的天性，而且使他摆脱了残酷、黑暗的现实政治，为他提供了一个避祸远害、保全性命于乱世的空间。
其实，陶渊明心中的那种出与处的矛盾是任何朝代的文人都具有的，因为不论文化语境如何变化，但是有些矛盾却是无法消解的。比如现实社会秩序的强大和个体成员力量的渺小之间的矛盾；人的社会历史性与人的自足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会导致文人在出与处之间的内心波动，而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几经徘徊之后，最终能够毅然绝然地丢掉官职俸禄，远离官场，完全地回归于人的本然状态，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价值。在他的这次生命抉择中，儒、释、道各家的观念被揉合到了一处，唯我是用地从各个角度帮助他完成了对生命取向的思索。如果我们把陶渊明所探索的这条隐逸之路比作是一株树，那么这株树赖以生长的土壤就是先哲们所创造的文化财产。从这一点上看，陶渊明可以算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了。无怪乎陈寅属先生评论说：“……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引自《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
古来隐者逸士很多，像唐尧、殷周之世，就出现过巢父、许由、伯夷、叔齐那些不事王侯，鄙弃爵位的高尚人士，如《论语》、《庄子》等古书中也不乏记载。而南朝时宋的范晔是历史上第一位为隐士立传的史学家，他在《后汉书》中特别立了“逸民传”。此后，《宋书》的作者梁朝的沈约也单立了“隐逸传”，他们收集了大量的隐逸之士的言行。隐逸之道虽然早已有之，但是隐逸成风却是从秦汉开始的，尤其是秦末、王莽篡政和魏晋之时形成了文人隐居的高峰期。文人隐逸的原国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在朝代交替、政局动荡之际，为避乱全身而隐。二、在统治者招隐之风盛行时，为做官而隐。三、在方士倍受尊崇时，为求得道长生而隐。四、在社会风气皆务玄虚之时，为附庸风雅标榜自然而隐。可见，无论是出于哪一种原因，隐逸只是作为一种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对于陶渊明来说也是如此，只是他的隐居方式和目的与别的隐者逸士有很大不同。陶渊明是自古以来绝少的一个坚决与世俗决裂，自觉地以回归人性本然状态为最高目标，躬耕田园，自食其力的“真隐”。他不以隐逸为封官拜爵的跳板，也不以得道升天为生命的终极目的。他的生活内容与“四体不勤”的文人雅士大不相同，如寄情山水的谢灵运于“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以致临海太守惊骇，“谓为山贼”。而陶渊明却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老农生活，切身体味着参加劳动的艰辛和愉悦。他与亲友、邻居、农民平等而真诚的相处，同时还可以保有文人的兴趣爱好，享受着诗、酒、琴、书为他带来的愉悦和宁静。这是一条与“治人者食于人”的贵族化隐逸方式迥异的彻底的平民化的隐逸之路。陶渊明找到了一片远离纷乱的政治现实的平和、自由的新天地。在这里，他把自己的自然观转化为艺术化的人生追求，又把这种艺术化的人生追求融入平民化的生活细节之中，使得他的回归田园的生活充满诗意。与此相应，他们诗中的每一个事物，“草屋”、“柴门”、“远风”、“闲雨”、“青松”、“芳菊”……都是对他这种诗意人生的最好诠释。后人在接受他诗化的人生道路时，是怀着一种艳羡、向往的情绪的，因为这种理想中的普通山居生活模式是他们于现实中难以找到的。不是他们找不到这种具体的情境，而是难找陶渊明淡释生命情绪、调和生命矛盾的那种精神境界。总之，陶渊明是以其一生的探索与实践为后人指出了一条艺术化的隐逸之路。
在陶渊明艺术化的隐逸之路的感召下，唐宋时期出现了很多风流清高，追求隐逸生活的人物。新、旧《唐书·隐逸传》中知名的诗人有王绩、贺知章、张志和、陆龟蒙等。《宋史·隐逸传》分成上、中、下三卷，人数较唐代增多。这一时期未入《隐逸传》的人中，有很多在出仕之前或仕途失意之后有过隐居的经历。甚至有人还在当官时便于公退之暇或致仕以后过一把当隐士的瘾。这些人的生活实践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思想情感和题材的基础。如王绩，据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他“性简傲，好饮酒，能尽五斗，自著《五斗先生传》。弹琴为诗著文，高情胜气独步当时。”他那“纵心以自适”的精神境界，热爱自然，耽琴嗜酒的生活方式，都与陶渊明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欧阳修自号醉翁，在《偶书》诗中表达了对“爱酒又爱闲”的陶渊明的钦慕说：“决计不宜晚，归耕颍尾田”，非常向往田园生活。王安石退居半山园后，过着“但无车马喧”，“稚子修柴门”陶渊明式的隐逸生活。陆游晚年在山阴“身杂老农间”，“扶蓑业耕桑”（《晚秋农家》），他说：“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读陶诗》），可见他效法陶渊明是极其自觉的。我们从许多文人的人生道路、生活观念方面都可以看到陶渊明对后人的深刻影响。
（三）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后人的影响
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也就是说陶渊明是文学史上隐逸诗派的创始人，他以大量的反映田园风物、劳动生活及乡间情趣的作品，感召着后世作者，使他们在各自的创作实践中不断采纳田园题材，以质朴自然的笔锋写出了大量陶渊明式的田园诗。于是，在历代的诸多作家文集中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看到描写农村风光记载田园生活和企羡隐逸的诗篇。其中还有一些诗人特以擅写田园山水著称，研究者惯于称他们为田园诗人或田园诗派。
其实，陶渊明作为一个隐逸之士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不出名。与他同时最赞赏他的要数他的知交颜延之了。在颜延之写的《陶征士诔序》中说：陶渊明，“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绚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欤！”勾画出了他耿介的性格和贫穷的躬耕生活境况，这可以说是最直接，最可信的陶氏传记材料。
陶渊明本人在生前也曾把自己的诗“聊命故人书之”，但只是为了自己保存或赠予友人，看来也是适性随意的行为，并没有藏诸名山，传诸后世之意。可是从鲍照的集子里还是可以知道陶诗并非毫无影响。鲍照写有一首《学陶彭泽体》（《鲍氏集》卷四），他认定陶诗可以独成一体。此后的江淹也有“拟陶征君田居”一首（《江文通集》卷四），他也看到了陶诗的题材特点。他们或学习陶渊明的以酒寄意，或效仿陶诗的“种豆南山下”的审美具象，虽然都有矫饰之感，但是毕竟说明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过，在当时对陶诗总的评价并不高，像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并没有提及陶渊明，钟嵘《诗品》中的评语，尽管切中陶诗的精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是他也并不看好隐渊明，只把他归入“中品”。另有《世说新语》一书，从内容上看，它专门采集前代遗闻轶事，共涉及人物五、六百名，且在下卷单立有“栖逸”一类。阮籍、嵇康、范宣等十数人都被列入其中，却没有陶渊明。从时代来看，书中所载之事上起西汉，下迄宋初，所记的人物最晚到“言语篇”中的谢灵运，“文学篇”、“识鉴篇”中的傅亮，其辈份都在陶渊明之后。号称“广纳博采”的编者刘义庆（403—444）与陶渊明同时却偏不载陶渊明，足见陶氏在当时名气之小，影响范围之窄了。
真正重视陶渊明的是与他相距百年的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他在辑录陶渊明作品、介绍陶渊明其人两方面都有重要功绩。萧统极力推介陶氏“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的人格魅力。自称酷爱陶诗以至“不能释手”，于是收集整理陶渊明诗文结成《陶渊明集》八卷，被人称道为“编录有体，次第可寻。”虽然此书今已不传，却是陶诗最早的本子。他写的《陶渊明传》却保存至今，尽管其中不乏佚闻传说，但是对陶渊明“任真自得”的本然性情的细致描摹却成为后来修史者为陶征士立传的原始资讯。象梁沈约撰《宋书·隐逸传》中的“陶逸传”就是以萧统所写的传记为依据，再加入陶渊明的作品本文而成的。
总的来看，陶渊明其文、其人在整个东晋和南朝时期名气不高，影响不大。这是为什么呢？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把隐和逸作了一个界定，认为“隐之为言，迹不外见，道不可知之谓也。”这才是“避世避言”的大贤。这种“大贤”“举世莫窥，万物不睹，”是不为世人所知的。以此为标准划分，那么在沈约眼中连洗耳颍滨的许由都不属于这个范畴，因为他终究还是将其“出俗之志”展露于众人面前。而那些“止于全身远害，非必穴处岩栖”的人则均被纳入“凡品”，是“逸而非隐。”所以他在《隐逸传》中只好以科学而公允的态度“虚置贤隐之位”，只记载了显于世的逸者。以这种界定方法我们也许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陶渊明在当时不为世人所知，正说明他是“逸者”中的上品，已经很接近于“贤隐”了。他的不为人知，恰恰是他淡释名利返归“自然”的体现。“不慕荣利”的陶渊明亦以一颗平常心看待“隐逸生活”本身，这才是隐逸的至高境界。
陶渊明在晋宁时期影响不大与当时社会的畸形的文化语境也是分不开的。整个时代的审美价值取向处于一种极度偏颇的状态中难以自拔，前有流得百年的玄言诗以“发言玄远”为上，后有谢灵运的山水诗以“富艳精工”见长。陶渊明诗歌真实、淳朴、自然天成的风格因偏出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审美习惯而被忽视，也是势所必然的。至于后来，他的名气日渐胀大，那是客观的社会景况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使然，而并非陶渊明本人的主观意愿。
陶渊明之名气始高，影响始大，那是唐宋时期的事。唐宋二代的文人，受到陶渊明影响的，在前面讲到的一些人之外，还有孟浩然、王维、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几位著名作家，他们对于隐逸之士陶渊明的个性人品也倍加尊崇，对于那种遁世隐居的诗化的人生之路的向往，和对陶诗冲淡自然的文学风格的喜爱，在宣传陶渊明其人其诗方面更起了重要作用。
孟浩然的“红颜弃轩冕”的生命志向曾经受到李白的倾慕，《孟浩然集序》的作者王士源也赞扬过孟浩然的“灌蔬艺竹，以全高尚”。其实，孟浩然也像陶渊明一样在出仕与归隐的问题上经历过一段多变、曲折的精神激战。他在《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诗中说：“尝读《高士传》，最喜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予复何为者，恓恓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当炎夏，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这是一篇自传式的文字，他坦率地展露出自己内心的矛盾，正是这种与陶渊明相契合的情感冲突，使孟浩然对陶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在他的诗中，我们随处可见到陶先生的影子。他自述，“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北阻雪》）“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书怀贻京邑故人》），虽然曾有过“冲天羡鸿鹄”（《田园作》）之志，但是在目睹了世事的艰辛，仕途的坎坷之后，才痛苦地悟到“仕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的现实生存状况。他于是决心归隐园林，找回人的本我状态。学习陶诗中那种寓个人的生命思考于具体的生活情境之中的方式。在《过故人庄》中写道：“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并且声称自己也是过着“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的贫困生活。从孟浩然在诗中所营造的“话桑麻”、“赏菊花”、“饮酒”、“弹琴”、“作诗”的这一系列生活情境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察到陶渊明对他在人生道路、个性修养以及诗作风格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感召。
唐人的隐逸概括起来看有三种情况：（一）以隐求仕，为达到出仕的目的而隐居。即所谓“终南捷径”。（二）以隐避世。因仕途失意为躲避政治风险而归隐。（三）不慕荣利，“性本爱丘山”为保有人的本然生存状态而归隐。当然第三种的没有情感冲撞的真隐在唐宋时代还是为数不多的，因为那毕竟是封建的社会机制如日中天的极盛时期，人性中的社会价值关怀意向在现实中得以膨胀，文人的成就功名事业之心也在不断的强化，所以很少有人想要真的遗世独立。但是，把陶渊明式的隐逸作为一种盛世生活的调味剂的人倒是存在的，比如王维。王维自早年即羡慕隐逸这种生存方式，也曾经隐居于山林，在《偶然作》中对“陶渊任天真”的个性特征、饮酒、赏菊的雅好、躬耕自资的生活景状也不乏赞美、艳羡之情。在《桃源行》中对陶渊明所营造的桃花源那种诗化的原始生存环境也充满向往之意。象这种包含隐逸内容的诗歌在王维的作品中也是常有的，尽管由于他的个人经历使得他对陶渊明的理解只是流于形式，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其诗歌创作中看到“王维化”了的陶渊明的影响。安史之乱对于唐王朝来说无疑是个由盛至衰的转折点，它对于王维来说也成了一个人生的分界线。王维虽然身陷贼中，但却因为服药装哑，又作有《凝碧池》诗，再加上其弟王缙的搭救，最终不但没有被治罪，反官职渐升。此时的王维已经抛弃了原有的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转而开始用禅宗思想为其亦仕亦隐的朝隐生活状态作辩解，而恰恰是这种生活状态和禅宗思想为后来的白居易拓宽了生存空间。
白居易于太和三年（829）春，因病免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一直到会昌六年（846）去世，18年始终在洛阳过着闲适的退隐生活。而在此之前白居易早有对遁世隐居生活的企羡。元和三年（808）他受左拾遗，生性执着认真的白居易因“有阙必规，有违必谏”而使宪宗大为不满。此间他又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作为谏疏的补充，从而又触犯了当朝权贵，于是被改授京兆府户曹参军。年已40的白居易因丁母忧而退居下邽，这期间他模仿陶渊明体写了《适意二首》、《东园玩菊》、《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等作品。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序》中他写道：
余退居渭上，杜门不出，时属多雨，天以自娱。会家酝新熟，雨中独饮，往往酣醉，终日不醒，懒放之心，弥觉自得，故得于此而有以忘于彼者。因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遂效其体成十六篇。
在历经了仕途的磨难，看厌了官场的倾轧之后，白居易同样面对着这样的一对矛盾：整个社会秩序的无比强大和个体推动力量的弱小。人生的悲苦与荒唐被突现出来，如何摆脱现实的痛苦处境呢？得意自适，于是白居易逐渐找到了陶渊明式的感觉。如果说此时的白居易还只是从生活形式上模仿陶渊明的话，那么在元和十年从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职位上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导易，则真正的从精神层次上拦近了和陶渊明的距离。在这期间，他得以居浔阳、登庐山、寻访陶渊明的故里，把自己置于特定的情境之中去凭吊陶征士其文、其人。在《题浔阳楼》诗的开头一句便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访陶公旧宅》诗序中说：“予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上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诗中他盛赞陶渊明“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真诚地表达了对其“遗荣利，老死在丘园”的高风亮节的钦佩之情。开成三年（838）他又写了《醉吟先生传》“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性嗜酒，耽琴淫诗。”文中所描写的宅第、园林以及乐天知命的价值观念、闲适洒脱的生活状态，都可以明显地看出陶渊明的影子。至于白居易诗歌在语言方面那自然浅畅的特色，就更是得益于陶渊明诗的体格了。
当然，白居易最终并没有真正地学到陶渊明的精髓。因为他虽然谙尽宦途滋味，但却始终有官职，并以刑部尚书致仕，身份仍不低。而且他从未真正地缺衣少食，完全可以安然地参禅学道，不会有陶渊明“带月荷锄归”的辛勤劳作的经历和缺衣乏食的体验，所以更不会有陶渊明对“自然”的深刻领悟，难怪白居易读陶诗只感到“篇篇劝我饮”了！
在北宋，宋庠据“江东旧本”重新刊定的《陶潜集》十卷是陶集的最早刊本。到南宋行世的刊本渐多，并且出现了汤汉的《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陶诗的影响逐渐扩大由此可见一斑。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陶渊明的名声日大是同时代的发展、文人命运的变迁紧密相关的。在唐代，政治明达，文人的处境也相对比较宽松。象王维，虽然有陷贼的污点却没有受到惩罚；白居易虽然惹恼过皇帝、得罪了贵权，却仍可以当刺史，做尚书。而到了宋代政治景况远不如前代，先有新党旧党之争，后有主和主战之争，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几经起伏，时间跨度大，牵涉于其中的人也很多，从而带给素来秉有价值关怀意向的文人们以强烈的仕途生活的震荡和严重的心理创伤。正是在现实政治的嘲讽下，在个体生存的苦闷和无奈中，宋代的文人们象发现了救命稻草一样发现了这位异代知音陶渊明。陶渊明的摈弃名利，忘怀得失，以酒销愁，寄情山水，醉心琴书，都对他们是一种提示，使得他们找到了情感的寄托物、心灵的避难所。北宋的苏轼如此，南宋的辛弃疾也是如此。
苏轼早年胸怀以仁政治国的大志，自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充溢着少年豪气。但一入官场之后，才醒悟到事与愿讳。他因为直言敢谏而接连获罪，一贬再贬。尤其是元丰二年（1097）发生的乌台诗案，当权者以文字狱的形式打碎了苏轼的济世梦想，从此苏轼的那颗“致君尧舜”的救世之心逐渐冷却下来。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以受监管的罪人身份“扶病入西州”。为避免株连别人而闭门谢客，为避免再因文字获罪而缄口少言，借酒浇愁。历经仕途起伏跌荡的苏轼更加理解和喜爱陶渊明其人、其诗了。
其实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前，即有隐逸之想，他曾与苏辙“相约早退，共为闲居之乐。”并且早已经对陶渊明的作品熟知于心了。在诗中也常常提到陶渊明的名字或用其诗文之意。他钦佩陶渊明自然真率的生存状态：“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者》其二）。他仰慕陶渊明不慕名利，守拙归田的价值取向，常常标榜陶渊明，表达对归隐生活的渴望，“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出都来陈》），”“陶令思归久未成”（《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且待渊明赋归来，共将诗酒趁流年”（《寄黎眉州》），正是与对陶渊明的倾心赞叹的同时，苏轼也在进行着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思索。贬到黄州后，他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情境为他提供了更多的以渊明自比的条件和可能。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条件极差，他只好地城东开垦了十亩废地，名曰东坡，亲自下地耕作。艰辛的劳作使得陶诗对他具有了更大的亲和力，于是他便开始从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上更自觉的学陶了。他既学陶的鄙弃荣利、潇洒瓷肆，又学陶的躬耕自资、酷爱自然，还学陶的以琴书及酒销愁自娱，更学陶诗冲淡自然的独特风格。苏轼的和陶诗便是他仰慕、学习陶渊明的最突出的成果。苏轼一生写了两千七百多首诗，其中和陶诗多达一百二十余首，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五，这些诗大部分写在贬谪惠州、儋州时期。已至暮年的苏轼自述对陶诗的这份特殊偏好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陶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好其为人，实有感焉。……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也苏辙书》）。可见，苏轼所着力承袭的不仅是陶诗的内容和艺术风貌，更是陶渊明的人品性格，陶渊明对他的影响渗透在各个层面之中。而苏轼的蒙冤乌台，远谪海南的宦海遭遇又为他学习陶渊明提供了现实的生活根基。可以说，苏轼在与陶诗的心灵对话中准确地把握了陶渊明的精神实质。他曾评论陶渊明的个性品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他能把陶渊明的真率自然的本我状态从一种生活的境界上升为一种生命境界去认识，这种对陶的生命精髓的体悟是高于前人的。难怪黄庭坚会赞叹苏东坡道：“……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跋子瞻和陶诗》）。苏轼与异世之“真隐”陶渊明真可以称得上是“神遇”了。
苏轼的和陶诗并非低层次的和韵之作，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模拟，而是借和陶自遣自托，正如王文诰所说：“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盖未尝规规于学陶也”（《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案语）。所以苏轼的和陶有一个“苏化”的过程，他是在借陶寄意的基础上，又注入了苏轼自己的个性成分。苏轼也曾经充满愧意地感叹到“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也”（《问渊明》），“每用愧渊明，尚取禾三百”（《和陶岁暮和张常侍》），自己虽然对于陶渊明的隐逸之路向往已久，但是却终究跳不出从仕的怪圈，甩不掉乌纱帽。在他的话语之中充满自责，其实，苏轼的不能充官归隐并不是因为他有不肯抛掉的伦理价值生命观，而是因为在乌台诗案之后他只有服从调遣听任摆布的份儿，而根本没有权力自作主张。与“何不委心任去留”的陶渊明相比，苏轼的处境显然要悲苦得多。在自道“深愧渊明”的同时，他又何尝不是在发泄那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牢骚和积愤呢！因而我在读苏轼的和陶诗时，总一边感叹其“真朴似陶”，“神似陶公”；一边给予这位旷世文豪的无比的同情。
辛弃疾以降臣之后，起义领袖和主战派的三重身份处身于腐败软弱的南宋朝廷之中。朝廷对他“呼之即来，麾之即去”，并没有应有的价值肯定。他不断地被主和派排挤陷害，壮志难酬的辛弃疾不能无视生灵涂炭的现实，所以满腔怨愤便难以平舒。在这样的生存处境下，他同样把目光锁定在早他七个世纪的陶渊明身上，他向往那条平和、闲适的隐逸之路，更向往那清高任真的生命境界。辛弃疾存词626首，其中吟咏陶渊明和引用陶诗陶文的有六十余首，几乎占去辛词的百分之十。在辛弃疾现存的百余首诗歌中，涉及陶渊明的也接近十首。仅从这些数字上我们便可以体察到辛弃疾对陶渊明的这份浓得化不开的倾慕之情了。
辛弃疾倾心于陶渊时并没有“临时抱佛脚”之嫌，因为在任职期间他便有咏陶的作品。如《鹧鸪·重九席上作》：“戏马台前秋雁飞，管弦歌舞更旌旗。要知黄菊清高处，不入当年二谢诗。倾白酒，绕东篱，只于陶令有心期。明朝九日浑潇洒，莫使尊前欠一枝”。词中写到的戏马台，在彭城西南（今江苏彭山县），可见这首词不是两湖时所作。又说到“管弦歌舞更旌旗”，只有在职才能树旌旗，显然也不是退居带湖、瓢泉时所作，那么很可能作于任职临安时。可见，辛弃疾对陶渊明的钦佩为时相当早。淳熙八年（1181）任江西安抚使后，他更把这种内心的感受转化为在上饶营建田园的具体行动。并自道“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最高楼》“吾衰矣”），他效仿陶渊明的行动，欣赏陶渊明的生活状态，但是这时的他只是把陶渊明式的生活作为一种暂时的精神自遁的方式。直到淳熙八年的冬天，由于王蔺的弹核，辛弃疾被罢官，得以回到带湖。宦途的坎坷和田园的风景使得他真正地从心灵上与陶渊明靠得更近了，他甚至进接把陶渊明的生活内容拉入自己的视觉场景中：他的山居名为“稼轩”，在田边建“植杖”亭，在山间建“停云”堂，并说：“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飞流万壑”），真的过起了陶渊明式的生活。
辛弃疾从42岁到78岁去世前的30多年间，除中间有两年多的时间曾出任福建安抚使外，其余便都是在带湖、瓢泉赋闲家居。于躬耕、纵酒、赏菊、赋诗、游赏山水、与田父共话桑麻等等平凡的生活场景中，全面而真切地实践着陶渊明式的生活历程。当然，就像“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在辛弃疾心目中的陶渊明决不同于苏轼心中那一个。辛弃疾在词汇中把陶渊明刻划成了一个壮士的形象，陶渊明“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的一面被辛弃疾倍加珍视。在一首《水龙吟》中写道：
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此。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同流水，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
辛弃疾认为陶渊明不是为归隐而归隐，为纵酒而纵酒，乃是别有用意，即为了摆脱现世的丑恶，保持人格的高洁而绝然弃官归田的。所以，辛弃疾极力赞叹陶渊明身上的这种“凛然生气”，而且说他精神不死，这种精神将与山水共存，与日月齐光。他还在《鹧鸪天》中说过“万事纷纷一笑中，渊明把酒对东风，”在《乳燕飞》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在辛弃疾看来陶渊明不但旷达、潇洒，浑身正气，还具有治国安邦的盖世才能。而在我们看来这似乎已经异化成了一个新的审美形象——“辛化”的陶渊明。
辛弃疾在诗歌创作上也深受陶渊明的影响，对其诗歌的喜爱甚至到了“读陶渊明诗不能去手”（《鹧鸪天》词序）的程度，于是乃“细和陶诗”（《婆罗门·用韵别郭逢道》）。不但隐括渊明《停云》诗写过《声声慢》，还隐括《归去来辞》写成《哨遍》，他总不忘把陶诗的题材移植到自己的词作中。可以说，正是因为受陶渊明田园诗的启发，辛弃疾才成为词史上第一个着力描写田园风光的大作家。在对陶诗的审美价值的领悟上，辛弃疾也是独树一帜的：“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他准确地把握住了陶诗清新淡雅，情真意切的美学特质，并力图将这种特点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在南宋偏安的局势下，除辛弃疾外，还有范成大、陆游等一批有志不能获逞的仁人志士，也曾与陶渊明产生过精神上的泯合，在各自的心灵撞击中创作出了一些比较出色的田园诗。
从陶渊明的隐逸道路和隐逸诗对上述几位大作家的影响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点：首先，后世的文人往往是在宦途受挫，自我价值难于实现的情况下，想起陶渊明的。这多少有些实用主义的成分，但是却很可以理解。个体的心理期待在受到现世的嘲弄时，必然要找一个让他医治创伤的落脚点，这个落脚点一定不能太虚无飘渺，令人可望而不可及。陶渊明的隐逸之路恰好符合这个要求，他给人提供了最真实可行的逃避乱世、洁身自好、保全自我的可能。于是，文人们纷纷在落难时，在徘徊时去追索陶渊明的遁世隐居的脚步，即便这种追索只是精神上的接近，也足以使他们依靠这种暂时的精神逃逸换来少许心灵的自由。其次，后世文人在学习陶渊明诗文的时候，具有明显的指涉目的，尽管他们所处的文化语境各不相同，但是人陶诗中领悟到的却是相似的对各自的生存环境的否定，于是在继承陶诗淡而不枯的艺术风格之外，连同这种否定现世的心态也一并继承下来，融入各自的诗词创作之中，用一种看似平和的形式表达的却是怨愤之情。
看起来，在后世人眼中，陶渊明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境界的象征，陶诗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诗，而是对这种隐逸的生活方式和真率自然的生命境界的最好诠释。
总之，唐宋二代是陶渊明的影响为度最强大的时期，以王、孟为首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便是受到陶渊明其人其诗感召的结果。中晚唐白居易、元稹、韦应物、张籍、王建、柳宗元和皮日休等人的诗歌，有的表达个人对田园隐逸生活的向往，同时还有许多反映农民不幸遭遇的作品，也应当说是受陶渊明的启示，在特定形势下对田园诗的发展。到了宋代前的林逋、梅尧臣、王安石、苏轼，后有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已不单是表达个人的田园隐逸生活的感受，而往往是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多角度地描绘农民的悲惨处境。应当说他们所以关注田家生活，选取农村题材，也同样是受到陶渊明的影响。至于元代以后田园隐逸诗的创作情况，以及小说、戏曲中有关陶渊明的题材也是常有的，那就是另一个颇值得研究的课题了。
参考书目
《笺注陶渊明集》 李公焕 四部丛刊本
《靖节先生集集注》 陶 澍 四备备要本
《陶渊明集》 逯钦立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 北师大、北大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陶渊明》 廖仲安 中华书局 1963年版
《陶渊明研究》 袁仲安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79年版
《陶渊明论集》 钟优民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陶渊明新论》 李华 北京师院出版社 1992年版
《王维 孟浩然选集》 王达津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白居易选集》 王汝弼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苏轼选集》 王水照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苏轼思想研究》 唐玲玲 文史哲出版社 1996年版
《稼轩词编年笺注》 邓广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版
《辛弃疾评传》 王廷梯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山水田园诗派研究》 葛晓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史》 郭预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唐代文学史》 乔象钟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年版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 郭英德等 中华书局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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