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降闯：以假乱真的欲加之罪 

 

一

 

    公元1644年，当“铁人”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上大败封建王军，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性地拉开西方社会向近代化过渡的序幕时，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却还在进行着以一个暴政取代另一个暴政，从一个王朝的专制进入另一个王朝专制的简单重复。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能够怀疑这一年在中国编年史上的沉重。

 

    这是极为普通的一年，却又是极不普通的一年。这一年，岁在甲申。按照年号纪年法来说，是明王朝的崇祯十七年、清王朝的顺治元年、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大西政权的大顺元年。中华大地上，农牧两种文化下，四股相互敌对的力量，在这一年发生着惊心动魄的风云变幻。

 

    同时，这又是极为不幸的一年。“天地大变”、“中外震慑”，上至天子，下到庶民，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历史大旋涡，扮演着各自悲剧的角色。他们在命运的监视下，拼命地挣扎、抗争和选择，既被历史改造，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历史。这些人里，尤其以吴三桂最令人瞩目。在风起云涌的1644年，作为明朝的最后一支机动军，他以及他的辽东铁骑，因为地理优势，同时被满清和大顺两个集团所关注。他的一举一动，至少从表面上决定着明、清、顺三方力量的命运和历史的走向。

 

    三百年来，我们谈起1644年，必然想起这一年的吴三桂。因为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他在这一年不仅背弃自己的家国民族“开关迎师”投降了清军，还曾经一度接受过大顺农民军对他的招降，正式投降了李自成，但随即复叛。如此出众的“反复小人”，无论谈历史还是谈人物，都无法绕他而过。所以古往今来，所有关于吴三桂的文史作品，都对他或贬或斥，将其作为反面教材的典型。

 

二

 

    1644年正月，新年伊始，闯王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随后，他亲率百万大军渡河东征，兵分两路向明朝的都城北京杀来。然而此时，统治中国达277年的大明朝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库存如洗，一毫无措”。不仅如此，精兵良将也已经丧失殆尽，兵不足用，将不堪用。吴三桂手下战斗力稍强的三万驻守宁远的辽东铁骑成了崇祯手里最后的一张王牌。

 

    三月初，李自成兵临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城下，“近逼畿辅”。崇祯万般无奈之下，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放弃宁远，入关勤王。可是时机早已经失去了，吴三桂还没来得及赶到，李自成就兵不血刃地攻下了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用一条白绫给这个王朝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宁远到山海关二百里左右，形势严峻，吴三桂三月初六接到勤王旨令，可直到三月十几日以后才统兵入关，竟走了八九天。这其中有没有故意拖延时间、保存实力等政治上的权衡，后人众说纷纭，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清楚。总之，当京城失陷的消息传来时，吴三桂才缓缓到达离山海关不远的河北丰润（今河北唐山境内）。震惊之余，他感到“勤王”已没有实际意义，便掉转马头，回师山海关。

 

    此时，命运给吴三桂留下了三个选择：要么领兵杀回北京，夺回明室后裔，然后保一方领土，割据分治；要么后退投降清军，引清军入关；要么前进投降大顺，继续为新政权守门把户。除此以外，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前狼后虎，背腹受敌，权衡利害得失之后，他作最后一个选择—投降李自成。

 

    但是形势的发展却使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选择。四月初，吴三桂亲率所部进京谒见新皇帝李自成。但途中突又听闻大顺军在北京捉拿大批勋贵高官，拷打追银，他父亲吴襄也在其中。而更刺激的是，他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抢走了。吴三桂不由勃然大怒，他不假思索，当即挥师第二次返回山海关，降而复叛，上演了一幕绝世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彻底投降了清军，为清廷定鼎中原立下了不世之功。

 

    这是我们在教科书里可以看到的关于1644年吴三桂的故事，也是历史上比较流行的说法。但是仔细对明末清初的史料进行时间排列研究，却可以发现这其中仍存在着很多疑点。尤其是大家众口一词的吴三桂降闯问题上，或许就隐藏着另外的真相。

 

三

 

    经过对明清之际相关史料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吴三桂降闯一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才慢慢出现的。

 

    按理说，一般距离史实越近，史料在记载上的真实性就越可靠。但在早期的关于1644年历史的史料文献中，却只有吴三桂降清献关以及李自成曾经招降他的情况，独不见吴三桂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并投降大顺的记载。现存最早的关于吴三桂进关的记载是赵士锦《甲申纪事》里附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的一个《塘报》。内称：“闯贼于三月……（缺几字），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挟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人。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将京中一应大事，一一诉禀，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言君父之仇，必以死报。”

 

    里面说吴三桂在京城失陷后派人了解情况，听闻家中受迫的消息后决定要报“君父之仇”，但并没有提他投降大顺的事。这是距事发当时最近的记载。同样地，明清易代之际很多住在北京或因政局混乱从北方逃去南京的文人官员们，在他们的书文记载中也没有提到吴三桂降闯。恰恰相反，有人却在此问题上持完全不同的说法。如《崇祯甲申燕都记变实录》的作者钱邦芑说：“贼挟其父手书招之，三桂得书不发，八拜谢父，咬断中指，扯裂家书，随约王永吉借清兵十万，以图恢复。”夏允彝在《幸存录》中也说：“三桂年少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闯寇所以诱之者甚，三桂终不从。”

 

    可见，至少在1644年之后数年内，社会上还并没有关于吴三桂降闯的说法。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说法的呢？

 

    据目前所知的史料记载，最早的是文秉的《烈皇小识》，作者在该书卷八中说：“三桂闻京师失守，先帝殉难，统众入关投降。”语气肯定，但是对于具体的事情经过，他却并没有继续作详细的说明。与此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成书于1653年的《甲申传信录》中的一段说法。该书的作者钱曾在1644年前后居住北京，他说：“三月，（明）廷议撤宁远镇，并调吴三桂剿秦寇，封三桂西平伯，上（崇祯）手赦谕之.三桂方奉诏，未及行，而闯寇已陷京师矣。闯入，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闯令诸将发书招三桂，又令其父襄亦书谕，使速降。三桂统众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所过糜烂。顿兵山海城，益募兵议复京师。”

 

    这里面错误很多，如吴三桂的爵位不是“西平伯”，而是“平西伯”，这很可能是笔误。但说吴三桂“方奉诏，未及行，而闯寇已陷京师矣”，却是很明显的事实错误。因为我们知道，京城失陷时，吴三桂的军队早已经进入了山海关。但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后面几句说吴三桂入关却带有很浓的歧义：钱并没有明说吴三桂是去投降李自成，但在前后行文上，他先讲了李自成招降，后说吴三桂“统众入关”，到底是不是去投降，就看大家怎样理解了。

 

    所以随后的几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并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采纳吴三桂降闯的说法。如谈迁的《国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张岱的《石匮书后集》。谈迁为修《国榷》，曾于1655年专门到北京收集材料，若吴三桂真的投降过李自成，不可能没有人知道，更不可能有人为他保密。但是在对吴三桂的记载中，他仍然说：“唐通遗三桂书劝降，且言东宫亡恙，三桂不答，乃上书其父襄，略曰：……父既不能为忠臣，三桂亦安能为孝子，桂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虽置父于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对吴三桂的活动知道得比较清楚，曾写下著名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梅村，在他的相关作品中也同样不见吴三桂降闯的说法。

 

    以上的这些现象出现得很不正常，而现在大家一致相信吴三桂降闯，主要是因为在彭孙贻的《流寇志》中转述了一个叫马大令的人的说词，他说：“世传吴襄作书招平西，平西告绝于父，起兵勤王，非也。都城既陷，三桂屯山海，自成遣使招三桂，三桂秘之，大集将士，告之曰：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恩，宜以死报国，然非借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将士皆黯然，三问不敢应。三桂曰：闯王势大，唐通、姜皆降，我孤军命。三桂乃报使于自成，卷入朝。”

 

    因为是吴三桂的幕僚人物所云，所以很容易让人相信。但好多人并没有注意到，作者彭孙贻虽记载了这段说词，却只是附录于正文之后，“录其说以备考”；而在《流寇志》正文中，对吴三桂降闯却只字不提。由此可见，作者在整理这段材料时，只是有点怀疑，但并没有相信。这在作者的另一本书《平寇志》里得到了进一步说明。彭孙贻明确说道：“唐通为贼呼关，持吴襄书招三桂，不听。”

 

四

 

    蹊跷的是，当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爆发后，随着清廷对吴三桂的镇压和打击，关于他的降闯一说，却迅速地在社会上流行了起来。

 

    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因不满清廷撤藩，在云南起兵叛乱，并发出檄文指斥清人“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第二年，耿精忠在福建叛乱；第三年，尚之信在广东叛乱。一时间，清廷半壁江山失去，历史上称为“三藩之乱”。

 

    面对吴三桂的煽动挑衅，清廷也迅速作了回应。据《清圣祖实录》中记载，在1674年四月的一封上谕里面，康熙说：“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寻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可以说是直指吴三桂首鼠两端，反反复复。这是政府公文，说吴三桂“委身从贼”，理应有据。可是经过仔细分析，却发现其中很有问题。首先，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死于他正式降清之后，清廷不可能不知道，但康熙却说“寻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可见康熙并没有严格依据事实说话。其次，吴三桂在檄文开头一大段，以当年“讨贼”自任，历数复君父之仇的盖世之功，向天下人自我夸耀，闭口不提降闯。如果他真有曾“委身从贼”的污点，清廷必然会一再揭露，口诛笔伐，揭露他的伪善面目。但考察当时的政府行文，除了这道上谕中提过外，其他对吴三桂的文书都没有提及他降闯。最后，相反于康熙颇具政治目的的上谕，同样是政府行文，在1644年五月山海关大战结束后，清摄政王多尔衮在给顺治皇帝的军事报告中，明确地说道：“臣统大军前进，明总兵吴三桂遣使来言：贼首李自成已陷燕京，崇祯帝、后俱自经。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称帝，遣人招降三桂，三桂不从，随自永平返据山海关。”一个是军事报告，一个是政府公文，哪一个更可信，一目了然。而且多尔衮不会也不可能为吴三桂刻意隐瞒真相。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康熙这道上谕很可能只是想丑化、孤立吴三桂，尽量把他描述成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但大门已经打开了。由于吴三桂降清复叛，向为清人贬斥，明人又因他开关引师，甘为异族鹰犬，痛加责伐。他俨然已经成了政府及民间的公敌，所以，这个时候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批揭露吴三桂恶劣行径的书，比如《庭闻录》、《平吴录》、《圆圆传》。在这些书里，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说吴三桂曾投降过李自成，后因陈圆圆的缘故又转而降清。从此，大家逐渐开始肯定吴三桂的确投降过闯王李自成。

 

五

 

    吴三桂率领着数万将士去投降新政权，这在什么时候都是一件大事，然而史书对这件事的记载却是从无到有、从略到详，好像在慢慢考古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慢慢从土里发掘出来，而那数万将士和沿路百姓全都守口如瓶。如此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怀疑后来的结果，而事情的真相很可能就是，吴三桂入关后，面对降清和降闯的选择，他都迟疑过、动心过，态度极为暧昧，但要说他认真地投降了大顺政权，显然不能让人十分信服。

 

    在中国，任何对历史的讲述和研究，都是为了指出错误，通过指出错误而总结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就是这个意思。基于这样的目的，史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人往往是两极化，要么十分完美，要么十分丑恶。今天大家一致认为吴三桂曾投降李自成，两面三刀，极大的原因就是无论是明清官方，还是民间百姓，谁都不喜欢他，有污水全往他身上泼，反正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叛变一次是反复，叛变两次还是反复。至于真相是怎样的，很显然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