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lipopp / 发布于2013年 6月20日(星期四) 15时13分
礼萨汗出身贫苦家庭，因此深知下层民众生活疾苦。在登基之后，他成为一位东方世界罕见的开明君主。其子礼萨·巴列维后来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一般说来，东方的帝王不推崇俭朴，但是我父亲却光明磊落，不屑于恺加国王们的奢侈豪华为伍。他身为一国之主，衣着却十分朴素：普通的军服，半新不旧的皮靴和一般的伊朗袜子……早饭就是饮茶，中午只吃米饭和清炖鸡，工作时用普通水杯喝点茶。他办公室的摆设极其简单，一张精巧雅致的桌子，一张椅子，一个长椅，一条地毯和一幅详细的伊朗地图……”
1926年成立的“王储亲卫队”，从贵族中选取优秀少年子弟，作为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穿礼服者）未来的亲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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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萨汗以现代土耳其领袖凯末儿为榜样，即位后对伊朗国内许多亘古不变的传统陋习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法律、教育、服饰、姓名和妇女上的改革，都是以土耳其为蓝本的。在文化方面，礼萨汗将伊斯兰征服之前的古波斯文化重新引入伊朗文化中，驱逐伊斯兰教士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使国家世俗化。他还改善了国内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袄教徒的处境，给予其平等的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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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政策方面，礼萨汗上台后宣布废除外国在伊朗的领事裁判权，解雇了海关里的外国雇员，实现了关税自主。他还收回了恺加王朝给外国人的部分石油租让权、渔业权和电报公司特许权，取消了外国在伊朗的军事基地。在他在位期间，伊朗与土耳其、阿富汗、伊拉克三个邻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1937年，这四个国家在德黑兰签署了《萨德阿巴德条约》，规定当某个成员国遭受外来威胁时，其他成员国将给予支持。为了把伊拉克拉入这一合作组织，当年7月，伊朗还极不情愿地与其签署协定，除了霍拉姆沙赫尔至阿巴丹一带水域外，伊朗将整个阿拉伯河的航行权划归伊拉克所有，条件是伊拉克将该河水运的收益用来疏浚河道。伊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愤愤不平，这为多年以后的两伊战争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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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伊朗与法国保持较好的关系，与英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则始终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由于“波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前车之鉴，伊朗坚决镇压受苏联操纵的伊朗共产党，以此打击苏联插手干涉伊朗内政的不良企图。苏联一直对此非常恼火，但苦于没有借口攘臂上阵，故一直爱莫能助。对于英国，礼萨汗的主要目的是从操纵伊朗经济的太上皇英波石油公司（今天的英国石油公司）手中夺回更多经济权益，同时收回19世纪被英国人夺走的巴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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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朗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同德国的关系。在伊朗近代史上，当英国和俄国侵略波斯时，德国非但没有趁火打劫，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了波斯，因此给伊朗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巴列维王朝建立后，礼萨汗国王继续执行在英苏之外亲近第三国的外交路线，与德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1925年，伊朗皇家空军向德国的容克公司采购了它的第一批3架Ju F—13型飞机。1927年，汉莎航空公司取得了在伊朗全国专营邮政运输的特许权。1928年，德国公司承包了伊朗北方铁路的修建工程。1930年，德国人受聘为伊朗国家银行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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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纳粹宣传部门此后大力渲染德意志人和伊朗人同属雅利安民族，两国都要反对英国的奴役，都要反对共产主义的扩张。德国利用伊朗来威胁英属印度帝国和苏联的南部腹地，伊朗则利用德国来防备宿敌英苏，更想利用德国的先进技术和专家来推进伊朗的现代化。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因此德伊关系越来越密切。到1936年，在伊朗工作的德国专家已经超过5000人。伊朗军队的火炮、步枪、手枪等武器装备全由德国制造，德黑兰大学和其他一些高等院校也由德国人管理。汉莎航空公司开辟了从柏林到德黑兰的直达航线，数以千计的伊朗学生去德国留学。德国使馆向伊朗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大量宣传印刷品和图书，并在德黑兰设立了宣传中心。
清点弹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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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德国和伊朗的经济合作也增长迅速。1937年，德国在伊朗的对外贸易中仅次于苏联，居于第二位，次年即跃升为第一。伊朗向德国出口羊毛、棉花、铅矿、锡矿、水果和优质的皮货，进口各种机器、电讯器材、汽车、铁轨和铁路设备、化工产品和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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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英国和苏联历史学家宣称的相反，礼萨汗对希特勒并无好感。早在1934年访问土耳其时，他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土耳其的德国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态度有所耳闻，希特勒及其追随者自1933年以来的飞扬跋扈则是有目共睹的。此外，希特勒野心勃勃地要征服欧洲，这使礼萨汗这样一个一向警惕欧洲强权的人来说，希特勒这样一个铁腕人物的存在，是不会令他自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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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伊朗随即宣布中立。此后英国对德国展开海上封锁，伊朗与德国的贸易往来一度中断，后来两国转经苏联进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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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1年春天，德国已经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当年4月1日，伊拉克亲德的“金方阵”军官集团发动政变，废黜首相和摄政，由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拉希德·阿里掌握政权。新政府得到苏、意、日、沙特的承认，与德国复交，并要求英军撤出伊拉克。5月，德军攻占克里特岛，并从维希法国手中接管了叙利亚的机场。一时间，英国在近东和中东的利益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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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中东和苏伊士运河的安全，以及确保英波石油公司对伊朗西南部油田的控制，英国对伊拉克政变做出了激烈的反应。4月18日，正要调往远东的第10英印师的一个旅和一个炮兵团在巴士拉登陆，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也开入伊拉克。5月2日，英国飞机开始轰炸包围哈巴尼亚基地的伊拉克军队。此后两个星期中，后续的英印联军部队源源不断地在巴士拉登陆。5月29日，英军占领巴格达，拉希德·阿里和“金方阵”军官集团成员逃往伊朗、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逃到德黑兰的那些人在英国占领伊朗后被引渡回国，绞死在巴格达。占领伊拉克的英军由奎南中将（E.P. Quinan）指挥，任务是确保盟国在伊拉克的交通线，并保障石油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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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印度武装部队总司令奥金莱克爵士和中东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在巴士拉会面，磋商进一步占领中东的行动计划。6月初，英军和自由法国部队联手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很显然，英国人下一步的行动就是肃清在伊朗的德国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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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在德国的猛烈攻击下，除非迅速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援助，否则苏联势必灭亡。7月12日，英苏达成协议，两国在对德战争中给予对方必要的帮助，不得到另一方的同意决不单独媾和。英国还同意立即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第一批军火武器和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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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仔细看一下世界地图，盟国在选择援苏通道上的困境就一目了然。苏联远东的港口皆处于日本海军的严密监视之下，日本事实上已经在1940年9月与德国结盟，只是尚未直接参战；这些港口远离苏联西部的战线，联接两线的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又存在运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北冰洋向摩尔曼斯克运送援助更加危险，因为满载军火的船只很容易受到以挪威为基地的德国潜艇和飞机的攻击；摩尔曼斯克本身的港口条件又甚差，铁路运输不便，从速扩建港口无异临渴掘井。从地中海和黑海向乌克兰运送援助的通道同样危险，而且土耳其关闭了达达尼尔海峡，盟国护航队若要强行通过，势必遭到土耳其的激烈抵抗，很可能召来已经占领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德国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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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盟国在1941年夏天能马上使用的唯一一条援助苏联的路线，就是从波斯湾港口出发，经纵贯伊朗的铁路，抵达巴库和里海。显而易见，伊朗已经成为联结苏联与英国的战略通道，而当年4月发生在伊拉克的前车之鉴也提醒了两国决不能容许德国人在这个战略通道附近存在。礼萨国王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英苏的决心估计不足，最后终于铸成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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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战争计划，如果德军击溃高加索的苏军，那么他们肯定会乘胜长驱直入伊朗境内，攫取波斯湾的石油和炼油厂，切断英国海军和空军最大的燃料供应来源，并进而进攻印度。英国人也知道这一点。同时，英国人还有这样的看法，即德国与伊朗建立所谓“和平友好关系”，是征服伊朗的前奏，因为德国在欧洲总是采取这样的成功经验，先对各国进行经济和政治渗透，继而使其内部削弱，最后以闪击战消灭之。盟国紧张地注视着德国使馆和“德国文化中心”在伊朗的大肆宣传，认为德国间谍能轻而易举地摧毁纵贯伊朗铁路。这条铁路沿途经过众多的隧道和桥梁，一座大桥或一条重要隧道的破坏，意味着这条铁路至少瘫痪几个月（事实上德国对于经高加索进军伊朗，然后占领其交通要道和石油设施始终抱有一线希望，因此一直没实行破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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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18日，英苏两国联合照会伊朗政府，要求驱逐在伊朗工作的德国人。伊朗政府在复照中指出，伊朗的工业部门需要德国专家的指导，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替代他们的人。况且德国专家的人数有限，又受到伊朗政府的严格监视，不足以构成什么威胁。这个答复显然不能使英国人满意，因为一战中那个在波斯南部给英国人带来大麻烦的德国人瓦思穆斯，其公开身份就是“无害”的领事馆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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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英苏再度发出照会，要求伊朗驱逐全部德国侨民，以结束德国特务的活动。伊朗政府在复照中说，在伊朗的德国侨民总共只有470人，远远少于盟国侨民。中立的葡萄牙没有驱逐德侨，瑞士、瑞典和美国也没有驱逐德侨。如果伊朗将这些德侨驱逐出境，将违反严守中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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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礼萨国王还请求美国出面，制止英苏对伊朗的要挟。但是美国驻德黑兰公使反而劝伊朗加入盟国，对德宣战。礼萨国王觉得盟国态度蹊跷，遂破例要求驻伦敦公使探询盟国真正的意图和要求，但是没有得到答复。伊朗外交部遂通知德国驻德黑兰公使，表示伊朗决定遣返尚未撤走的德国侨民，德侨经土耳其返国的安排业已就绪。但是，这些侨民尚未动身，英国和苏联就迫不及待地采取了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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