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19日，温煦的阳光，轻轻地抚摸着四川省养马河畔绿意仍浓的浅丘，突然，公路上一辆摩托紧追若吉普，从简阳县城向四川橡胶厂飞驰。几位公安人员在宿舍生活区停下车辆以后，便向厂幼儿园门前的T字形路口奔去。
这里有一片又一片开始凝固的血述，还有浸沾血迹的皮鞋、鞋垫以及绿色塑料暖水瓶壳，瓶胆碎渣、铝质饭盒等物。由于民兵和群众完整地保护着这一现场，公安人员顺利地完成了现场勘查。紧接着他们便沿着零零星星的血迹向不远的厂卫生所走去。
几位公安人员在急诊室忙着对已经死亡的车昭富进行尸体检验。发现他背上被三棱刮刀刺了三刀，胸腔内大量出血。结论为：外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当场被抓获的罪犯顾立成是一个壮实的年轻人，这时也被看押在卫生所内，民警给他戴上了手铐。带血的杀人凶器，三棱刮刀，也被缴获。
简阳县公安局迅速开始了案情的调查和对凶犯的审讯。很快查明，这天中午十二点十分左右，顾立成一手提着绿色塑料暖水瓶和铝质饭盒，一手玩着三棱刮刀，去食堂打饭，途经厂子弟学校门前，见到车昭富的十三岁小儿子车云松和几个同学在玩耍，上前就对着车云松的太阳穴猛打两拳。莫名其妙挨了打的车云松边哭边问道：“我没惹你，为啥打我？”
顾立成却说：“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我打了你了！”说完便扬长而去。
车昭富的妻子周元存在家里的阳台上看见儿子挨打，急忙跑下来，追上顾立成质问道：“你为啥要打我小松？”
顾立成气汹汹地回答说：“我不只要打他，我还要打你呢！”说着，就将手上的暖瓶、饭盒向周脸上掷过去；随后又拿起三棱刮刀，冷不防朝周头顶连戳两刀。周当即仰面倒地，血流不止。
这时，车昭富赶来了，顾立成便持刀大步扑上去，继续挥刀行凶。车昭富身受重伤，周围群众闻讯迅速赶来，逮住了顾立成。
车昭富被送到卫生所就很快死亡，周元存也伤重昏迷，被送去医院抢救。
经过对凶犯顾立成的多次审讯和对各方面的大量调查，证实：车昭富是四川橡胶厂纪委委员，办事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顾立成杀害车昭富实系蓄谋报复，而且情节恶劣，手段残忍，事实清楚，罪证充足。
简阳县公安局在1983年2月18日侦查终结，将案卷依法移送内江检察分院审查起诉。
谁知，案卷很快就被退回。从此这桩案情井不复杂的报复杀人案，变得非常离奇复杂了。
谋密就在发生凶杀案后不久，杀人现场人山人海，卫生所前群情沸腾。人群中，有一个胖胖的年近五旬的妇女像热锅上的蚂蚁，慌慌张张地窜来窜去，怪声怪气地诉说着：“我的儿子疯了呀，杀了人，怎么得了呀！”
“啊，他儿真的疯了？！”人们纷纷议论开了。
果然不几天，“顾立成疯子杀人”的新闻在整个厂区沸沸扬扬，传播开了。
这个胖女人就是杀人犯顾立成的母亲汤升维。她的工作职务是厂卫生所的挂号员。
汤升维背后的靠山，是在这家厂任党委副书记的丈夫顾金海。有丈夫作后盾，还有什么顾忌呢？儿子刚刚杀了人，她就当场制造出“我儿疯了”的具论，不能不说她的脑子很灵。
自然，光凭这一招还是无济于事的。从卫生所回到家里，她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包庇杀人犯的罪恶活动。
当天晚上，汤升维唤来四女顾立萍，并请来亲家母王某某叫她们立即去成都、广汉，叫来了姨侄孙某和大女婿马某某。自己则翻着《内科学》，在书上有关“精神病”的章节上圈圈点点绞尽脑汁。匆匆赶来的孙某听了介绍，很快就构思出了一个顾立成因有“精神病”才杀人的“报告提纲”。大女婿马某某也奉召赶来想对策；在厂里担任团委干部的三女婿许志彬，不容分说早已在丈母娘身边忙得团团转了。
在顾金海家中密谋策划，由汤升维主持，大家七嘴八舌地拼凑着顾立成“发神经”的种种表现。
几天之后，一份由顾金海夫妇署名盖章的《关于顾立成精神反常的情况报告》，就分别送到了简阳县和内江地区的公、检、法机关。
洋洋数千言的《报告》，列举的“事例”“生动”、“具体”，而且“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比如说，就在顾立成杀死车昭富前不久，他的“毛病”发了，仅仅因为不满意父亲顾金海咳嗽就敢推打自己的老子，并把自己最心爱的电视机、收录机等都砸了。平常见到女人就骂，语言是那么不堪入耳，就连自己的妹妹也难幸免；还有莫名其妙地疑神疑鬼，踢门，骂人，等等，等等。
难道一个神经正常的人会这样吗？
《报告》又追述了顾立成精神失常的原因是小时侯几次摔跤，头部受过重伤；近因是不久前“失恋”，以及受到有关领导，（主要就是车昭富）对他不公正待遇。这份列举了顺立成在半年之间就有十七桩“发疯事实”的《报告》，最后得出了一个“绝妙”的结论：“如果当时车昭富儿子不在场，那顾立成一定会打另外一个小孩；假如另一个孩子被打后其父母也跑来一齐图攻顾立成，他照样会杀人。因为一个正常人在遇到图攻时也会不择手段，极尽全力保护自己的，何况一个精神病人？这次杀人事件巧就巧在偏是车昭富，而他又恰好和顾在工作上有矛盾。”
如此说来，顾立成杀人不仅因为他是“精神病”，而且还出于对车昭富一家“围攻”进行“自卫反击”。法律又能奈其何哉？
顾立成杀人后的第四天，许志彬就以证人的身份向县公安局的办案人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发案前的头天晚上，他和岳母见到的顾立成的“疯态”。紧接着，他又时而简阳，时而内江，时而投邮，时而上访，来去匆匆，四处奔走，向公安政法机关投递材料。为了更有力地证实那份《报告》，许志彬遵循岳母的旨意，又连续炮制了《关于顾立成精神反常造成后果的证明人名单》以及“顾立成斗殴杀人现场见证人”的“报告”和信件，向公安政法机关提供了三十多名“证人”，并列举出顾立成“发神经”服用的“镇静剂”证明。似乎这样一来，《报告》便真能站得住脚了。
学了一点法律知识的孙某，自以为是内行，他提醒顾家说：“顾立成是精神病人，要给他请一个高明的律师，才能打赢官司。”这使顾金海想起了原在橡胶厂宣传科工作、在重庆某学院担任法律教师的一位老部下，并且叫许志彬立即动身去重庆，找他来作辩护人。
许志彬丢下厂里工作，来到重庆，提着礼物深夜到了这位法律教师家里。这位教师虽说自己抽不出身来，但却给许志彬介绍在内江的两位律师，请他俩做顺立成的辩护人。之后，顾立成的案卷还没有到内江检察分院，那两位律师已向检察分院打电话要阅看此案材料了。
本来，简阳县公安局听到顾立成家属反映顾立成是因“精神病杀人”后，便立即到厂里进行了多方的调查，从顾立成的“病史”、“参军体检”、“长期担任汽车驾驶员的表现”、“治病服用的药物”以及预审期间的“供述”、“精神状态”等五个方面，都说明顾立成没有“精神病”。经县委政法小组讨论作出书面决定，不答应汤升维、顾金海作“鉴定”的要求。
谁知，内江检察分院经办此案的朱某某、何某某，在1983年2月28日接手顾立成案子后，他们既见到顾金海夫妇关于顾立成“精神病杀人”的材料，也知道简阳县委政法小组和公安局否定这种说法的“五条理由”，但是感到自己是新手，在法庭上同律师辩论时可能辩不过律师下不了台，于是决定不必听县政法小组的决定，还是去搞个“鉴定”稳当点。
3月5日和3月8日，朱某某把顾立成案子向分院赵检察长作了简要汇报。谁知这位领导和两位新手的想法竟“不谋而合”，当即决定将案卷退回县公安局要求补充侦查。理由是：
一、此案讲的预谋报复杀人不存在；
二，案子中既然有反映精神病的情况，又有人证实，就应做个'鉴定”；
三，尸检错了，应该进行解剖。”
“退补”的主要理由令人发笑，说是：“主要事实不清”’。更为荒唐的是，尸体火化已经几个月了，“退补”提纲却要县公安局补充“尸体解剖照片”。
然而，某医院的“司法鉴定”终于做出来了。鉴定结论说：“被鉴定人在作案前已有心理功能改变(有较多的牵连观念和烦躁不安)，但未达到使其不能辨认或不能完全控制自身行为的程度，应有部分法律责任能力。”
人们被这一分析鉴定给弄糊涂了，急忙问医生：“应有部分法律责任能力，究竟是说负60%还是70%、80%？”
“这得由法官们来定。”医生冷冷地答道。
简阳县公安局认为这个鉴定既超越了医生的职权范图，又违反了我国“刑法”，更主要的是这一“鉴定”并不符合罪犯的实际状况。于是决定和重庆市公安局联系，对罪犯顾立成是否有“精神病”进行重新鉴定。重庆市公安局也答应了。
可是，该县公安局向上面请示时却遭到了拒绝。
此时，汤升维、许志彬竟然探听到了地、县在顾立成案子上的一些分歧和鉴定结果的一些风声，自然欣喜万分，更加频繁地来往于内江、简阳之间，寻觅一切可钻的空子。
许志彬打听到他熟悉的唐某认识内江地区检察分院的一位副检察长，便急忙约来唐某去找这位副检察长。不料这位副检察长一口拒绝。但经许志彬一再死缠胡赖，最后，还是答应：“我如果参加这个案子的讨论，可以反映一下嘛。”果然，经过这么一次疏通，又加上医院那个“鉴定”，后来这位副检察长参加讨论顾立成案子时，也认为顾立成有“精神病”，提出了在量刑时该不该考虑“从轻”的问题。
就这样，顾立成杀人案，一拖再拖，群众原来以为要杀了顾立成的头过年(春节)，可是春节早已过去，依然未动凶犯一根毫毛。
有人说：“顾家的后台硬，凶犯的脑壳动不了啦！”
然而，纸包不住火，受害者的家属、亲友和知情群众，按捺不住胸中怒火，一封又一封的控告信、揭发信，纷纷投向各地。
一场正义和邪恶的决战，愈来愈不可避免的了！
1988年8月8日，四川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到了中纪委的一份通知：要求对四川橡胶厂党委副书记顾金海及其妻子汤升维纵容、包庇儿子顾立成报复杀害厂纪委委员车昭富一案，认真进行查处。
收到通知后，很快就会同省化工厅以及地区、工厂纪委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这一支实力雄厚的联合调查组成立后，他们冒酷暑，踏严寒，花了九个多月时间，查阅了政法部门审理此案的全部材料，并到了河北省，成、渝二市，内江地区以及威远、广汉、邛崃、宜宾、简阳、彭县等地，找领导干部、职工群众、医生、农村干部、受害者及罪犯的邻居、家属、亲友，以及政法部门办案人员共一百九十五人（次）进行了调查，终于把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原来，顾立成是顾家唯一的男孩，从小就受到父母娇生惯养。在家里他是个“小霸王”，在社会上是无法无天。他性情孤僻，心胸狭隘，而且高做、狂妄，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是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他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被女方丈夫发觉，才私自了结，这就是《报告》中所说的“失恋”。
1982年6月26日清晨，顾立成听到父亲的咳嗽起了反感，发生争吵，把他父亲推倒，打坏了一些用具。7月2日，厂里广播台不点名地批评了职工中出现了儿子打父亲，徒弟打师傅等歪风邪气。顾立成感到丢了面子，回家后大发雷霆，说：“是他(指顾金海)打了老子，还是老子打了他！”一气之下就砸烂了电视机、收录机。而且，连续写了三封“匿名信”指名道姓地挖苦、辱骂厂宣传科负责人，并用很下流的语言大骂女广播员。
然而，他的顶头上司——汽车运输队党支部书记、供销科副科长、厂纪委委员车昭富偏偏又是一个不信邪的基层领导干部。顺立成来车队后几次发生事故，经监理部门或车队鉴定，都是由于他责任心不强或违章造成的。因此，车昭富不顾他是厂党委副书记的儿子，坚持执行了厂里或车队对顾立成的处理决定。这样，顾立成就愈来愈恨他，经常借故发泄对车家的不满。厂广播台批评“儿子打老子”的歪风后，顺立成又把这事和车昭富联系起来。
从此，他不仅要想杀死车昭富，而且还想杀死这个宜传科的负责人。
其实，汤升维夫妇及许志彬等人对顾立成的“疯态”的来龙去脉是清楚的。汤升维亲笔交待说：早在发案前的6月份，顾立成就向她凶狠地说：“我想把汽油倒在他（车昭富)门口，用火点燃把他烧死。”
7月份他又说：“我想用棉衣沾上汽油从车昭富的窗子上甩进去，把他烧死！”
甚至就在发案前一天的晚上，汤升维和许志彬去顾立成住室看他时，就发现了顾立成藏有三棱刮刀。他明目张胆地说：“车老头这家伙迫害我，我真想杀死他！”还说：“我把他儿子杀死，气死他！”
汤、许二人听到这样的话，除了轻描淡写的说了“你莫要说些犯法话”外，既不采取防范措施，也不向厂里报告。
果然，第二天中午就发生了凶杀案。
后来，四川省有关部门对这一案件作出了公正处理。杀人犯顾立成已被处决，包庇杀人犯的顾立成的父亲顾金海被开除，顾立成的母亲汤升维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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