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导演好求，编剧难遇

作为一个电影节新丁，初次来到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笔者对于这里的一切还处于一种好奇的状态之下。

张艺谋的名字，无论在哪都是大咖，此次影展安排了他的大师班，想必会引来众多围观。所以在前一天晚上，笔者特意把第二天的手机闹铃设置在了早上7点半。 “张艺谋大师班”10点半开始，提前量给得这么充裕，肯定没问题。

直到笔者打开朋友圈，发现下面这张图，这条朋友圈发出的时间是7点49分。

作为一个常年排各种票的老炮，这种情况也是足够令人震惊的。于是抓紧从酒店出发，再到坐车去平遥电影宫，用时不到20分钟。

到了平遥电影宫，8点15分，这时队伍已经排到了离安检不到50米的地方。笔者的一位特地从英国赶来参加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朋友，直接被这阵势吓到放弃了“张艺谋大师班”。

而旁边从凌晨5点就开始排队的几百个各地在校大学生，更是上演了一场突发性的百米冲刺，就为一睹“国师”风采。

终于进入张艺谋媒体群访阶段，而这时，影展的艺术总监马可·穆勒突然走进来，说因为人数过多，原计划在500人大厅举行的大师班，改为1500人的“站台”露天剧场。

大家不要以为1500人的“站台”就能容得下所有人。笔者也是想尽了办法，才“蹭”进了站台，最终坐在台阶上听完了张艺谋的大师班。

这场大师班干货很多，“国师”把他截止到《英雄》的艺术人生“盘”了一遍，这场大师班就是张艺谋2小时的故事会，又附赠了2小时的平遥日光浴。

他讲了很多故事，从《红高粱》到《代号美洲豹》，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再到《秋菊打官司》，最后到《英雄》。很多料大家已经听了很多遍，但张艺谋在台上绘声绘色地这么一讲，仿佛不仅是他自己，又带着现场的1500人一起回到了从前的岁月。

这场名为“张艺谋：为了电影的每一秒”大师班，是张艺谋的老朋友马可·穆勒亲自请来的，当时张艺谋正在重庆拍《坚如磐石》。

至于这场“故事会”到底讲了什么，里面爆出了精彩的故事，笔者挑出重点，附上张艺谋在此次大师班上的自述。

做导演，心中的那团火不能熄灭

电影就是有魔法的，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人，我听刚才他们告诉我说，说凌晨就有人来排队，很感动，这么多年轻人。我相信你们也都是被电影这个魔法所吸引吧，大家爱电影，所以我们就投身于它的事业当中，所以这样子我就真正变成了一个电影人。

所以其实干了电影之后，你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吧，我觉得每个人好像都是这样子，就停不下来了。

还有一个，也是因为青年时候的经历，我们这一代人总是觉得不要虚度光阴，所以我就成了一个我感觉是中国电影最忙的一个导演，几乎每年都想拍新电影，如果每一年没有一个新的电影项目在运作，就觉得很虚度自己，是这样的，还有些其他的事情，比如一些大型活动，比如还有做一些舞台剧，都是人家找我做一些不同的项目，我都尽量抽时间。

最喜欢做的事情拍电影。我觉得它就是吸引你，你愿意把一个故事讲出来给大家听，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叙述，你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达。

对今天的我来说，拍一个好电影在我心目中还是非常遥远且非常吸引我的一个目标。今天我还是像年轻人一样，说我下一部电影是不是更好，我是不是可以拍一个好电影，因为你越来越觉得好电影在你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词，你心目中的一个标准，很难达到。

拍电影越多其实觉得好电影越来越难拍，电影容易拍，好电影很难拍，在每个人心目中好电影的标准不同，所以总是用一个最高的标准，总是横向、竖向来进行对比，来找自己的缺点，总是希望能前进，能学习，也是我现在的心态。

所以就马不停蹄吧，希望有不断的变化和进步，我也很愿意尝试不同风格的作品，跟不同的团队合作。

总之，电影的创作过程就是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们常常开玩笑自嘲说，像我们这些人啥也干不了，就拍电影。但是其实也是你内心有一种精神和强大的声音一直在促使你去做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味简单的为稻粱谋，也不是简单追逐一些名利，就是喜欢。

所以很多次我看在拍摄现场，很多来看我们拍电影的人，尤其第一次来看的人，看了两天以后总是发出这样的感叹，你做这事干啥呀，太难了。可能每一个导演的现场都是这样子，但是每一个导演心中总是有一团燃烧的火。其实很多电影拍出来无人问津，一日游，两日游都达不到，很多年轻导演不断地遭受挫折，但是你看他心中那团火不会熄灭。这就是电影。

我不爱装大师，创新就不要留后路

处女作，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就是刚才贾樟柯说的，我们呈现了某种成熟感，一方面我觉得处女作是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是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文化，都进行民族、历史的反思，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时代。

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寻找到的故事，你所受到的影响势必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呈现了某种比我们自己年龄更丰富的一种思考，是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其次就是性格，我认为处女作跟导演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自己的性格是迄今为止还是希望语不惊人誓不休，也就是说你总是希望有创新，我就是要这样，就是要极端，不留后路。

像《红高粱》，赵季平最早给我们吹音乐的时候是一把唢呐，我就觉得不过瘾。

后来我说，季平，你是不是把那几十把唢呐搞到一块儿去，他说那个就吵得不行了，我说咱就要吵，所以最后他就四十几把唢呐齐吹。

你看《红高粱》那个呐喊，那个很刺耳的呐喊，当时我们在录音棚里就觉得就是这样，那就是要吓你一跳的感觉。很大程度上跟你个人的性格，在那个时代下碰到一起了，处女作就呈现出来一种本质的东西。

我看《小武》，一个放映机，16毫米的，在一个屋子里头，很多人很神秘地在看。它就很典型地体现了贾樟柯的性格，《小武》我很喜欢，当年是很石破天惊的。贾樟柯的特点关注当下，关注普通人，关注底层人的那种命运，在社会变迁中完全跟我那个大喊大叫是两个时代。

有时候故事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画面，画面没有办法了就形式。总是希望有一些不同，哪怕这种不同被别人抨击，被别人诟病，我也不太爱惜自己，我也不装大师，还是希望这样子，保持心态的年轻。

因为成熟的、完美的作品谈何容易，你拍到现在，你说我拍一个成熟的、完整的、完美的作品，我觉得还是做不到。还莫如追求一个特点，去追求一种自己所想要表达的感觉，我也许就是这样的性格吧。

艺谋，要扑？

拍《秋菊打官司》我们当时请的是刘恒做编剧。剧本写完了，我就觉得这个不就是当年很多大同小异的作品吗？我觉得这个电影没特点，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创新。

有一天我们几个主创坐下来，说拍一个纪录片的风格吧，完全像纪录片。大家就开始很兴奋，我记得刘恒也在，我马上就给我们投资的香港的马先生打电话，问可以不可以？

整个一上午刘恒都一言不发，看我们几个在这又蹦又跳的。要吃饭了，刘恒从床上坐起来，“那我这剧本就白写了”。很对不起他，后来果然就把刘恒的剧本没有用。然后就没剧本了，从此没剧本了，每天去偷拍，然后就是一个大纲，几句话，去偷拍。

我觉得那时候我应该是中国偷拍的大师了，比狗仔队要早得多。

各种藏，把16毫米的小摄影机，一卷片子上去转11分钟，所以它是可以长时间偷拍的。

把摄影师，两组摄影藏起来。在中国城乡结合部，在宝鸡农村，藏到各种能藏的地方，像这地方你要在这偷拍的话，我可能在亭子那搁一个纸箱子，大一点，把两个人藏进去，穿上尿不湿，拿上水和馒头。

今天咱要开会，我要偷拍，我差不多半夜四点五点藏进去，开两个孔，那孔拿黑布挡着，然后等大家不注意掀开了拍。

我们半夜藏进去，演员是八九点要开会了，演员来了，然后穿上衣服，反正是也认不出来，副导演带着一直在这晃悠。副导演先走一遍位置，假装找人，然后让演员看走位，就那样一直偷拍，很过瘾。

那在村里怎么办呢，老乡根本没见过，村里怎么办呢？提前让巩俐装上一个假肚子，到村里去体验生活，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的，就天天在村里转。

这也不行，你还是要拍呀，在村里就得带点组织了，我就让我们的两个摄影拿两个摄影机，天天在村里转，空拍，没有胶片，每天八个小时，猪羊、老人孩子，天天转，熟悉。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两个摄影师回来报告，说现在没人看镜头，没人理，说连狗都不理了。

那时候剧组有一句流行话，这个电影要拍出扑面而来的生活氛围，我们就扑面而来。我就经常拿对讲机问两个摄影，怎么样，拍成了吗，扑面吗？他们就说扑面。我就问有几个扑面？最少有两三个是扑面的。好，收工。

然后冲回来看样片，我们租了一个16毫米的放映机，你知道剧组看样片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全剧组都来。我们《秋菊打官司》的剧组后来看样片特别逗，全都走了，剧组人全都走了，没一个人看了。

然后我跟摄影就一晚上一晚上地看海量的素材。所以那时候全组就都弥漫着一种失败氛围，不敢说，就在私下说，说这回艺谋砸了，肯定砸了。

今天看我觉得《秋菊打官司》它的美学，当然现在都可以把它系统地归纳到纪实纪录这样的风格上，那时候是很前卫的，非常前卫。

当时，我很在乎首都评论界的评价

其实《英雄》今天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是一种按部就班地到了一个阶段的一个变化，其实那时候完全是无意识的，我自己一直喜欢武侠小说，文革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看。就很想拍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就开始自己编，因为也看了古龙、金庸各种东西，自己编就拿了一个荆轲刺秦王这样的一个传统典故在编故事。

编得差不多了，已经剧本成型了，《卧虎藏龙》石破天惊，横空出世，我们都很沮丧，说咱还拍吗，咱现在拍，人家这么成功了，咱再拍怎么都是跟风了，多没面子，我就想放弃了。

当时我们制片人是江志强，非常有眼光，他就跟我说，导演，拍啊。我说这个没意思，他说现在市场很好，因为他发行《卧虎藏龙》了，他说现在市场很好，好卖。

李安《卧虎藏龙》剧照

后来他就劝我，后来我说要不然就拍吧，其实那是个文艺片，严格意义上当年是准备按文艺片，你看我们像《罗生门》的一个结构，四段式、五段式，然后讨论一个永远说不清楚的问题，该不该杀，天下是什么，又悬又大的主题，完全是一个文艺片的方向。

后来他就说你要不要梁朝伟，要不要张曼玉，最后过来问我，你要不要李连杰。我说这可能吗？这么大的咖。没问题呀。然后我记得我们印象很深，我们拍的时候需要找一个配角，你要不要甄子丹。我觉得今天呢，后来我看媒体评论说，这个阵容恐怕史无前例，陈道明，对吧。

然后我说我可能有15匹马到20匹马差不多了，太少了，80匹吧，100匹吧。

秦尚黑，我就说OK，我们就让秦全是黑的。可是你那80匹马，100匹马长得都不是黑的，各种颜色都有。花钱，给马给焗油，真的是，《英雄》所有的马都是焗出来的，我记得刚焗完以后，请了好几家理发店的给马焗油，理发店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从来没给马焗过。

我印象中刚焗出来，马师骑出来了，黝黑黝黑的，漂亮，穿上黑盔甲，我们试装的时候，大家都说秦兵的马队来了，说是成了，像乌云一样地过来了。

但是很遗憾，到真正开拍的时候都褪色了，焗早了。

当时就觉得很过瘾，能有这么一个大制作，能有这么多大演员，就拍了，也是按照自己的风格去拍。包括动作也是，动作也尽量去设计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我第一次拍动作，我们像诗词一样地去拍很多风花雪月，一滴水，一片树叶呀，一个箭的高速等等，就拍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一些有美感的东西，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爱好和理解去拍。

《英雄》拍摄现场

真没料到，后来居然成为一个大话题，中国当年全年四分之一的票房，是不得了的，全年票房八亿多，我们两亿五。要用今天的票房成绩来看，那都是一百多亿的票房，单片，那是不得了的。

席卷而来的就是批评，也被批得体无完肤，今天回头看，大家愿意给它一个中国第一个大片这样的一个赞誉和肯定，当年其实被大家批评，我自己觉得也有点很沮丧。

那时候我们对票房没概念，就卖那么好，我觉得这跟我有啥关系，我不觉得票房高就是一个很得意的事情，我很在意大家的评论，首都文艺界我们俗话说叫首文，我很在意首文的评价。

像今天出去这么高票房，我肯定睡觉都会笑起来，因为今天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是以票房论成败，当然这是一个阶段，我们都说好电影不会以票房论成败，但是基本在大众那里还是票房高了就好。当年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英雄》其实也是无心插柳。

做导演最幸福的就是碰到一个好剧本

这两年，从去年开始我到今年会有三部电影吧，《一秒钟》，是我自己的一个青春记忆，张艺谋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

《坚如磐石》现在也完了，我们过了国庆会送审，这是一个警匪片。我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我叫硬警匪，是非常都市，非常现代的这样一种氛围。

今年年底我准备拍《悬崖之上》，我很希望拍出真正的冰天雪地，那种冬季的感觉。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演员也很好，故事有很大的悬疑感。

《一秒钟》是我自己写的剧本，《悬崖之上》和《坚如磐石》都是人家别的公司给我拿来，我一看，还不错，然后迅速一调整，可能调整三个月、半年，就可以拍了，就可以建组。我是只要看中了剧本迅速地调整，我就可以拍。通常如果慢下来是因为剧本，还是因为剧本，就说你赶上一个剧本，你磨两三年、三四年的也有，就拖下来了。

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好，坦率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是碰上一个好剧本是很难的。当然有很多导演自编自导，十年磨一剑，也没问题。但是我这个人闲不住，你让我十年磨一剑可能我没那么深刻，我就希望快拍东西。

坦率地说，我现在的身份就算职业导演吧，我们是用画面讲故事的人，我们是用节奏，用电影语言讲故事的人，我们是另一种思维，我们是一种形象思维。一个职业导演，他大部分时间并不是自编自导，那样子节奏会慢，应该发挥我们的强项，给我提供好剧本，这样我就可以多拍几部电影。

知道中国现在最缺什么吗？我觉得最缺好编剧。真的。先天的问题，不成熟，其实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导演非常好，一代一代地成长，我们最缺的是好编剧。现在因为市场好，数量高，再加上各个公司在抢人，我告诉你，就刚毕业的，做枪手的都签完了，你都找不着人。而且来了给你写两稿就走了，没时间奉陪了。

希望年轻的编剧们写出好剧本来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