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理学的衰退

　　　　　　　　　　　　　　　
　　清代理学沿承宋明理学而来。康熙帝尊崇程朱理学，将朱熹从原配享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为大成殿十哲之次，颁行《朱子全书》、《四书注释》，定其《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由此，程朱理学便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和学术主流，呈一时之盛。当时还出现了一批理学“名臣”、“名儒”，如熊赐履、李光地、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等。但到了乾隆年间，汉学考据兴盛，理学逐渐衰退。昭梿《啸亭杂录·续录·理学盛衰》说：“自乾隆中，傅、和二相擅权，正人与人梗者，多置九卿闲曹，终身不迁，所超擢者，皆急功近名之士。故习理学者日少，至书贾不售理学诸书。”
　　理学在乾隆时为何衰退？前人说法不一。按前引昭梿所说，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他在《啸亭杂录·书贾语》中又说：“自于、和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诉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据此，理学衰退的原因可归为二：一是和珅等人的擅权，造成士风败坏，殃及理学；二是汉学考订者贬斥宋学。乾嘉时，由于汉学兴盛，成为学术主流，宗理学者以为受到汉学家的挤压，致使理学不振。现代研究者也有循此思路，将理学衰退归之于汉学的“一元垄断”以及汉学家对理学的排斥。
　　乾嘉以来理学衰退，与上述原因应有关系。如政治上的影响，不仅是昭梿所说的由于和珅等人擅权所致，而且与康熙帝对理学的态度也有关。康熙帝既尊崇程朱理学，但也抑制了它的发展。对于理学，他并不关注其学理层面，而是强调“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94页)。他尤其强调纲常伦理，突出理学对皇帝的忠诚，“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清圣祖实录》卷16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页)。至于宗汉学者抱门户之见，贬抑宋学，也是事实。江藩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明显扬汉抑宋，如他将黄宗羲、顾炎武“附于册后”，不入正传，理由是“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儒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
　　宗汉、宗宋者互为门户，彼此攻驳、诋讥，这是事实，但也不宜把他们的门户之见过于夸大，应全面看待二者的关系。乾嘉汉学盛时，尽管理学的学术地位下降，但程朱理学毕竟还是官方统治思想，科举考试仍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据，儒者从小就濡染于是。而程朱理学所倡的纲常伦理，又是儒者所共同遵行的。即使深持门户之见的江藩，在制行上也效法程、朱，且指责于汉学“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4页)治汉学者除“百行法程朱”外，在学术上也有对宋学持平兼采的，并不都是贬抑。如著名汉学家戴震、纪昀等对汉学之短并不回护，对宋学也不一味排斥。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与方希原书》，《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75页)纪昀则说：“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语，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戴、纪二人对汉学、宋学的长短、得失的评论，可谓实事求是，无所偏向。乾嘉汉学家中，主汉宋兼采者确不乏其人。如程晋芳治经“综核百家，出入贯串于汉、宋诸儒之说。”(翁方纲《蕺园程先生墓志铭》，《复初斋文集》卷14)阮元治学也持汉学、宋学之平，龚自珍称其为“汇汉、宋之全”。刘宝楠治经“不为专己之学，亦不欲分汉、宋门户之见，凡以发挥圣道，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而已。”(刘恭冕《语语正义》后叙》)以上事实说明，乾嘉汉学盛行时，治汉学者并不绝对排斥宋学，不仅有较客观地对待宋学者，且有汉、宋调和、兼采者，认为汉学“一元垄断”，“狐狸”当道，以至使理学衰退，未免太过。
　　其实，理学的衰退，并不始于乾嘉汉学鼎盛之时，而在此前已显露出来。乾隆帝于五年的诏旨中说：“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原欲探圣贤之精蕴，为致治宁人之本。道统学术，无所不赅，亦无往不贯。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清高宗实录》卷128，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6页)乾隆初年，乾隆帝已在感慨“究心理学者盖鲜”，因而要臣子们切究宋儒之书，精研理学，可见在乾隆朝之前，理学即在衰退。而乾隆初，治经者虽或援引汉、唐笺疏以为经书考据，但尚未盛行。乾隆九年，惠栋撰《易汉学》，专标汉帜，开乾嘉汉学风气之先。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戴震等人被延聘入馆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被称为“汉学家大本营”，于是汉学鼎盛，如日中天。由此看来，将理学的衰退归之于汉学盛行的挤压，也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一种学术的盛衰，固然有其外在的原因，但主要还在于自身的原因。经学考据，自康熙至乾隆前期，并未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提倡，皇帝所尊崇、宣扬的是程朱理学。然而二者的趋势却截然不同，经学考据不断发展，至于鼎盛，理学则日趋衰落。姚莹慨叹：“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复黄又园书》，《东溟文外集》卷1)问题需要从理学自身来找。清代理学，于学理无甚创新，多在于维护与阐释程、朱之说。对康熙帝尊崇程朱理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熊赐履，认为治学“只将《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及宋、元、明诸儒语录从头细看，自一一了然，更不必去起炉作灶，架屋叠床，生出无限枝节”(《答刘藜先论学书》，《经义斋集》卷9)。理学名臣张伯行认为：“内圣外王之道，灿然著于六经，折中于四子，而发挥阐释于周、程、张、朱五夫子之绪言，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有志圣贤之学者，惟取六经、四子与夫周、程、张、朱五夫子之绪言，虚心学问，俛焉日有孳孳，而著书立说，不惟不可，亦不必也。”(《思辨录辑要序》)可见，乾嘉时，汉学兴盛而理学衰退，理有固然。道光后，理学虽有复苏，但重在经世，学理并无创新，仍只在程、朱脚底下盘旋。晚清名儒贺瑞麟说：“自孔、孟没，圣学失传。宋兴，人文再辟，周、程、张、朱之数子者，斯道大明，如日中天。后之学者，但当守其轨辙，不当另立门户，宗程、朱即宗孔、孟，非程、朱即非孔、孟。”(《李桐阁先生墓表》，《清麓文集》卷23)清代宗理学者在学理层面无甚创新，只重纲常伦理规条的应用，不可避免地会使理学丧失学术上的活力，趋于枯萎。
　　清代宗程朱理学者门户之见甚深。清初熊赐履撰《学统》，即为“卫道”、“明统”，以孔、孟、程、朱为道统正宗，排斥陆王心学。陆陇其、张履祥等理学名儒也都是尊崇朱熹，斥黜陆王心学。及至晚清，宗程朱理学的唐鉴、罗泽南等承袭陆陇其等人的风习，仍力排陆王心学，“同室操戈”未已。同时，宗程朱理学者对汉儒、汉学也予以抨击、贬抑。宗程朱理学者既排斥陆王心学，又排斥汉学，门户意气，无疑也会阻碍程朱理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