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道间汉宋学关系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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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嘉间，“汉学昌明，遍于寰宇”。宋学则趋于衰落，被贬抑。汉宋门户之见颇深，治汉学者与治宋学者互相诋讥，积不相能。嘉庆二十三年江藩刊《国朝汉学师承记》（后又刊《国朝宋学渊源记》），为清汉学家树正统。道光间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予以驳斥，言词尖刻，极尽讥讽之能事，于是有所谓“汉宋之争”。而若戴震、阮元辈，后世研究者称之为“反理学思想家”。嘉道间汉宋学关系究竟如何，似有可议之处。

　　　　　　　　　　　　　　　　　　　　　一

　　戴震曾说：“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而“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姚鼐则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复秦小岘书》，《惜抱轩全集·文集》卷6）就此而言，汉学大师戴震与崇宋学的桐城文派大师姚鼐并无根本不同。虽然，汉学家与宋学家毕竟有异，汉学家重训诂，所谓“训诂明则义理明”，如戴震言“圣人之道在六经”，欲明其道，须是“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戴东原集》卷8）。而宋学家则言义理，以为训诂明义理未必明，不应以训诂而遗义理。

　　　　　　　　　　　　　　　　　　　　　二

　　汉宋学家虽互相排斥，“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薄汉儒为支离”，但也不能看得过于严重，不能绝对化。宋学衰落，汉学家多诟病其空疏，然而程朱理学毕竟是清政府的官方哲学，他们因科举等缘故，与宋学不能隔断关系。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云：“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惠士奇）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江藩之肯定以程朱为法，且作《国朝宋学渊源记》，乃因宋儒读汉儒“义疏之书，始能阐性命之理”，汉学家扬汉抑宋的立场明显。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说：“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揅经室一集》）阮元甚而有为朱子辩解之辞，批评“王阳明诬朱子以晚年定论之说”。崇宋学者也不是完全拒绝考据，如前述姚鼐即主义理、考据、辞章。姚氏虽不满汉学家之“以专宗汉学为至，以攻驳程朱为能”，甚至认为诋讪程朱者，如“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已是人身攻击，但他也承认“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姚鼐虽不满于程廷祚之非议程朱，但也为其文集作序，称“绵庄之立言，可谓好学深思，博闻强识者”，以为“绵庄书中所论《周礼》为东周人书，及解六宗、辩《古文尚书》之伪，皆与鄙说不谋而合”。夏炘崇尚宋学，以景紫名其堂，所著《述朱质疑》，纠陈建《学蔀通辩》谓朱子溺于释老在四十岁以前之误，经考核“断为二十四岁以前不废二氏，然亦格致之一助，并非溺志于虚无”。而《檀弓辩诬》，曾国藩誉之“发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足与阎氏《尚书疏证》同为不刊之典”，其为学兼综汉宋，“由汉学之专勤，探宋儒之精粹”。

　　　　　　　　　　　　　　　　　　　　　三

　　阮元于《拟国史儒林传序》云：“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户。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厩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阮元既批评一些宋学家不从文字训诂入手，虽高谈圣道，实未能升堂入室；也批评一些汉学家“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则不知堂室与否。不少汉学家于文字训诂很有成就，但仅止步于此，不及义理，这正是为宋学家所诟病者。即汉学大家凌廷堪于其时汉学之弊病也不满意，指出：“固陵毛氏出，则大反濂、洛、关、闽之局，剖击诋诃，不遗余力，而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元和惠氏、休宁戴氏继之，谐声诂学必求旧音，援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弹宋儒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特有不可胜言者。”（《校礼堂文集·与胡敬仲书》）汉学末流，支离琐碎，不能不引发变化，一是常州公羊今文学的兴起，一是戴震、阮元、焦循、凌廷堪等由训诂而明义理。当乾隆间汉学如日中天之际，纯考据者不仅诋讥宋学家之空疏，亦排斥戴震的义理之学。章学诚于《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指出：“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但也有认同戴氏之学者，其影响及于阮元、焦循、凌廷堪诸人。

　　　　　　　　　　　　　　　　　　　　　四

　　汉宋学家的分歧在一“理”字。于纯考据而诋义理之汉学家，可置不论。即如由训诂而明义理的汉学家所言之义理，与宋学家之义理亦有异。阮元在《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辩>后》说：“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争矣。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揅经室续集三集》）显然阮元是欲以礼代理。他对凌廷堪的《复礼》三篇，赞为“唐宋以来儒者所未有”。凌氏精于礼学，于《复礼》上云：“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复礼》下云：“夫《论语》圣人之遗书也，说圣人之遗书，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礼，而事事附会于其所未言之理，是果圣人之意邪？后儒之学，本出于释氏，故谓其言之弥近理而大乱真。不知圣学之礼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乱真之有哉？”凌氏以礼为儒学之中心，道德仁义皆以礼为依归。宋学家之义理言性命，凌氏以为以礼节性，以礼节情，“非礼何以复其性”，“如曰舍礼而可以复性也，必如释氏之幽深微渺而后可”（《校礼堂文集》）。凌氏与阮元同，亦以礼代理。而宋学家之争亦在一“理”字。方东树《汉学商兑》言之最明，他说：“顾、黄诸君，虽崇尚实学，而未专标汉帜。专标汉帜，则自惠氏始。惠氏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诐大肆，遂举唐宋诸儒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论，必欲一一尽翻之，以张其门户。”其所指责，在于戴氏及其流衍之“厉禁言理”。
　　戴氏一脉诟病宋学之义理，重要一点为其受二氏之影响，以至“幽深微渺”，空说义理，圣人之道变味。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谓理者，分理条理之谓，“《六经》、孔孟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理在事物，处事物而当，合于人心之同然始谓之理，非得于天而具于心也。天理即存乎人欲之中，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程朱“借阶于老庄、释氏，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主宰真空者”，“杂糅傅合而成”，而《六经》、孔孟之道亡。他们认为汉儒未受二氏影响，接近圣人本意，故回归汉儒者，乃在于复圣道本意，并非完全反理学，即如前引惠士奇所言，“百行法程朱”。皮锡瑞《经学历史》云：“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抵牾，亦只是争辩一理字。”皮氏之说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