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很多都有多面性，品性、功过复杂，很难用一个字盖棺论定。但王夫之就喜欢用一字给历史人物下结论。他在《读通鉴论》一书中，以“逆”、“狡”、“愎”三字分别评价三国君主曹丕、孙权、刘备。“逆”即背叛、作乱；“狡”即猜疑、狡猾；“愎”即执拗、固执。王夫之这三个字都用的得当吗？
评曹丕 司马光《资治通鉴·魏纪》在写到魏文帝曹丕时，全文引用了陈寿《三国志》对曹丕的评语：
“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蓺兼该，若加之以旷大之度，励之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陈寿肯定了曹丕的文学才能和多才多艺（曹丕自云，他“六岁而知射”，“八岁而能骑射”，“善左右射”，学击剑，拜过很多名师，还擅长一种叫“弹棋”的博戏）。但对曹丕的胸怀、气度以及待人、用人、执法等，不无微词。
王夫之如果不同意陈寿给曹丕下的结论，他可以据理反驳；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撇开这个结论，给曹丕作了一字评：“逆”。“逆”者，背叛汉朝也。
这个“逆”字，不是王夫之的发明，三国时期，蜀国或骂魏国为“凶逆”，或骂魏国为“贼”。诸葛亮有一句名言：“汉、贼不两立。”而魏国也以“贼”字回敬蜀国，并称蜀、吴两国为“二贼”。王夫之指责曹丕为“逆”，显然学的是蜀国君臣的口吻。王夫之还说，蜀国“义正”，魏国“势强”，先主刘备“以汉之宗支而不敌篡逆之二国” ，不但指魏为“逆”，而且认吴为“逆”。他以蜀为“正统”的立场是很鲜明的。
蜀国以汉朝的承继者自居，以“正统”自居。司马光不赞同这种看法。他在《资治通鉴》中写下了一大段话论述“正统”问题，不同意将三国中的一国（蜀）视作正统，而把另两国（魏、吴）认作“僭伪”。他跳出了三国时人的恩恩怨怨，而王夫之还陷在三国时人的恩恩怨怨之中。
评孙权 《资治通鉴》没有给孙权下评语。《三国志》评论孙权说：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
陈寿首先肯定孙权有谋略，能用人，是一位智慧和才能超群的人物；其次才说到他的过错：猜疑和好杀。王夫之将孙权的功撇到一边，只论其过，而且用一个“狡”字概括。这一个“狡”字，岂能涵盖孙权一生？
《三国志》写到了曹丕与吴国使者赵咨关于孙权是何等君主的对话（《资治通鉴》照抄）：
“魏帝问曰：‘吴王何等主也？’咨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咨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
赵咨所言，有吹嘘的成分，但离事实不远。应该承认，孙权是雄略之主。
王夫之说孙权“狡”，言下之意是，孙权有狡猾的一面。孙权在魏、蜀、吴争斗中，每当形势于吴极其不利时，他就会向魏表示屈服。曹操在世时，他曾派人向曹操请降。曹丕即位后，他曾向其“称藩”，即承认附庸地位。关羽被杀后，孙权估计刘备要为关羽报仇，为稳住魏国，全力应付蜀国，便向曹丕求降。孙权善于以屈求伸。与其说他狡猾，不如说他有谋略。陈寿称，孙权“有句践之奇”，不无道理。
评刘备 《资治通鉴》对刘备未予置评。《三国志》给予刘备很高的评价：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意思是，刘备宽宏坚毅，知人善任，有汉高祖刘邦之风，有英雄之气度；他高度信任诸葛亮，将遗孤托付给他，将国事托付给他，树立了君臣关系的美好典范。对这两点，王夫之均不赞同。他用一个“愎”字将刘备全盘否定。而且认为，曹丕之逆，孙权之狡，“违道甚矣，而惟愎尤甚”，即刘备之过大于曹丕和孙权。
王夫之说刘备“愎”，一个根据是，固执己见，兴兵伐吴：“甫即位而兴伐吴之师，毒民以逞，伤天地之心”。诚然，不顾一切地攻打吴国，为关羽报仇，是刘备一生最大的错误。《孙子·火攻篇》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刘备因一怒而发动了一场对吴国的战争，违背了孙子的告诫。在这件事上，你可以说他“愎”，说他固执。出兵前，赵云谏曰：“国贼，曹操，非孙权也。若先灭魏，则权自服。”赵云说的很在理：魏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吴国则不是。报仇心切的刘备不予采纳。当时“谏者甚众，汉主皆不听”。
丧失了理智的刘备犯了兵家大忌，带领军队自巫峡建平至夷陵地界，“处处结营”，“立数十屯”。吴国统帅陆逊采用火攻，破其四十余营，蜀全军覆没，刘备逃入白帝城，叹曰：“吾乃为陆逊所折辱，岂非天耶！”他不怪罪自己的冲动，却归咎老天。
旁观者清。曹丕作为这场战争的局外人，预测刘备必败。他说：刘备不懂军事，哪有七百里连营可以拒敌的？古语说，在广阔的平地、湿地及险要阻塞之地驻扎军队，将为敌所擒。这是兵家之忌。战局的发展，果如曹丕所料。
刘备打的这一仗遭到惨败，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一生所做的事；不能因为他在伐吴这件事上固执，而认为他一生固执。不能以偏概全。
王夫之说刘备“愎”，另一个根据是，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不是那么契合。他甚至认为，刘备对诸葛亮并不放心，“其信公也，不如信关羽，而且不如孙权之信子瑜也。疑公交吴之深，而并疑其与子瑜之合”。子瑜即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吴国被封为宜城侯，任绥南将军，领南郡太守。吴主孙权确实很信任他，有人在孙权面前诬告诸葛瑾，说他与弟弟诸葛亮私下往来。孙权仍一如既往地信任诸葛瑾，说道：“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孙权重用诸葛瑾，远不能与刘备重用诸葛亮相比。如果刘备不信任诸葛亮，他能把诸葛亮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上吗？
至于说刘备信诸葛亮，不如信关羽，也是没有根据的。关羽之于刘备，手足也；诸葛亮之于刘备，腹心也，如此而已。
评价历史人物，要平实、平允，不能故作惊人之语，并且凡立一论，必须有事实依据，不能凭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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