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东”是我自创的名词，翻遍词典和搜遍百度，不知怎么称呼曾让我寄膳在他家的潘老伯。寄宿可称房主叫“房东”，我只寄膳，潘老伯为我提供饭菜，我只好称潘老伯为“饭东”了。潘老伯至今我也记不清楚他的大名，我遇见他时，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因为全村一千多号人，除了嫁过来的外来媳妇外，只姓一个姓——潘，所以我很顺口的叫他潘老伯，亲切又恭敬，省去了问他大名的纠结——初来乍到客家山村，情感、语言沟通上还有障碍。在村里呆的时间久了，我才从村民口中知道他还有一个不太雅的诨号——“老鸭子”。潘老伯微微佝偻的身躯，不知什么原因，落下一个歪脖子的毛病，就像柬埔寨的首相宾努亲王一样，也有村民说他象那片抗战剧的汉奸歪脖子李。是不是他有点缺陷的外形让有些村民给他起了“老鸭子”这样不好听的外号？或者还有其他隐情？其实潘老伯长着一双丹凤眼，有着挺拔的鼻梁，还有点“鹦哥鼻”“番阿脸”，可以看出，老伯年轻时是个帅哥。
潘老伯家里很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农村的写照，家家户户都是一贫如洗，再好也好不到那里去。老伯没有后嗣，家里只有他和他老婆，也近花甲，基本丧失劳动力，所以是赤贫人家。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刚下乡，一进村，大队干部就把我分派到如此穷困的他家寄膳，可能是为了能让我更好、更快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苦其心志，劳其身骨，饿其体肤”？闽西山区武平的饭菜确实不合我的味口，他们三顿吃的是捞饭，把大米放到大锅里用柴火煮熟，然后用漏勺捞起，那浓浓的香甜的米汤则拌着粗糠、地瓜叶拿去喂猪，我们就吃那去除了米汤营养的已没有米香味干糙糙的米饭。
五月天，山区里没有什么菜，摆放在桌上只有冬天采摘的芥菜腌制的酸菜和几块潘老伯自家腌制的私房豆腐乳，看着这些饭菜我一丁点食欲都没有，为了生存，我只得用茶水泡捞饭硬吞下去，一小碗捞饭要喝三碗茶水才能咽得下去，饭后再到宿舍偷吃家里带来的面茶充饥。潘老伯家唯一让我惊讶的是，虽然没有什么家什，但桌椅、碗橱都用稻草擦抹的能看得到原木洁白的纹理，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比城里人的家都要干净许多。
寄膳的那个月，是我进山区最难熬的一个月。吃没吃好，住也没住好。我和同批插队的一位知青住在离潘老伯家只有几十步远的另一位村民家的阁楼上。临时调整出来阁楼还放着房东腌菜的瓶瓶罐罐，站在阁楼中间，手一伸就可以摸到屋瓦，这房屋是真正的夏热冬凉。躺在靠近屋檐墙边的床铺上，半夜经常听见老鼠在屋瓦上的追逐声，猛地惊醒坐起，头就会撞在那屋梁上鼓起一个大包来。
有一天晚上，上阁楼的小门被打的山响，还夹杂着一阵阵呼喊声，我们俩人闹不清楚出了什么事，一阵心惊肉跳——莫不是土匪打家劫舍来了？还没下乡时，听说武平是土匪出没的蛮荒之地，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现在正是“夜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幽暗静寂的小巷，黑灯瞎火的土楼，无名的山风呼呼地嚎叫着，偶尔有路人的篾火忽明忽暗，忽远忽近，象鬼火一样闪烁，又夹杂着几声凄厉的狗吠声，好像在印证这传说是真的。
过了许久，我们才听清楚是房东在呼叫我们——“老蔡哥，老林哥……”（客家人称呼同辈人或年轻人都亲昵的加一个“哥”字）。战战兢兢披衣下床，后裤袋还插了一把防身用的匕首，才下了那吱吱呀呀作响的楼梯。
原来是队里杀牛，房东热情的请我们去吃牛杂，好心差一点被我们当成驴肝肺。或许是山区夜半寒凉又受惊，或许是不适应那从未吃过的牛草肚，也或许是吃了潘老伯家十来天的捞饭，营养不够，体质免疫力下降，总之，那晚过后我生了一场大病，腹泻不止，人整整瘦了十六斤，从净重132斤下降到毛重116斤。这变故，使得我对潘老伯的印象好不起来，老是怪罪他家的营养不良的饭菜。
潘老伯当过生产队的保管员，年纪大了，挑不动一担一百三、四十斤的谷子，
队里的粮食仓库设在村里的旧祠堂里，光线暗淡。每次分粮，总有一两个刺头社员玩小九九，想占一点公家便宜。分粮时我一边看称花，一边记账；潘老伯则帮着移称锤，定称重。冷不丁的突然响起潘老伯的吼叫声：“做嘛腚？”（客家话，用闽南话翻译就是：创虾米烂鸟？）潘老伯凤眼圆瞪，声调提高了八度，挂在称钩上的那箩稻谷突然掉到地上，本来平平的秤杆迅速上翘，称锤重重的滑落下来，吓了我一跳。原来是那位刺头社员欺负我没有经验，欺负潘老伯老眼昏花，偷偷的用脚尖顶着箩底，这样一来一箩的稻谷称重就会少了好多斤，他就可多分几斤稻谷。想不到潘老伯眼明脚快，一眼看穿了他的把戏，狠狠的踢了一下他撑箩筐的那只脚，搞的那位社员下不了台。
潘老伯公私分明，做事细致认真而且极具创意。每天收工，他都要在谷堆上画上独创的符号做标记，有人动了谷堆，他一开谷仓就能知道；锁上谷仓门后，都要用盖了他手印的草纸条仔仔细细地将锁匙孔严严密密的糊上，以防他人开锁窃粮。
晒谷子是保管员最重要的工作，每年夏收、秋收农田里收成下来的稻谷都要经过我们的手晒干入库。看似简简单单的晒谷，其实蛮有技术含量。我没有见过那个社员谷子晒得比潘老伯好，一杆谷耙，舞弄起来，虎虎生风，潇洒自如，满场生辉，只要来回六下，一谷榻的稻谷扒的平平整整，厚薄均匀，整个晒谷场金灿灿一片，叫人看了赏心悦目。他晒谷子有严格的程序，每小时一定要翻一遍谷子，不管骄阳似火，稻芒如刺，而其他队保管员此时却偷懒躲在树荫下乘凉；遇到下雨天，别队仓库的稻谷都发热长芽，他的稻谷依然保管的平平安安，因为他总是不辞辛苦的在那里倒库翻仓，给谷堆散热降温。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每当晒不同品种的谷子，他总要不厌其烦的拍打谷榻，把塞在谷榻竹篾缝里的其他品种的谷子一个不漏的敲打出来，把晒谷场打扫的一干二净。他说这样才能保持谷种的纯正。我从小就爱吃糯米，互助村里就盛产一种优质糯米——大冬糯，那是我这辈子至今见过的，最漂亮、最好吃的糯米。它生长在阴冷的山垄田里，一年一季，生长周期长，米粒细长饱满，雪白晶莹；打出来的糍粑，入口绵柔Q劲十足，我一口气可连吃十几个；这大冬糯酿出来米酒酒色透亮，酒香袭人，入口鲜甜，让我这个不喜酒水的人欲罢不能，不醉不休。可惜这个糯米品种随着潘老伯的离世，也随风而去。在我想念大冬糯时，我曾经请村里的乡亲给我带一些互助自产的糯米来，却让我大失所望，比厦门大卖场大路货的糯米还差，里面还混杂着粳米。
和潘老伯一起晒谷子的日子至今令人怀念。那谷场周边总有社员放养的鸡鸭游荡骚扰，虎视眈眈那稻谷，我的身边总是放着一些小石块，用来驱赶吓唬那些来偷吃的鸡鸭。潘老伯却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把长竹竿，让我觉得奇怪。每当鸡鸭出现时，他总忙不迭的拿着那竹竿，站起来驱赶，口里发出“罗、罗、罗……”呼喊声。与潘老伯相处熟了后，我才从不善言辞的他口中得知了人们叫他“老鸭子”的来历。原来潘老伯以前晒谷子时也曾用小石块来驱赶鸡鸭，想不到有一次手起弹发，竟击中一只鸭子头部，那鸭子主人，提着那头死鸭子找潘老伯理论，大骂潘老伯是“死老鸭子”，于是《老鸭子》的名称不胫而走，竟成了潘老伯的外号。
这么多年过去了，潘老伯的身影还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流年似水沥尽的是沙砾，留下的是真金；时光的流水带走了岁月，却带不走记忆中的珠贝。那村，那山，那水，那金灿灿的晒谷场，绵柔雪白的大冬糯、甘甜清醇的糯米酒，那一群群蹒跚游走的可爱的小黄鸭和领队的老鸭子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武平中堡乡互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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