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特点与规律所作的概括。中医书上提到的病名很多，其命名常是根据某一个或某几个突出的临床表现而确定的，如白喉，麻疹，消渴，咳嗽，痄腮，带下，经闭，龟背，疗疮，脱肛，疝气，雀盲，梅核气等等。然而，有一部分疾病，由于病情发展较快、主症不固定，或者病情较杂而主症不突出等，因而也有按病因病理而确定病名的，如湿温，秋燥，胸痹，虚劳，痰次，肺痿等。此外，百合病，狐惑病，太阳病，厥阴病等，属于古代的一些特殊病名，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根据部分人的经验而提出的。
中医在临床上，根据疾病的主要表现等，对照“病”的特征．从而确定疾病病名的过程，称为“辨病”。通过辨病，可以掌握该病的病理关键，了解其病机与演变梗概，并根据病的不同特点与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辨病是诊断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证"，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分析各种症状和体征等，对疾病所处一定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等所作的病理性概括。如风寒表实证，其病因是“风寒”、病性属“实”、病位在“表”；又如心阳虚血瘀证，其病位在“心”，病因病性是“阳虚”与“血瘀”。所以，证是对致病因素与机体反应两方面情况的综合，是对疾病本质的认识。
正由于“病”与“证”的概念并不相同，所以，临床上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说法。同病为什么要异治?异病为什么可以同治?其前提是“证"的异或同。相同的疾病，因发病原因，时间和患者机体反应性等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证候，应当用不同的方法治疗；同一疾病，在不同的阶段，由于邪正斗争有消长盛衰的变化，亦可反映为不同的证候，也要用不同的方法治疗，这就是“同病异治”。如感冒病，有风寒证，风热证等的不同，治疗时就有辛温解表，辛凉解表等之分。不同的疾病，相同的原因，表现为相同的证候，可用相同的方法治疗，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同一性质的证候，也用相同的方法治疗，这就是“异病同治”。如脾肾阳虚的水肿与脾肾阳虚的腹泻，虽主症有所不同，但均应采用温补脾肾的基本治法。
由于中医的“病”，大部分是以主症为病名，相对于“证”而言，临床时比较容易辨识。同时，主症一般只提示疾病的病位所在，以及该主症本身的病理性质，而疾病当前的整个病理本质，一般须综合全身症状才能确定。所以，中医诊断不能以辨出病名为满足，甚至辨证比辨病显得更重要，更困难。
这自然不是说中医不注重辨病，实际上中医历来就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如素问》的热论、疟论、咳论、痹论等都是论病；张仲景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均是以病脉证治并重，《诸病源候论》更是以病为纲，审因论候；明清医家在温病方面，细分瘟疫、春温、风温、暑温、湿温、温毒、冬温等病，对温病有了更为完整的认识，随着祖国医学的发展，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对疾病的认识，越来越多，对疾病的鉴别，也越来越细。那种认为中医只强调辨证，可以不辨病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杂病”中的主症，一般是病人的主要痛苦，论治时应有针对性，如肝火上炎之目痛与衄血，虽均应清肝泻火，但一为目痛，一为衄血，在具体用药上，就应有听差别，尤其是“外感”病中，辨明病的不同，对于掌握其特殊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对于了解各阶段的证候特点，更属必要，如麻疹之与风疹，腹泻之与痢疾，在诊治时就不能不仔细加以区别。所以，我们同样应该掌握病的特点与规律，重视对病的判断与鉴别，不能只辨证，不辨病，而应该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这样才能使诊断更全面，更准确，治疗也才更有针对性。
至于“证候”，在不同情况下有着不同的含义。一是证候就是指证，为证的俗称。二是证候为证的外候，一般指代表某证的主要症状、舌象、脉象等；即某证反映出来的现象总称。三是证候寓有证之火候的意思，提示病情的发展传变趋势。
综上所述，“病”与“证”的确定，均是以“症”为主要依据。同一“证”可见于多种“病”，而同一“病”的全过程和不同的邪正斗争形式，又可反映为多种不同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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