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在乡里,多听民间故事。伍子胥过昭关、秦始皇焚书坑儒、孟姜女哭长城、桃园三结义、秦琼卖马等等,都耳熟能详。其中也有“朱元璋炮打庆功楼”的故事,讲的是朱元璋当皇帝后屠戮功臣。长大之后读过一些书,才知道这些故事并非杜撰。我曾说过,大凡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民都嗜史。民间传说的中国历史,比之今日一帮文人弄出的“戏说”,可信度要大得多。就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一事,虽然与史无征,但这位皇帝在坐稳龙椅之后,的确是寻找各种借口,几欲将帮他打下江山,建立朱明政权的开国功臣们镇压殆尽。他如此做,不能简单用“狡兔死,走狗烹”六个字来概括。
对于朱元璋的这种作法,他的夫人马皇后与太子朱标都表示过反对。朱元璋不为所动。传说有一次,他拣过一枝棘条给太子,因满是棘刺,太子无法把握,朱元璋把棘条上的刺一一拔干净,再递给太子说:“现在你可以很稳当地拿住它了吧?”接着便讲了一个道理,其大意是我屠杀那些功臣,是为了让你继承皇位后,不至于有人跟你捣蛋。
朱元璋从当上皇帝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盘算如何巩固政权,永享国祚。立国之初,百废待兴,但重中之重的仍是这个问题。他首先杀掉宰相胡惟庸,并因此永远废除中书省,并诏旨“自此有敢议设宰相者,杀无赦”。在朱元璋看来,宰相与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最有可能觊觎皇帝宝座的,自然就是宰相了。废除宰相后,朱元璋自己亲自处理国政,用今天的公司管理结构来打比方,朱元璋是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他甚至连副总经理都不设置,事必躬亲,因此很累。实在忙不过来,他便从翰林院中找来几个学士,凑起一个秘书班子,来帮助他做一些文件起草、典章搜寻的工作。到了永乐皇帝手上,这个没有名分的秘书班子才有了一个名称,叫内阁。内阁之臣由翰林院学士担任,官阶只有六品,办公时是几个人坐在一间朝房里,连椅子都不能坐,只能坐凳子。那时,六部的尚书是正二品,左右侍郎是三品,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员外郎四品,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六品阁臣则只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皇帝秘书只是个处级干部,就是放在今天,大家也会觉得级别太低。然而这就是朱元璋的驭人之法。
与阁臣情形相似的,还有六科给事中。明朝沿唐宋官制,设吏、户、兵、礼、刑、工六部。六部的一把手,称为尚书,官阶二品。其副职称为左侍郎、右侍郎,统称为堂上官。明朝建国之初,六部堂官与皇帝之间,还隔着一个宰相,自废除宰相后,朱元璋亲自理政,六部堂上官都直接向他汇报部务。尽管这样,朱元璋仍害怕大权旁落,或者说担心六部堂上官瞒上欺下,玩忽职守。因此,他又借鉴前朝的经验,创设与六部对应的吏、户、兵、礼、刑、工六科。对六部行稽核、纠察与弹劾之权。六科属言官之列,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纪检干部。每科的领导人,称都给事中,官阶六品,都给事中之下,设给事,官阶七品或八品。所以说六科的干部,都属于中下层官员,但他们的权力却很大。终明一朝,因遭六科言官弹劾而被撤职的六部堂官不胜枚举。这是朱元璋创造的一套小官管大官的统治方法。实践检验,行之有效。从明代的官职设置来看,朱元璋的驭人之道是给实权的不给高位,给高位的不给实权,让其互相牵制。
朱元璋认为,历代灭国之祸,概括起来,不外乎来自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六个方面。他曾对侍臣讲:“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闹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唯贤是用,苟于政典,裁之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以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尝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亦社稷无穷之利也。”
朱元璋虽然是农民出身,后来还当过和尚,但把他放在中国历代的皇帝系列中考量,这个半文盲也绝对是一个有作为、有思想的开国之君。他认为治国要理好的六个问题,可谓抓住了要害。其制祸之道也行之有效。
立国之初,由于朱元璋严于约束,女宠、宦官、外戚、藩镇等,都还形成不了势力。惟一有可能对朱元璋构成威胁的,就只能是权臣和夷狄了。对于夷狄,朱元璋或剿或抚,恩威并施,处理得虽不是恰到好处,但也没有大的过失。因此,在他的统治时期,边患始终没有对他的政权构成主要威胁。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权臣了。前面已经讲过,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大肆屠戮功臣,就是为了铲除权臣。他提防权臣的方法就是“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上下相维就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看似两方面都合道,实际上是要做大臣的对皇上愚忠。大小相制,就是小官管大官。防耳目之壅蔽,就是多设纪检干部,让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他亲自管束六科。明朝的纪检干部除六科给事中外,尚有都察院御史以及大理寺的官员等,有的称言官,有的称宪臣。这部分官员的数目很大,大约占朝廷命官总数的三分之一。用这么多的纪检干部来防止自己“耳目壅蔽”,朱元璋可谓煞费苦心。最后是“谨威福之下移”的问题。在他看来,权臣的突出表现,就是威福自专,与皇上分享权力,这是皇帝们最忌讳的事。权臣严嵩倒台后,他的继任者徐阶给嘉靖皇帝提出的施政纲领中就有一条“还威福于皇上”。徐阶是淞江人,状元出身,是张居正政治导师。为人有正义感,但比较谨慎,也比较滑头。他如此说是让嘉靖皇帝放心,他永远只是皇上的臣仆,绝不会僭越。
永乐皇帝虽然确立了内阁制度,但当时的阁臣都是直接对朱棣负责,尚无首辅之设。设置首辅是在孝宗时代,三杨之后。此后的内阁,便有点像朱元璋执政初年的中书省了。首辅也相当于宰相,但首辅能不能真正行使宰相的权力,则要看所服务的皇帝是英主还是庸君。譬如说张居正在隆庆六年当上首辅后,辅佐十岁登基的万历皇帝推行“万历新政”,其中有一个考成法,是整饬吏治的重要举措。最核心的就是都察院监督全国各省官员,六科监督六部,而内阁则负责都察院与六科的考核,这样一来,等于说所有的纪检干部都不再直接对皇上负责,而是改在内阁的掌控之下。万历新政的顺利实施,应该说得益于这个举措。但这是分享了皇上的权力,用朱元璋的观点看,张居正是十足的权臣。
不管怎么说,内阁后来演变成中书省,绝不是朱元璋的初衷。在他的统治期间,他始终对权臣保持着充分的警惕。胡惟庸、李善长、蓝玉、宋濂等等,多少权臣都被他诛灭或者罢黜。就连徐达、刘基这样谨慎的人,也因时时遭到他的猜忌而始终惊悚不已。甚至有人猜疑,两人的死,也是因为朱元璋的陷害。
当然,聪明的朱元璋也看到,要想从根本上铲除权臣,除了制订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控方法之外,当皇帝的人,自己也必须常存忧患之心。他曾对皇太子朱标说:“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惟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盖得国之初,天必授予有德者,然频履忧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难。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喟哉!”
朱元璋把好皇帝分为三种: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守成贤君。他认为只有这三种皇帝能够心存敬畏,旦夕忧患。他希望他的后代都能成为中兴之主或守成贤君。在这一点上,他的想法是好的,但做法欠妥,或者荒谬。譬如说,他诛灭“权臣”,为的是让太子朱标在他驾崩后继任,不至出现让人篡位的危机。他这么做,是违反了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事实上,后来篡夺建文帝皇位的,并不是什么权臣,而是他的第五个儿子燕王朱棣。建文帝是朱元璋的长孙,太子朱标没有等到接任就已病死,朱元璋于是把皇位传给长孙。朱棣篡夺了侄儿的帝位。
对待皇室内部的权力争斗,历代史家都抱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原则,对成功者予以褒奖。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与明高祖朱棣身上。这两人都不是按正常途径登上皇帝位的,但都属于有作为的皇帝。他们不属于权臣,但属于权君。
终明一朝,朱元璋所担心的权臣夺威福自专的问题,都没有出现。倒是没有引起朱元璋足够重视的一个问题——即庸君的问题始终存在。
明朝的十七个皇帝,有作为的大概就是朱元璋与朱棣两人(但这两人都以残暴著称)。不作为、乱作为的皇帝倒是屡见不鲜。最突出的典型,以武宗、神宗、熹宗三人为最。
出现这么多的庸君,其原因有三:一是皇位的世袭制,即太子承继皇位。太子登基之前,称为东宫。尽管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东宫的教育,但所有的书本都无助于培养他们的雄才大略与忧患意识。这如同告诫一个每天吃鱼翅燕窝的人要牢记饥饿一样。饥饿对于他来讲,只是一个概念而非实际的感觉;第二个原因是佞臣太多,这些人为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千方百计逗皇上开心,因此幸门大开;第三个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儒家文化是中国读书人的根本,对皇上讲忠,对父母讲孝。读书人有了这种思想,根本不敢反对皇帝。就说有名的清官海瑞吧,因上疏反对嘉靖皇帝迷恋斋醮不理政事而被打入诏狱。有一天,监狱长听说嘉靖皇帝驾崩,心想老皇上一死,海瑞就可出狱升官了,于是拿来好酒好菜请他吃,意在巴结他。海瑞以为要杀头了,牢头给他送“绝命饭”吃,也就欣然开杯畅饮。吃得酒酣耳热之时,他才知道是皇上死了,顿时两眼一翻,昏厥过去。醒过来后,他把吃下的酒肉翻肠倒胃吐个精光。他虽然骂过皇帝,但仍然觉得皇帝神圣,是不可亵渎的。海瑞一生对贪官恨之入骨,但对皇上的贪墨却三缄其口。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就导致了庸君、昏君的误国、误民。
最后,还是想说一说权臣的问题:
朱元璋对权臣的定位是威福自专。威指权力,福指享受,为人臣者,其权力与享受决不能超过皇上。皇上可以随便杀一个人,也可以随便提拔一个人。大臣就不行。生杀予夺大权,只能握在皇上一个人手上,大臣想要分享便是犯忌,就成了权臣。
在明代,被戴上权臣帽子的有不少,胡惟庸、李善长都是权臣。嘉靖朝当过二十年首辅的严嵩倒台后,也被封以权臣。张居正死后遭到万历皇帝清算,再次被称为权臣。把这几个权臣放在一起研究,就会发觉他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严嵩弄权,是为了卖官鬻爵,积敛钱财。即便这样,他也从不敢威福自专,而是挖空心思讨好皇上。张居正柄政时,倒是勇于任事,在他担任内阁首辅的十年,他掌握了实际的权力,这也是因为皇帝太小,无法作为。张居正领导万历新政,在吏治、边防、赋税诸方面实施改革,使本已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有了中兴之象。对这样的人,若以权臣来罪他,则是千古冤案。若用权臣来褒他,仍觉言过其实。事实上,万历皇帝虽然只是十岁的孩子,在张居正眼中仍是君父,每每受到这孩子的表扬,他仍然热泪盈眶。这样的记载,在万历朝的典籍中,不在少数。
后世的一些史评家,常常用权臣的概念来品判古大臣,以此定忠奸、定褒贬,窃以为大谬。像朱元璋这样讨厌权臣的皇帝,我们可以理解。他之讨厌,是害怕大权旁落,但喜好权力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奸臣。今天的人喜欢讲一句话:“权为民所用”,若能如此,则权臣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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