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字子瞻,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祖父苏序虽为平民,但富有远见卓识,非常注重子孙的教育。父亲苏洵27岁时才发奋读书,细心研读诸子之学,最终成为著名的古文学家。母亲程夫人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程夫人教子有方,常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一起跟随父亲离开家乡,前往京城开封参加进士考试。兄弟二人顺利通过了举人考试。次年初举行的礼部考试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这篇仅六百余字的答卷,见解独到,说理透辟,笔力稳健,文风质朴自然,这篇文章让正在倡导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考官欧阳修大为赞赏,想要把它列为第一,又担心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起见,降为第二。三月参加殿试,仁宗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22岁,苏辙19岁。才华出众、气宇轩昂的两兄弟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殿试结束后,仁宗回到后宫十分高兴,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 
    苏轼的才华受到欧阳修的高度赞赏。他曾预言苏轼将来必定会超过自己,成为文坛执牛耳者:“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苏氏兄弟一时名躁京城,文名远播。 
    苏轼的仕途正要开始,但在此时传来噩耗,程夫人因操劳过度病故。苏轼苏辙悲痛欲绝,日夜兼程赶回家乡为母亲守丧。直到十月丧服期满,苏轼才带领全家应诏前往京城,与弟弟一同被任命为办理文书的九品官。一年后苏轼因考取“贤良方正能直言谏科”,被授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入仕途,时年二十六岁。 
    凤翔三年,苏轼为政勤勉,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初次为官的苏轼既增长了地方治理的经验,也开始体会到宦游生活的沉重乏味,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嘉佑八年,久闻苏轼文才的英宗召苏轼回京,授职史官。然而正在苏轼仕途顺利之时,不幸接踵而至。先是年仅27岁的爱妻王弗去世,紧接着父亲苏洵也病逝于京城。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灵柩回到眉山老家,这也是苏轼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苏轼在家守丧期间,朝廷政局也发生了变化。熙宁二年(1069),神宗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由于变法的程度过于激进,引起了保守势力和主张稳健改革者的反对,影响苏轼命运的长达数十年的党争由此发端。
    一直主张稳健,渐变政治方针的苏轼在政见上与王安石有诸多不合,新党因此大为不满。神宗赏识苏轼的才能,但由于苏轼再三批评变法,神宗也渐渐心生不满,这使得朝中小人有了可乘之机。很快,有人上书诬告苏轼兄弟,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苏轼已经感受到了人心的险恶和情势危机,为求自保,随即请求外任,以离开京城政治斗争的漩涡。 
    熙宁四年,苏轼被任命杭州通判。七月,苏轼离京上路。途径陈州,与苏轼一家相聚,并同行拜望致仕的老师欧阳修。这是两位文坛巨匠的最后一次相见,第二年欧阳修便溘然长逝。苏轼万分悲痛,但因公务缠身无法前往吊唁,于是写下《祭欧阳文忠公文》寄托自己深切的哀悼之情。终其一生,苏轼都对欧阳修念念不忘,直到老年还常常向门人提起恩师的教诲。 
    杭州美丽的湖光山色冲淡了苏轼内心的抑郁,也唤醒了他内心深处对大自然的热爱。在杭州期间,除了本着仁民爱物的胸怀尽心竭力地为百姓奔波操劳外,还市场陶醉于自然山水之中。由于生性豁达,开朗诙谐,不管是文人雅集还是群众游乐,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还喜欢穷幽览胜,参访名山古刹,结交不少得道高僧。杭州三年,苏轼写下了许多描绘西湖胜景的美丽诗篇,同时也记下了百姓的疾苦和他们的哀乐。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填词,但词风基本沿袭传统的路径。 
    杭州任满后苏轼被改调密州任知州。密州地处偏僻,文化闭塞,景物寥落,与杭州不可同日而语。清苦和寂寞的生活虽然让人郁郁寡欢,但比起京城的党争来说却要好得多,他在诗中说:“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之一)苏轼到任后不久,密州发生严重的蝗灾,他指挥百姓灭蝗,上书要求朝廷减免秋税,并虔诚地戒斋吃素,为民祈福。 
    密州是苏轼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孤寂与苦闷的处境终,他开始寻求旷达超然的自我解脱方式。与此相应,词的创作也突破了旖旎婉约的传统,无论题材内容还是意境风格都表现出“以诗为词”的特征;内容上的不拘成法,“无意不可入”;意境则开阔明朗,飘逸豪放,为中国词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之后苏轼被任命徐州知州,在他到任不久徐州便遇到了黄河决口。他积极组织民众救灾,并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他的另一德政是找大优质煤炭,为百姓解决了生活难题。徐州本是人文荟萃之地,苏轼此时又是文坛风云人物,因此徐州本地和外地的文都竞相与苏轼交往。 
    元丰二年,苏轼移任湖州。此时朝中小人当道,朝中斗争多沦为官场上的互相追害倾轧。朝廷新贵们在苏轼政治中挑不出什么毛病,便在他写的文字中寻找把柄。这年器乐,朝廷忽然将苏轼秘密逮捕,因为有人从苏轼的诗歌中寻章摘句,罗织莫须有的“包藏祸心”、“指责乘舆”、“谤讪先帝”等罪名,要求皇帝对他处以“大诛”之罪。苏轼被押至御史台,经过两个月的严刑逼供,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最终“罪名”成立,只等皇帝判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爱戴他的百姓闻之伤心,朝野的正直士大夫,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王安石都纷纷为之不平;一些人上书劝谏皇帝,连病中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经过多方营救,至此年年底,苏轼终于得以免除死罪,被贬黄州,这实际上是作为罪人被监管在黄州。
  “乌台诗案”对苏轼打击非常沉重,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由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黄州,苏轼对他亲手垦殖的土地产生了深厚感情,并以此自地号“东坡”。此时苏轼虽然还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但由于政治上的逆境而产生了对整个人生的困惑和怀疑。在他的思想中,佛老的清净无为,超然世外逐渐占了上风,这也使得他能够以更加超脱的态度看待人生的种种遭遇虽然这场文字狱使他下笔小心了不少,但黄州依然是苏轼创作上一个辉煌的丰产时期。他寄情山水,在对大自然的感悟中淡化和超脱人生的苦难。体现在诗词文赋的创作中,透露出一种寻求解脱的精神追求。 
    元丰八年,宣仁高太后听政。她十分器重苏轼,先后起用他。但苏轼坚持自己的政见,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让他十分厌倦。终于在元佑四年上书请求外任成功,再次出任杭州知州。
  十五年后再次至航,“江山故国,如至所归,父老移民,与臣相问”。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此后几年他数次被召回京,都深感朝廷不可留,因此又多次自请外放。苏轼在朝期间,像恩师欧阳修一样,积极拔擢后进,一时文坛兴盛,苏轼成为文坛当之无愧的盟主。这为背诵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元佑八年,朝廷重新重用起新党,年近六旬的苏轼再次被罗织罪名,贬谪到千里之外的岭南英州,尚未到任,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到惠州安置。尽管屡受打击,苏轼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旷达的句子。 
    四年之后,朝廷仍然不放松对他的打击,又将他流放到瘴疠肆虐,几近荒蛮的儋州。此时的苏轼早已看淡了世间荣辱,但始终没有放弃儒家的经世精神,他积极改善当地的状况,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
  惠州、儋州期间,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的文学创作却获得了再次丰收。这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是黄州时期的继续和发展。佛老思想再次成为他思想的主导。他的诗词中常常流露出随遇而安、放达自适的人生态度。但是与黄州时期的寄情山水不同,此时苏轼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随缘自适不再是苦苦追求的理想,而完全成为了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他把这样一种精神的关照投诸平常的生活,投诸一草一木,从琐事里也能发现无穷生机和乐趣。也正因为如此,恬淡自适的陶渊明最受晚年苏东坡的喜爱,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这些作品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最后辉煌。
  元符三年,六十五岁的苏轼获赦北还,结束了七年的岭南生涯。艰苦卓绝的环境并没有磨灭苏轼的精神意志,豁达的性格也丝毫没有改变/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仍旧豪迈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建中靖国元年(1101)5月,苏轼为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诗:“心如死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愤懑,是旷达,是自嘲,还是感慨?个中滋味实在是一言难尽。这年七月,回京途中的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从年轻时便怀抱经国之志,但终其一生都未能施展抱负。他的一生因为政治而屡遭刊刻和不幸,但这使得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大大地提高和丰富和深化了他的文化作品的内蕴,成就了他卓越的文学事业。
  后记:这是一场崎岖却绝丽的人生旅途。古代文人多仕途坎坷,但相比李白,苏轼没有乖张狂妄,而多了柔韧和隐忍的坚定;相比陶潜,苏轼没有逃避归隐,多了中流击水的勇气;相比杜甫,苏轼没有悲痛忧愤,多了乐观和旷达。他就如同那西子湖长长的堤岸,横亘在积贫积弱的大宋王朝中央,尽管一生动荡,却始终未曾放弃为百姓奔走,乐观豁达、随遇而安的他,正由于有着这样傲然的情怀,方可与暗夜同行,终成时代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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