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
周公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一系列诸如“敬德保民彝”、“敦行民”、“制礼作乐”、“尊贤礼士”等具有积极意义的人道观思想。对天的绝对地位发生动摇，他说“天命靡常”，“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已经认识到人类自己的力量了。比较典型的就是他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就是重视人德的表现。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周公虽然还不是列宁所说的那种自觉的人，但他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试图将人同天区分开来的思想家。他一生中将“敬德保民”作为人道终极追求和核心内容，发展、健全了西周制度文化，整理、修订了“六经”，为人道的确立开启了萌芽，使由天道开始向人道转化。因此，周公是突出人道的第一位圣人，中国传统人道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周公认为，君主的责任是“敬天保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种“德”即为君之“德”，君主之德。其实是一种人的主体性：为了实现人的价值，必须使人们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所以周公最早提出“敬天保民”，要求国君“知稼穑之难，闻小人之劳”。所谓“德”，《尚书》主张为治者必以德而不能依恃于暴力。认为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有德则兴国，无德必失国。在周公那里，德是人的主体性，敬德就是发挥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周公开始把价值的主体由天神向人转变。
周公“敬德保民”的思想是孔子人道观思想的直接来源。孔子对周公的这一思想加以继承并发展。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而人贵在“仁义”，而“为仁由己”。突出的强调了价值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天神。另外孔子更强调治理国家首先必须“德治”，把“敬德”发展到“为政以德”“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统治者首先要修“德”，才能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也能真正达到人的价值地位。孔子的德治，其实就是发挥人的主体性。
同时，孔子对“保民”予以发展为“民本”，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在于人民，而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才能真正使得社会得以继续发展。“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孔子把周公的保民思想发展到了一定的层次。
孔子正是对周公“敬德保民”的人道思想萌芽予以了继承发展，才使得在自己的思想中确立了人道观的两个基础，一是发展“敬德”所蕴涵的人的主体性思想，确立了人贵的主体意识和自觉超越性；二是继承了“保民“的重视、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的思想，确立了社会发展的目的和人的现实性。正是这两个重要的基础给孔子人道观注入了丰富的蕴涵。
二、对管仲人本思想的阐发
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齐国的伟大政治家，他的治国方略和思想在中国历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把管仲评价为仁者。“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孔子看来，管仲的治国和行政皆是出自对人的关注、推崇人道。所以孔子思想多有对管仲的思想予以阐发。
管仲处于春秋时期，诸侯纷争，人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管仲的人学精神直接表现为“人本”思想。“夫霸王之所始，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在管仲看来，一是要以人为人，人与禽兽分离以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经历了一个反复而曲折的过程。“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二是要顺人心，尊重人的意志，注意人心向背。“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心、人的意志在社会与国家的发展过程起着决定作用。三是要满足人的需要，“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认为应该根据人的需要和意愿，去改善人民的生活；死要宽惠爱民。管仲认为为政之要“始于爱民“。爱民之道在于修家族使民相亲，关心人生生命使民生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教育确立人民的信仰。也就是管仲有着人本的思想，把人作为首要位置来关注，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换人民需要满足的价值关系，人人彼此相亲爱，关注人的价值，推崇人的地位，满足人的需要、相互尊重人格和完善人的主体意识。
孔子对上述管仲的人本思想皆有阐发。首先，阐发了管仲的人之为人的思想，认为人具有独立人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其次，阐发了管仲的爱民、民本的思想，孔子往往以能否真正养民来判断从政者的优劣。他主张“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强调执政者当以人民的生活为目的，以人民的价值为追求。最后，阐发了管仲对人的欲望的观点。孔子认为关注人的生活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前提。只有通过满足人的物质生活以后才真正有精神信仰的确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强调富民是关注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孔子对管仲的人本思想加以阐发并予以诠释，为其人道观注入了重要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把人民上升到社会的价值主体地位的先河。
三、对子产“天道远，人道迩”思想的发展
子产，公孙侨者。春秋郑人，于郑国执政22年，政绩卓著，是春秋时代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政治家。孔子对子产极其尊敬和仰慕。孔子评子产曰“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在孔子眼里，子产是一位仁者，行的是仁政。
子产所处在晚周至春秋时期，他看到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而带来的天道与人道之辨问题。据《左传》记载，子产曾与当时郑国大夫有一次关于天道与人道之辨：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子产首次提出“人道”概念，认为天道悠远，人道切近，日常行事应该关注人事，不能用天道掩盖人道，人道、人事要从天道的笼罩中解放出来，更加突出了“人”的内容。
孔子对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予以继承发展。首先是发展了子产区别天道与人道的思想。子产认为天道悠远、人道切近。孔子对这一思想予以认同并发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道而闻也”。孔子对天道予以敬远，而把关注的对象予以人事。《论语》中“人”字213处，可见孔子对人道的关注。孔子多次对子产评价，而评价内容则都是与子产执政爱人有关。孔子对子产的人道思想予以充分的展开，他“不语怪力乱神”，而十分关心“人”。在他看来，人以及人的生命和价值居于其他事物所不可比拟的地位。其次，发展了子产以人治世的方法。《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子产对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焉。”在子产看来，治理国家得根据人之主体性而予以价值选择。孔子对此赞赏并总结出稳定社会应采用的政策要宽猛相济。“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则济宽，政是以和”。最后，发展了子产的人的现实性思想。子产关注人，并对人的合理欲望予以承认、认可和重视。鲁襄公三十年，子产执政郑国，因有求于伯石（公孙段），遂赠以城邑。子大叔不解，子产对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孔子也对人的欲望予以了正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更强调了欲望合情合理。
子产和孔子都是出生于晚周至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尤其二人都是以人道为关注对象，子产在思想史首次提出“人道”的概念，而孔子在此基础上对人道思潮予以了继承和发展。
四、对其他思想家的人道观念的扬弃
春秋时期，天的观念进一步动摇，人的力量进一步强大起来。如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里神、人的力量各半。弥牟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这里把人的力量看得比鬼的力量重要。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闵子马说：“祸福无门，惟人自招”。这里不仅把神贬到人之下，而且简直对神有些轻蔑了。周内史叔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出也。吉凶由人。”这里明显而坚决地突出了人的作用，显示了人的重要。范蠡说：“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这是肯定了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自生之”，并不是什么神秘力量使然。
上述这些思想对人本身都作了有益的探讨，是人类开始认识自己的表现。孔子对这些思想有所继承，他“不语怪力乱神”，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是明确在否认鬼神的力量，抬高人本身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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