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时期的诗坛
唐诗的发展一般分为四个时期，就是：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初唐时期将近百年是唐诗发展的初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诗坛风气的转变。诗歌逐渐从狭窄的宫廷走向社会，逐步摆脱浮华纤弱的南朝·齐、梁积习，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其二是诗体的创造。近体诗—五言和七言的律诗、绝句和排律，在“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人手中定型；七言歌行在“四杰”手中得到发展。初唐诗歌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贞观诗坛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宫廷诗人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作者主要有唐太宗李世民和他一批重臣。他们写得最多的是应制诗，以华美词语粉饰颂扬李唐王朝功业。有些咏物诗略有寓意，但大抵与南朝宫廷诗并无差别。不过，已有一些作品显出典重与雍容气度，不同于南朝宫廷诗的轻佻侧艳。还有一些诗，开始出现一种雄浑情思。
唐太宗（公元599—649年）本人的诗，如《重幸武功》、《经破薛举战地》、《辽东山夜临秋》、《帝京篇》等，或回顾昔日的壮志与功业，或写出兵高丽还师军营夜宿的感受，或描绘帝都长安的雄伟气象，流露出创业的自豪和守业的自信。魏徵（公元580—643年）的《出关》，长孙无忌（公元？—659年）的《灞桥待李将军》也都写得气势雄浑。虞世南（公元558—638年）的《蝉》：“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托物咏怀，格高意远。他的《结客少年场行》、《拟饮马长城窟行》、《从军行》等也措辞雅正，骨气劲健，可以看做唐代边塞诗的先声。这个时期一般士人的诗歌，较宫廷诗更能独抒怀抱，感情真挚，风格清朴。陈子良、崔信明、孔绍安的诗作更接近北朝诗风。足以独立名家的王绩（公元585—644年），字无功，号东皋子，多写田园隐居生活。尽管他的诗还有芜杂、斧凿的毛病，但他在五律《野望》等佳作中创造了宁静淡泊而又朴厚疏野的境界，可以说是陶渊明诗风的一脉延续，成为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先驱人物。大约与王绩同时，在民间还流传着王梵志、寒山、拾得（生卒年均不详）等人的通俗诗。这三人都是唐代著名诗僧，其诗都具有语言浅易、寓意深刻、类似佛家偈语的共同特点。寒山还有一些写景诗境界幽冷，耐人寻味。
唐高宗永徽至调露年间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随着一批开国元老的谢世，上官仪（公元608？—664年）成了唐高宗龙朔（公元661—663年）年间诗坛最有影响的宫廷诗人。他的一些诗也具有清新明净的格调，但多数作品，堆砌华丽辞藻，极尽描摹形容的能事，对仗精美，风格“绮错婉媚”，时人称为“上官体”，纷纷效仿，形成“龙朔诗风”，弥漫和笼罩诗坛。上官仪把六朝以来作诗的对仗方法正式归纳为“六对”、“八对”，对于提高对仗技巧，推动律诗的成熟做出了贡献。
就在“上官体”笼罩诗坛的时候，出现了位卑才高、恃才傲物的四位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后人称为“初唐四杰”。他们都不很得志，生活道路坎坷。王勃（公元650或649—676年），擅长五律、五绝和乐府诗。他那抒写仕途失意、相思赠别的作品意境开阔，感情真挚深厚，使人耳目一新，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一反赠别诗的俗套，没有一般的应酬，不作无病呻吟，而有积极进取的乐观情怀，志在四方的豪迈气概，成为千古名句。“初唐四杰”都写了不少边塞诗，表达了为国立功的壮志。如杨炯（公元653—？）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把塞外艰苦卓绝的战场描绘得有声有色，非常逼真。全篇节奏明快，风格雄放。卢照邻（约公元630—约680年后）和骆宾王（约公元638—？）都善于写长篇歌行，他们用色彩斑斓的辞藻描写上层权贵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卢的《长安古意》辞采华丽，对仗工整，音律谐美，显示了初唐七言歌行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其中，“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以及“得成比目何辞丝，愿作鸳鸯不羡仙”等，更是当时传诵广泛的名句。骆的《帝京篇》五七言叠用，平仄韵转换，构成流美婉转的声调，对后世歌行体也有重要影响。他们还写了一些抒发自己在封建制度重压下的愤懑不平之作，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西路蝉声唱，南冠客思侵。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以吸风饮露的蝉自比，以示品格高洁，抒发含冤入狱的悲愤。这首诗以苍凉沉郁的格调，一扫唐初宫廷咏物诗的萎弱之风，开辟了咏物题材的新境界。总之，“初唐四杰”代表了初唐诗坛上力求创造与解放的新生力量。他们把诗歌从为帝王权贵歌功颂德转到抒写个人性情，从宫观台榭移到江山塞漠，从认为的雕饰变为自然的真情流露。诗的题材扩大，意境开阔，格调提高，同社会人生联系起来了，这就赋予诗歌以新的生命。“初唐四杰”大量创作五律和五绝，使这两种新体诗的内容与形式逐渐达到协调一致。他们也革新了七言歌行的内容，丰富了它的题材，扩展了它的篇幅，还探索运用各种艺术手法，使这种形式在实践中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初唐四杰”在唐诗的发展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称赞他们的功绩如同“不废江河万古流”，是很正确的评价。
唐高宗调露至景云年间为初唐诗歌的第三阶段。这个时期，沈佺期、宋之问、李峤、杜审言等人继“初唐四杰”之后，进一步将已趋成熟的律诗形式定型化，并广泛熟练地运用。首先，粘式律（律诗联与联之间平仄声调的参差对齐）的确定和自觉运用，是律诗定型的主要标志。杜审言（约公元645—约708年），是杜甫祖父，他有28首五律，除一首失粘外，其余完全符合粘式律，表现出他对这一体式十分熟悉，习惯运用和善于运用。他的五律被评为“高华雄整”，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沈佺期（约公元656—713年）和宋之问（约公元656—约713年）现存的应制五言律诗分别为12首与15首，全部合律。两人后期被流放岭外后写作的大量五言律诗，描绘新鲜的南方风物，在严整的格律形式中注入感怆情思，艺术上尤为成功。七律诗的完成稍后于五言律诗，大约在中宗景龙年间（公元707—710年）。“文章四友”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和“沈、宋”（沈佺期、宋之问）都写了完全合律的七律作品。但此时七律远未成熟，它比同期的五律逊色得多。五言排律在此时也完成了，骆宾王的五言排律已经写得相当精彩。
与沈、宋同时，陈子昂（公元659—700年）高倡“建安风骨”，为扭转诗坛风气，引导唐诗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关心国是民生，具有政治远见，做官正直敢言。他大力提倡诗歌的“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强调诗歌要有充沛的感情和刚健质朴的风格。他所主张的复古，实际上是革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他的《登幽州台歌》就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气势雄浑，慷慨悲凉，表现了阔大悠远的时空境界，读来使人想到宇宙的苍茫和时间的流逝，因而奋发图强，不虚此生。他的感遇诗38首，内容充实，刚健质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吹响了唐诗高潮行将到来的号角，揭开了唐诗高潮的序幕。
初唐诗人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准备了完美的格律形式，准备了理想的感情基调，开拓了广阔的表现领域。但是，他们在他们在创造玲珑浑整、不可句摘的诗歌意境方面，却仍未臻成熟。他们准备了“风骨”，而未充分准备“兴象”。而风骨兴象，正是盛唐诗歌不可或缺的两个侧面。兴象的准备。也就是说，意境创造的经验的积累，主要是由张若虚（公元660—720年）与贺知章、张旭、包融被称为“吴中四士”。他是初唐末期最重要的一位诗人。他仅仅留下两首诗，但《春江花月夜》这首抒情长诗从写春江月夜明净的美景引发出对于人生的美好感受与宇宙万物长存的哲理思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江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
诗人以清新明丽的语言、婉转和谐的音调，把浓烈情思、深邃哲理与莹彻纯净的春江月色融为一体，创造了玲珑剔透的意境，显露了盛唐诗歌意境创造的端倪。
（摘自陶文鹏著《诗歌史话》，副标题是我加的——岁寒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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