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读小学时，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都要搞庆祝活动。
因为我们村的学校很小，所以这样的大型活动都不在我们学校举行，而是要去六七里地以外的联中。那时候的学校结构基本上是以管理区为单元，每个管理区有一所联中，每个村子有一所小学。联中加上管理区所辖的六个村小都要参加，庆祝活动的规模和规格一下子就高大起来。至少，在我们的心中就算得上是最盛大的集会了。这样的庆祝大会自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按照规定每个村小只能选派一部分优秀少先队员代表。这样一来，能够参加这样的会议，似乎更代表了一种荣誉。所以，每到“六一”儿童节时，谁要是被选为参会代表，全家人都会跟着高兴好几天。
大概是四年级的时候，我终于被选为参加庆祝活动的代表。母亲很高兴，头一天晚上就开始翻箱倒柜帮我找衣服。在母亲看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必须穿上最好的衣服，保持最好的精神状态。最后，母亲把那条一直不舍得让我穿的“的确良”长裤找出来，请邻居家婶子帮忙给熨了熨，直到熨出两条笔直的线条，才满意地把裤子挂在了我的床头。
第二天临出门前，母亲又帮我把裤脚扯了又扯，上上下下扑打了好久，才拍拍我的肩膀说：“真精神，赶紧去吧！注意把把裤子弄脏了！”因为这条裤子，因为那两条笔直的线条，走在路上的我都觉得自己精神了不少。在会场附近，迎面遇到了一群老师，我高兴地向他们问好。他们并没有回应我，而是边走边瞅我，然后其中一个老师指着我的裤子说：“你看看这个小家伙的裤子，烙（就是“熨”的意思）的真直，还有点赶时髦呢！”
“他家不会是开裁缝店的吧！” 另一个说。
“开什么裁缝店，他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穷烧包罢了！” 有个我熟悉而又尊敬的老师一边说，一边指着我：“你回去后赶紧把裤子换下来，烫（也是“熨”的意思）那么直干什么？自己有几斤几两还不知道吗？”
这些话，如果来自某一个同学，很可能爆发的就是一场战争。但是，当老师这么说出来，特别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亲口说出来时，我一下子羞得无地自容，似乎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也就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层次，你只能固守或者降低，而不能逾越，更不能去企及。比如，家里没有钱就不能穿新衣服，就不能像别人那样理直气壮地绽放自己的欣喜。
也就从那以后，每每在做一件不太常规的事情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考量一番：自己是否有资本去做，是否超越了自己的身份，是否会留给他人张扬的印象？
2
我在农村初中做班主任的时候，经常需要代收各种各样的费用，学生带来的钱也会出现丢失或者被偷的现象。
有一次，学校要求班主任代收学生人身保险费，每人20元钱。课间操结束的时候，班里的小文说自己的保险费不见了，让我帮忙找一找。看着在外面跑了一身汗的小文，想起他活泼好动的习惯，便问他是不是带着上课间操弄丢了。小文一再解释肯定不是自己弄丢了，还把同桌也叫过来证明，说是自己上课间操之前专门把钱放在文具盒里了，想上完操后就交给老师，没想到回来后就找不到了。
这样一来，就只有一种可能，上课间操的时候有人在教室里偷走了小文的钱。我安抚了小文后，便带着他们回到教室，郑重其事地在班里讲了这件事情，并表态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然后，我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如果是谁一念之差拿了钱，请在放学之前还回来，也可以把钱扔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只要钱找回来，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不再追查是谁拿的钱。如果放学后仍然找不到钱，我就会动用‘侦查’手段开展调查。”
在忐忑不安中，终于捱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我希望的奇迹并没有发生，既没有人捡到钱，也没有人把钱交到小文手里。我很清楚，所谓的动用“侦查”手段只不过是吓唬学生而已。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哪来的什么“侦查”手段，充其量是把学生一个个叫到办公室问话。很明显，这样的问话不会有任何效果。怎么办？即将黔驴技穷时，我想起了一篇文章里的妙招，决定试一试。
我找来一个大箱子，用胶带封上四周的纸板，只留下比拳头大一点的一个孔，让学生依次攥紧拳头由这个孔把手伸到箱子里，然后松开手再把手拿出来。按照那篇文章的说法，学生在偷了钱以后，即使想把钱还回来，也担心会被别人发现。正是因为“有心还却不敢还”，才会导致班级偷盗事件很难调查出来。而这种做法，恰恰是给了“小偷”一个还钱的机会，可以把钱攥在手中放到箱子里，却不会被人发现。
所有的人都盯着箱子，我的心里也直打鼓，谁知道里面会不会出现奇迹呢？当最后一个同学把手从箱子里抽出来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箱子。结果，里面空空如也。教室里很静，没有一个人说话。就在这时，讨人嫌的小志喊道：“老师，这就是你的侦查手段？”
教室里顿时乱作一团，哄笑声，砸桌子的声音，混乱地交织在一起。本就心烦意乱的我被他这么一刺激，顿时怒火上涌，联想到小志一直不愿意参加课间操，经常在课间操时间偷偷溜进厕所或僻静处躲藏，一句话脱口而出：“我看就你嫌疑最大，天天不上课间操，谁知道你干什么去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没上课间操？”
教室里一下子静了下来。
“我没偷钱，我是没上课间操，但没偷钱。我躲在厕所里了，没在教室里……”小志分明乱了阵脚，红着脸带着哭腔争辩道。话一出口，我就觉得太重了，想收回已经来不及。再看看快要哭出来的小志，我赶紧替自己圆场：“我也没有说你偷了钱，也知道你不会偷钱，就是想杀杀你的威风，看看你还起哄不！再者说，你没上课间操就是不对，下次再不上操，绝不客气。”你看，这就是老师惯用的圆场，即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得用批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失误。
这件事对小志的打击非常大，第二天就怎么也不愿意来上学。后来，我亲自到他家里做工作，并真诚地向他道了歉，他才又回到学校上学。但，自此以后，他与我之间那种一本正经的交往，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很多伤害不是道歉就能修复的。
3
今天，我把这两件事情写在一起，细细品味之后有了两点思考：
第一，
我相信，我的那些老师肯定不是有意来羞辱我。特别是那位熟悉的老师，兴许在他看来，他所说的那些话只有对最亲近的学生才会说出，属于熟人之间的那种自然而然的“恨铁不成钢”。我也相信，他说过那些话之后不会在自己的心里留下任何不适，甚至都不会回过头来想一想是否掺杂了不应该的成分。因为，对于他来说，那只不过是生活中万千言语中最普通的一句，相对于整个生活而言，肯定属于无法察觉到的细枝末梢。
我曾经与很多朋友聊过小志的故事。在朋友们看来，那样的情境下，我的说法和做法并无过激之处，属于正常人的正常应激行为。说得俗一点，此情此境下，我没有大发雷霆就已经很对得起老师的身份了。最后，朋友们都会说：“你又没打他又没骂他，也没有肯定他就是小偷，只不过是借着小偷事件警告了他不上课间操的错误而已，都不过是些小事而已。”
也许，于外人而言，这些事情看起来确实微不足道；但对当事的我和小志而言，却是彼时彼地迈步过去的一道坎，以至于在内心深处长久地耿耿于怀。由此，在我看来，真正对学生产生巨大伤害的，未必是声色俱厉的批评，也未必是严厉无比的惩罚，甚至也不是恶狠狠的打骂。那些细微之处的不经意之举，或许才是对心灵最大的伤害。
第二，
事实上，无心之过也是“过”，只是对他人的伤害更加隐蔽而已。而正是这份隐蔽性，会让“无心之过”悄无声息地传播和泛滥。比如我，在求学的时候，曾经被老师的“无心之过”伤害过，却又在自己教学时用“无心之过”伤害了自己的学生。为什么？也许就是“虽恶不罚”的宽容，让许多值得警惕的东西没被拿出来拷问，没有在必要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当头一喝。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心就是一种纵容。“无心之过”是为师者最应该避免的行为，也是最难以修正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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