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自不足，仅一权臣耳
大宋是个奸臣频出的时代，其数量之多怕只有明清交替之时能与之媲美，但细想还是有区别，前者是自然而为，后者却是被逼无奈。这血雨腥风时奸臣多，风和日丽时奸臣也多，看来，这并不是环境使之然，那是什么呢，不懂。
对奸臣的看法其实现在已经很宽松了，因为任何一个奸臣能成其为奸臣，必有过人之处才能摄其位而为之，一个只知溜须拍马，能力低下之人是万万不可能做到的；何况，也没有谁就是为了做坏事而当官，就是为了卖国而生于世。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总还是应该有值得称道之处吧，不然，为何现在为各类奸臣翻案的文章多多，甚至包括铁打的奸臣秦桧。
秦桧之后，南宋出了一个权臣，他叫史弥远，有人说他是比秦桧还坏的大宋第一奸臣，因为他把持朝政26年，权倾内外，远高于那只有18年的秦桧，而且也是奉行屈膝求和之国策并发扬光大。
史弥远，南宋权臣，字同叔，宁波鄞县人。孝宗年进士及第。官至宰相，期间密谋杀韩侂胄，废太子赵竑，矫诏立宋理宗赵昀，一直深得宋宁宗和理宗的信用，封官加爵不已，病死后追封卫王，谥忠献。他是一位在位时间长，对南宋有重大影响的权臣。
我一直认为史弥远只能算是个权臣而并非奸臣，虽然他在任上是给秦桧了翻案，但却也给岳飞加了封。他一直是行和议之策，但和议并非卖国，不能据此就冠以奸臣之名吧。他死后的谥号同秦桧一样，都叫忠献，这其实说明，当时的朝臣们认为他是如同秦桧一样的国之栋梁，却没想到这秦大人在后世臭不可闻，不然也不会加这谥号了哈。
对南宋这段历史，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从岳飞后直到崖山宋亡，这中间应该没太多的记忆，人们只记住了岳飞与秦桧这一对冤家。其实，这韩侂胄与史弥远要算起来简直就是同一事件的翻版。也可以说，这韩史就是小一号的秦岳，只是没有后世小说戏曲的支撑而鲜为人知罢了。
但两者的结局和走向是完全地不同，历史上岳飞得以昭雪，极尽哀荣，秦桧铸铁跪像，遗臭万年；而史书上韩侂胄倒成了奸臣，史弥远却成了贤相，至少在当时是这样认为的。
《宋史》专门有《奸臣传》，所列二十余人中有韩侂胄而无这史大丞相，这个其实要细究其原因的话就可以看出，并不是这史弥远没有奸臣之作为，是因为韩侂胄在任上，大力打击压制程朱理学；而史弥远是把理学捧到极高位置上的最重要人物。所以，当那些奉行理学的儒士们在撰写《宋史》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人们都习惯于用或忠或奸来区分，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嘛，对皇帝忠就未必有益于民众；对民众好就很难对皇家有利，如果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就更是如此，比如马援，于国人他是英雄，但对越南人来说他就是个坏人；成吉思汗对蒙古人民来说是民族英雄，但对包括我们汉人在内的很多民族来说，就是个杀人恶魔嘛。
志大才疏的韩侂胄自是不能与岳飞相提并论，但他是主战派，史弥远主和。在韩侂胄主持的“开禧北伐”失败后，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同杨皇后密谋﹐槌杀了韩侂胄，把韩的脑袋割下来封好送给金国请求和谈。史弥远因此升任了右丞相兼枢密使。
我并不是像现在人们观念中所认为的，主战就是忠臣，主和就是奸臣，韩侂胄北伐自有其小心思，这且不去讨论了，但这史弥远此人，勾结皇后，矫诏调兵，暗杀宰相，欺侮君王。此后终宁宗一朝，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禁中兵权。
宁宗无子，立皇弟沂王之子赵竑为储君，赵竑恨史弥远权势熏天不可一世，恨恨地在桌案上写了一行字:“弥远当决配八千里”﹐意思是他日当将史弥远流放八千里。史弥远听说后十分害怕﹐就撺捣宁宗把赵竑给废了，可见他的权势有多大。
他玩弄宁宗于鼓掌间。在宋宁宗死后，矫诏拥立理宗赵昀，这能擅行废立之举的权臣，怕是如秦桧及李林甫之流也是望其项背。
他为相多年，朋党自是满朝堂，但他却不是唯亲是用，他为朝廷推荐了不少的人才，他为朱熹的理学正名，并不遗余力地宣扬，这似乎同他所学的陆九渊之心学有点点矛盾，但却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名声，获得士人的拥戴。
向金人屈和是需要大把银子的，他货赂公行，大量发行会子，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并且把旧会子折价一半。致使会子充斥，币值跌落，物价飞涨，从而也导致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这点是受到了人们的诟病。
南宋自高宗赵构始就行乞和国策，这一点好像历来就被后人指责其偏安一隅，这个其实是同当时的国力有关，自有其合理性。宋金两国相安无事多年，至少在这一段时间中，社会得到安定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这至少可以看作一个事件两面中好的一面吧。
我不敢说秦桧和史弥远等人有功，但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一个王朝当是不争的事实，也为以后南宋政权能够与强大的蒙古人僵持近三十年奠定了物质基础。
史弥远主持签订的《嘉定和议》是被后人看作软弱无能的卖国条约，其实，在北伐刚失败，被金人打得头破血流之际，这个协定不能说它有什么不对，虽然宋贡献岁币及绢由二十万增到三十万，并另外赔偿三百万两军费，但换取的却是金人放弃占领的大散关、濠州等地，维持了旧有的疆界。这个在我看来，已是最好的结果了。
屈辱的和议当然会受到后人的指责，但却并不一定被当时人责备，时人想的是尽快结束战争，过上和平安稳的日子，至于陆游们“南望王师”，与我何干。所以，这个《嘉定和议》当时并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再说了，当年列宁同志不是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合约》，不但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赔款60亿马克给德国，也没见有人说他是卖国；这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倒是背了卖国贼之名，但难不成派孙大总统去就能签个平等条约回来？我才不信！事情总要人来做的，弱国无外交，凭此而责难是没多少道理的嘛。
史弥远虽然行和议之策，但有时也见缝插针，不失时机的行一些收复故土的军事行动，比如他曾组织过宋军北上收复山东与河北沧州大名府等故土，并由宋廷委任官吏，改齐州为济南府、兖州为袭庆府，这样的行动尽管不多，但至少也不能将其定位于卖国的汉奸之列，在他手上还真没丢失过一寸南宋的国土。
史弥远虽是权势薰灼的权臣，但还是一个能臣，他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较好地处理了各种错综复杂的民生问题、社会安定问题和军事建设问题等战略大计，在稳定了政权及保障了南宋人民生活的安定方面，也是作出了成绩，尽管他也为自己划拉了不少的银子。
当时的人对他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被称这之为 “道大擎天，功高夹日；社稷赖以安固，乾坤为之清夷”，甚至将其比作周公一类的贤相。
这个评价当然是太高了点，有过誉之嫌，毕竟他的很多做法同一名忠臣还是相去甚远。就如同曹操同志一般，说他是能臣可，说忠臣难。何况史籍类如山积，人言纷至沓来，汹涌滔天，南宋毕竟是处多事之秋，危命缠身之朝，在这样的环境中想要获得后世的好评价那是很困难的，但要想说他是奸臣那倒很是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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