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清重要的历史人物，其功业显赫，被人称为“中兴第一名臣”。同时他也是一个好读书、善读书的人，一生坚持读书，乐此不疲。他读书的特点除勤勉外，还偏好深湛之思，将读书的心得用于实践，学以致用，这对他事业的成功有极大帮助。《清史稿》对他有个评价，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学问来自读书，这就是说他的功业主要归之于他有良好的读书习惯。
曾国藩人生的后半段主要是在忙碌的官场度过的，尤其是在组建湘军后的十多年，经常是战局紧迫，事务纷繁，但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运筹帷幄，他都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每天读书不倦，写作不辍。他还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如读书有恒，读书贵专，“读书不二”等，至今仍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
读 书 一 生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坚持得最为持久、自觉的事就是读书。他出生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小山村。这里消息闭塞，文化生活贫乏。曾家世代务农，属于“寒门冷籍”，到他曾祖父时家境有所好转。他的父亲考上了秀才，是私塾老师，也是曾国藩的启蒙老师。在接受了父亲的启蒙教育后他去外地的书院读书。他读书的特点是舍得下笨功夫，这显示出他的毅力、坚忍和倔强。他后来将之总结为“挺经”，怄气从不放出，徐图自强，认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在书院的生活也反映出曾国藩的隐忍涵养。有一天，他的书桌放在窗前，有个富家子弟说是挡了大家的光线，于是他移开了书桌。晚上曾国藩用功读书，那人又嫌吵，他就低声默诵。后来曾国藩中了举人，那人竟说是他抢了自己的好运，如此胡搅蛮缠自然遭到大家的指责，而曾国藩却和颜悦色，劝息众人，如同无事一般。
曾国藩考中举人后新的人生目标是进京城考进士，但初次进京会试却落榜了。因为第二年还有一场恩科考试，于是他就留在北京读书迎考，结果再次名落孙山。在北京期间他对韩愈的文章情有独钟，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读完《二十三史》。再次落榜后他经运河南下返乡，途中在江苏的睢宁县住了几天，与也是湘乡人的睢宁知县相识，向他借了一百两银子做路费。路过南京时，他在夫子庙看到一套精刻的《二十三史》，十分喜爱，就用借来的银子买了这套书，然后只能靠把衣物送进当铺才凑足路费回到家。他父亲知道后不仅没有责备，还鼓励他，表示愿意帮他还钱，条件是他要把《二十三史》圈点一遍，也就是细读一遍。后来的一次会试曾国藩终于成功，中了进士。
更能反映曾国藩读书勤勉的是他晚年的经历。这段时间他先后出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在南京、保定两地任职，经常车船劳碌，人在旅途，但他也不浪费时间，索性就在轿中、船上读书。到了驻地，白天公务排得很满，于是就找零碎时间读书，晚上读书时间多些。曾国藩曾说，人一天天老起来，经常疲倦至极，常常思睡，但内心却以人已衰老然学问无成为恨，于是在读书上更加不肯停歇。尤其生病时，读书成了他惟一的精神寄托。这种心态在他的日记中也反映出来。一天，白天他忙里偷闲，“阅《汉书》，凡三十三页”，下午又阅《近思录》数页，傍夕小睡一会，夜晚开始温古文，虽然“疲倦殊甚，昏昏欲睡”，自己也“不知何以衰惫若此”，但总“念学术一无所成，欲为桑榆晚善之计，而精力日颓，愧恨无已”。
1869年秋冬以来，曾国藩的视力变差，看字常如隔雾。有一天，他强迫自己二更多一点睡，虽“困乏之至，未及四更即醒”，而睡下后又总是考虑自己“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1870年三月底，曾国藩感到“眼蒙殊甚”，便“令纪泽视吾目，右眼黑珠，其色已坏，因以手遮蔽左眼，则右眼已无光，芒无所见矣”。这时，他的视力受损严重，办公、读书都极为困难。因这年大旱，他只得勉力支撑，白天照常治事，晚上闭目静坐一会便看一阵书，看一阵书后再闭目静坐一会，还是不敢以眼病而放松读书。
1872 年二月二十九日他的右眼完全失明，只有这一天晚上他闭目静坐，不阅一字，但二更后与儿子谈韩愈的文章《原毁》，第二天便开始读书，此后每日阅读从未间断。这年五月中旬，曾国藩忽得眩晕病，不能起坐，只能请假在家调养。医生嘱咐他不要看书，因为读书伤眼伤神，其他条件都可接受，惟不让看书难以接受。就在“头或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首若坠水”的情况下，他仍坚持看书，虽然像往常一样读书不辍，但内心却十分凄楚。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病目则不能用眼，病晕则不能用心，心眼并废，则与死人无异，是以终日忧灼，悔少壮之不努力也。”于是，他给儿子写信，要他们在50岁前把该读的书读完。直到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看宋代理学家的《二程全书》，似乎是希望在理学的探究上更进一步。
读 书 修 身
曾国藩的读书有个特点，这就是将读书与个人的道德修身相结合，讲究自我品德的陶冶。1838年曾国藩进京会试中了进士，入翰林院。翰林院是清代“储才养望”之地，人才荟萃，不过在翰林院供职比较清苦，俸禄低，有“黑翰林”的说法。但在翰林院有一个好处是有空闲读书。曾国藩在翰林院九年，“每天发愤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二十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
读书不能光读不问，不与师友交流。曾国藩认定：“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好师好友好榜样。”他在理学上向唐鉴学习。唐鉴是曾国藩的同乡，教他读《朱子全书》：“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唐鉴教的是读书门径。唐鉴还告诉他，学问之道要与修身之法相结合，而督促自己修身最好的办法是记日记，并向他推荐大学士倭仁。此人重视读书与修身并举，每天从早到晚，饮食言行，都有札记，凡思想行为有不合于义理的都记载下来，以便纠正。于是曾国藩就向倭仁求教。倭仁告诉他“研几功夫很要紧”，这里的“几”是思想发展的苗头，“研几”就是要抓住苗头认真研究，发现细小差错及时改正。倭仁还告诉他必须“写日课”，而且要“当即写，不再因循”。
在倭仁的教诲下，曾国藩给自己制订了“日课十二条”，内容为：
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骛。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 明 即 起，决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决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读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决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从此后曾国藩就将读书与修身结合，每天按照“日课”规定的内容行事。同时他还将读书与写修身日记结合起来，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比如有一天的日记他是这样写的：
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觍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揜著而何？辰正读旅卦，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断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在他看来，在这一天里他至少犯了三个过错，早晨醒来不肯起床，读《周易》效果不佳，后来读书不用心，只是应付。他把这些过失都上纲上线到滔天大恶的高度，骂自己是“真禽兽”。曾国藩有句名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似无中道可寻。这是理学的慎独功夫，要求即使是一人独处也能严格约束自己。从此他坚持写日记一直到去世前一天。曾国藩后来回忆，自己一生能有所成，与年轻时在翰林院的那段苦读饱读、自我磨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总是一再声称自己并没有什么天分，一切都是靠百折不挠的“挺经”拼搏来的。
读 书 有 恒
除注重读书自省、读书养性这些有关道德的层面外，曾国藩也很注意读书的方法。他的读书观在方法层面核心是读书要有恒。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谆谆告诫：“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诸事成功的秘诀在有恒。在另一封信中他对读书有恒的重要性讲得更为明白：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为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廿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廿卷，《后汉书》百卷，皆硃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精进，况六弟、七弟上等之资乎……诸弟试将《朱子纲目》过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经亦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书；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书也。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
在这封信中，他不但谈了有恒的效用，还做出榜样，为诸弟规划出有恒的方案，尤其是说到在路途中也可到旅店时再读书，真是苦口婆心，体贴入微。曾国藩的出身并不显赫，资质平平，他唯一的长处就是有那股诚拙的毅力，困知勉行的精神，坚持不懈、无稍间断、一往无前的气概。
与读书有恒相关的还有曾国藩专精一业的思想。他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若志在穷经，须守一经；志在作制业，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兼营竞骛，兼营则一无所能矣。”为此，他给弟弟们定了一条读书的规矩：“读书不二：一书未看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这里的道理是说，世上要读的书多得不可胜数，而人生能有效利用的时间却相当有限。读书的目的是要建立自己的表述习惯和知识体系，为此只能精选少数成套的经典著作专心去读，以达到读书的目的。对这层道理他举读韩愈的书为例：“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 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无别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换句今天的话说，就是在读书上要贯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尤显突出。
在读书上对“专”字诀要奉若圭臬，而尽讲一个“专”字似又有所不足。对此，曾国藩还有一个读书方法，就是把读书分为略读的“看”和精读的“读”。除此还有“写”和“作”，以此四者构成读书的整个体系。在他看来，“看”和“读”是有严格分工的：“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者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他所做的形象譬喻是说，讲究专字诀的“读”是主心骨，而四面撒网的“看”则是附在核心的枝叶，两者相辅相成可共建起学问和知识的大厦。正是这些有效的读书方法，使曾国藩在军务繁忙的营帐、政事丛集的官衙，于执笔批稿发折、与人坐谈立谈之余，仍有他的一番学问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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