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致使刘伯承、粟裕、肖克、李达等我军高级将领受到了错误批判。其中，关于对粟裕的错误批判，有一条便是说他与彭德怀“将帅不和”，而这种不和“主要责任在粟裕”。对于这段历史，有关档案材料已公开，《粟裕传》等都作了相关情况披露。本文就此略作分析。
彭德怀与粟裕两个人合作了六年。一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个负责总参的全面工作。这两个岗位可以说是军队最顶层、最重要的两个岗位。总体上来讲，他们的合作还是可以的。两个人都是革命家、军事家，都一心扑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因此，在他们两个人的领导下，那时的军委机关工作，包括总参谋部的工作，都是高效率的，都是卓有成效的。军史界对这一时期的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给予的评价也较高。《彭德怀传》这样评价道：“50年代军委机关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工作效率，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保证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直到30年以后，1982年军委研究领导体制改革时，还有些领导干部怀念说，30年来军委领导体制几经变动，还是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期办事比较顺当，效率较高”。
军委机关的这种高效率和卓有成效，显然凝聚着彭德怀和粟裕的心血和智慧。试想，如果两人严重不和，矛盾激化，精力用于内耗上，是不可能有这种高效率和卓有成效的。
当然，我们也毋庸讳言。彭、粟两个人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矛盾分歧。《粟裕传》这样记载道：
“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粟裕与彭德怀是存在分歧的，比如根据战略方针制订作战计划和建立战略预备队及增建机械化师等问题上，他们都存在不同认识和处理对待上的分歧。在工作作风上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见《粟裕传》第939页）
透过这段话不难看出，彭、粟两人之间的意见和分歧，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搞好国防部及总参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把我军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搞得更好。当然，由于两个人的经历、性格和工作作风不同，自然也会对工作上带来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彭德怀的性格刚烈火爆，而粟裕“对上尊敬拘谨”，只有工作关系 ，而无私交来往。粟裕的这种处事和待人原则，反映在战争年代是“斗胆直陈”，反映在总参工作期间，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便毫不让步，反复提出意见，甚至当面力争”。这样下来，两人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加重。
尽管是工作上的分歧和矛盾，尽管是两个人的性格差异较大，但在军委扩大会上，将这种工作上的矛盾上升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进行批判，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粟裕身上”，一是有些无端的放大了这种矛盾，二是对粟裕确是有失公允，三是太过上纲上线，四是有些借题发挥。
《彭德怀传》对这一段历史这样说道：“这次运动彭德怀虽然不是主要的发动者，但他的思想和发动者是完全一致的。加上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后人认为他对会议的错误应负更多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见《彭德怀传》第556页）
好在经过时间的沉淀，彭德怀被“罢官”后，他本人对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也进行了反思，并且认为自己“对刘伯承、肖克等人的批判是错了，是‘言过其实’的......甚至他曾经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肖克道歉”。（见《彭德怀传》第556页）
彭德怀的这一做法，显然还是体现了他的光明磊落与实事求是，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尚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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