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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气象”的提出及其内涵
在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论著中,常常会碰到“盛唐气象”一说。然而,它是何人提出的?时间概念如何?所及范畴怎样?具有哪些审美特征?……却每每语焉不详或互相抵牾。依笔者考察,在现当代学者中,最早提出“盛唐气象”这一概念的,是林庚先生。他在《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上就以《盛唐气象》为题,来说明盛唐时期的诗歌审美特征。他写道: 
  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时代是出现在百年来不断上升的和平繁荣的发展中,是有了几百年来成熟了的封建社会中民主斗争的方式,它是一个进展得较为顺利的解放中的时代。一种春风得意一泻千里的展望,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同为解放的歌声,而又不全然相同的地方。……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孕育了鲜明的性格,解放了诗人的个性,他的那些诗篇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明。
  由此看来,所谓“盛唐气象”既是一种精神面貌,也是一种时代特征,甚至也包含了作为一个时代诗人群体的个性特质。如果按此追溯起来,其实在林庚先生以前就人说到了“盛唐气象”,只是没有使用这一概念而已。早如胡适就曾于1928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盛唐“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的文学”,“文学的风尚很明显地表现种种浪漫的倾向”。
  苏雪林先生则在1933年于《唐诗概论》一书里发展了胡适之论,指出盛唐时期的“作品里反射的只是青春的光热,生命的歌颂,自然的美丽,祖国的庄严,什么人生的悲哀,社会的痛苦,永远不会到他们心上。况且道教正在发展,做人最高的标准便是神仙。所以那时诗人的人生观都像胡适所说的是‘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这种人生观和富裕繁华、奢侈闲暇的环境结合,当然产生一种春花烂漫、虹彩缤纷的烂漫文学。”
  而郑振铎先生则在1932年完成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里,从艺术风格入手概括盛唐诗歌,认为盛唐时期“虽只有短短的四十三年(713年—755年),却展布了种种的诗坛的波澜壮阔的伟观,呈献了种种不同的独特的风格。这不单纯的变幻百出的风格,便代表了开、天的这个诗的黄金的时代。在这里,有着飘逸若仙的诗篇,有着风致澹远的韵文,又有着壮健悲凉的作风。有着醉人的谵语,有着壮士的浩歌,有着隐逸者的闲咏,也有着寒士的苦吟。有着田园的闲逸,有着异国的情调,有着浓艳的闺情,也有着豪放的意绪。”
  上述三先生描述的盛唐诗歌,已经在着眼于对时代风格、时代精神、时代面貌的总体勾勒,并将它们与唐代其他时期的诗歌相比较,从而为以后“盛唐气象”的正式提出打下了基础。当然,如果还要往前追溯,实际也可发现,“盛唐气象”之说,早在南宋严羽那里就有了开端。他在《沧浪诗话?诗辨》里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他又说,“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他还说,学诗“当以盛唐为法”。在谈到诗法时,他指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在这里,严羽将盛唐诗歌与其他时期的诗歌作了区别,并提出了“气象”一说,但未阐明它的内涵。不过,他在《答吴景仙书》中的一段话,似可对此进行注释。他写道:
  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
  据此可见,严羽是最早提出盛唐“气象”的学者,只是未具言“盛唐气象”而已。再者,他这时的“气象”之论,还很狭窄,仅限于诗歌的艺术风格;所指风格,又止于“浑厚”一条。因此与当代林庚先生所说“气象”,不可同时而语。然而,倘指“盛唐气象”论的滥觞在严羽那里,却是讲得通的。
  那么,“盛唐气象”在时间上是否仅限于历史学家所说的“盛唐”,即唐玄宗在位时的开元、天宝时期(713年—756年)呢?回答是否定的。作为文学史上的“盛唐”,当如明代沈骐在《诗体明辨?序》中所指出的:起自玄宗开元元年(713年),终于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计53年。至于初唐,沈骐认为当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开始至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止,计95年;而中唐则自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计70年;晚唐起于文宗开成元年(836年),终于哀帝天祐三年(906年),计71年。后来有不少学者又将文宗开成(共5年)与武宗会昌(共6年)凡11年也并入中唐,而将晚唐的起始年定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这样,文学史上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时期便各为95年、53年、81年、60年。杨柳先生认为:“这样分期似较沈骐的分法要自然而合理一些。”
  学者们之所以要将“安史之乱”时期(755年—763年)也并入盛唐,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诗歌仍呈盛大的繁荣景象,其艺术特征与时代精神、时代风貌也大体未变;而作为“盛唐气象”代表的一大批诗人,诸如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刘长卿、储光羲、綦毋潜等,都曾经历过“安史之乱”;他们诗歌的黄金时期,大体与此同步,或者延续至这一时期。而“盛唐气象”之所以被人津津乐道,高山仰止,主要是因为“盛唐”时期有着一个代表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风貌的诗人群体。其著名者,除上面提到的诗人外,还有在“安史之乱”前就已去世的贺知章、张若虚、张说、张九龄、王之涣、孟浩然、李颀、王湾、王翰、常建、崔国辅、祖咏、刘眘虚、崔颢以及也亲历过“安史之乱”的孙逖、李华、萧颖士等,真是光彩熠熠,群星璀璨。其中李白、杜甫则无疑属于光芒万丈的巨星,堪称盛唐气象的“双子星座”。
  那么,“盛唐气象”所包孕的时代精神、时代风貌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李泽厚先生说: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像”,“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痛快淋漓,天才极至,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林庚先生则说:“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
  其实,这还不够。在笔者看来,作为“盛唐气象”内核的东西,应当是一种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人性自觉与人格独立,是一种青春、浪漫、飘逸、开朗、清丽、率真、雄阔、远大、浑厚、沉郁、慷慨、豪迈的美学境界,是一种舍小我为大我、兼济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是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是一种蔑视传统、挑战权威、不拘俗态、敢破敢立的创新精神和唯美的理想主义,是一种高昂的英雄主义(盛唐诗人特别任侠尚武、勇于牺牲,风行书剑从军、建功边关),是一种充盈着强大生命力的自信、高放、傲睨、倜傥之气。它们不仅是“盛唐气象”之魂,同时也是唐诗之魂、唐代文明之魂,是一种与时共进、放飞青春的时代精神;是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对当时社会所作出的一份最值得骄傲的贡献,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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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人比九月黄花  > 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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