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秦观传》中记载：“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至今仍有论著沿用这一并不确切的说法。实际情形是：6岁始名“观”的秦氏，倘若遵循“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之古训，对其禀性、喜好等观察至15岁，即可冠字。而秦观直到20多岁，才自取“太虚”为字。“太虚”是“天”的同义词，秦观自谓心似天高。“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陈师道《淮海居士字序》）这一说法，笔者颇为信从。至于对同一出处的后文所云“今吾年至而虑移，不待蹈险而悔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识吾过”云云，则将信将疑。这几句话的意思是，秦观回首以往的坎坷经历，遂生消极幻灭之感，不再追求像马革裹尸的东汉名将马援那样积极进取，而甘愿效仿马援的堂弟马少游，作一个小成即安、孝亲恋乡的好人，这才将初字太虚，改为少游。但凡知道一些秦观的经历，便不难发现这几句话，颇有与事实相悖之处。因为说这话时，秦观刚刚进士及第，不仅与马少游的遁世心态迥异其趣，更有记载说，秦观进士及第授官后，旋即返回高邮，将其患有末疾的老母接到蔡州教授任所。所以，回乡当个老好人，并不是秦观三十六七岁、改字少游时的真心话。
秦观并不是直接因倾慕马少游而改字，而是受到苏轼弟兄的影响所致。有关论著多将秦观改字少游事，系于其37岁、元丰八年（1085）或稍后。实际，苏轼在元丰七年三月之后、十二月之前，其所作“和秦”诗，即以其所改字相称，这有《次韵滕元发、许仲涂、秦少游》一诗为证。而在此前十二三年的熙宁六年（1073）苏轼所写《山村五绝》其五云：“窃禄忘归我（苏轼自指）自羞，丰年底事汝（指苏辙）忧愁。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对于这首诗，《苏诗合注》与《苏诗总案》均谓：此系苏轼弟兄对时弊、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之讥讽。诚然，尽管《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击交趾，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行路迟缓）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馀，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时，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但是，马少游的这种处世态度，并不是苏氏“一门三父子”所真心追求的。又如，他元丰二年所写《次韵田国博部夫南京见寄二绝》：“岁月翩翩下坂轮，归来杏子已生人。深红落尽东风恶，柳絮榆钱不当春。”“火冷饧稀杏粥稠，青裙缟袂饷田头。大夫行役家人怨，应羡居乡马少游。”此二绝句的表层语义是羡慕马少游，实际是摅发行役之苦。苏轼的这类诗句，对于秦观的改字“少游”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极大。
在秦观改字之后的元祐四年（1089）、元祐七年、绍圣四年（1097），苏轼涉及马少游的诗句尚有：“雪堂亦有思归曲，为谢平生马少游”；“二年三蹑过淮舟，款段还逢马少游”；“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后者是苏轼被贬惠州“安置”时所写，此时已由对于马少游的“方念”“应羡”“为谢”变为“不思马少游”。这种对于马少游变化无常的态度，恰好说明，苏轼并不是真想效仿他，只是拿他“说事儿”，或者说是一种“醉翁之意”。
对此，秦观不仅不会浑然不觉，他的一些言行还清楚表明，在从“字以太虚，以导吾志”，到“归老邑里，如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识吾过”之后，实际走的是与马少游相反的热衷仕途之路——在陈师道为其所作“字序”的墨迹未干，他便上时相王珪书，言“用人”等大事；当时得以晋升高官的，从司马光、范纯仁、吕公著以下约数十人，秦观不是“代庖”上“谢启”，就是作“贺启”，恭祝诸公高升。与此类举动相呼应的还有这样一件事：在改元元祐伊始，秦观所作题为《拟郡学试东风解冻》一诗曰：“宝历新开岁，春回斗柄东。漪生天际水，冻解日边风。浩荡依蘋起，侵寻带雪融。红河霜练静，池沼玉奁空。鱼藻雍容里，云霄俯仰中。更无舟楫碍，从此百川通。”对此诗，《诗话总龟》（前集卷之八“评论门”）和《王直方诗话》悉云：“说者以为意气之盛衰，一何容易！”“说者”对此诗及作者的这种讥讽，固然恰中秦观其人之弱点，也又一次证明了秦观是一位悲喜、爱憎悉形于色的很透明的人。他的改字，虽然不能说没有倾慕马少游的因素，但主要是追随苏氏弟兄，与王安石及其新法唱对台戏。
赵孟頫《西园雅集图》（局部）。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笔者不是说苏家与王安石及其变法之间，始终毫无友情和共同点，而是说，哪怕是不情愿，也应该接受这样一种史实：即主宰苏、王关系的是分歧和敌意。老苏对王安石的态度，可以确实是他撰写的《辨奸论》为证。当时，不论是政坛、科场抑或文坛，要害问题的交锋，苏家往往是父子兵和亲兄弟一齐上阵，矛头多半是直指王安石。后来，老苏谢世以及两败俱伤的争斗恶果，导致了彼此的某种反思与和解。秦观就曾得益于这种和解：“乌台诗案”和谪居黄州之后，苏轼过金陵看望已辞职的王安石，并将秦观的数十首诗稿递交于王，目的在于借助王安石的“齿牙”，使秦“增重于世”。王便公正而有分寸地夸奖秦诗“清新妩丽，鲍、谢似之”。但是，此类不多的例证，不能代表苏、王关系的主流！在苏轼作品中不难发现对“新法”的讥讽言辞与对立情结。对此，秦观不仅与之相呼应，甚至是惟苏轼马首是瞻。如果说，苏氏弟兄对马少游的“兴趣”，旨在揶揄时政，那么，秦观的“改字”，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对“苏门”的追随和趋同。
关于“秦七”被命名为“观”，以往人们大多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即“七儿”之父秦元化在太学攻读时，很佩服两位学友，他们是海陵人王观与王觌弟兄俩，遂以“观”为长子“七儿”大名，另二子分别名“觌”（字少仪）、“觏”（字少章）。然而，秦观得名的来历，尚有不大为人关注的另一说法。此说与陆游有关。
据叶绍翁所云：山阴人名游、字务观者，其名、字之由来“盖母氏梦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为字，而字其名。或曰，公慕少游者也”（《四朝闻见录》卷乙）。又因，陆游晚年所写的《题陈伯予主簿所藏秦少游像》云：“晚生常恨不从公，忽拜英姿绘画中。妄欲步趋端有意，我名公字正相同。”从此，“公慕少游”云云，一度几成定谳。后来，经山阴乡贤多方考证，陆游与秦观的名、字之间，只是一种巧合，均可能与下述记载有关：“陆放翁名游，字务观，其义出于《列子·仲尼篇》'务外游不如务内观。外游者足取于物，内观者足取于身’。”（查慎行《得树楼杂钞》）从山阴陆氏谱系看，陆游这一辈从“水”，其伯、仲二兄之大名分别为“凇”“浚”。由此看来，陆游之字务观出自《列子·仲尼篇》的记载，是可信的，而并非出自“母梦少游”“公慕少游”云云。至于把秦观得名的来历，也归于《列子·仲尼篇》之说，笔者则未敢遽加可否。
无独有偶，与秦观的冠字、改字有某种相似之处的是辛弃疾的以之“表德”之字的取用，亦当是苏诗直接影响的结果。笔者曾以为，辛把遵循“字以表德”之古训，而冠以带有英雄之气的表字“坦夫”的更改这一举动，是含有与其前辈同乡李易安“套近乎”的可能。此外，还当有另一种可能，即辛氏对“坦夫”的取用，似与“石生吾邑子，劲立风中草”的诗句有关。此句出自苏轼写于元丰二年的《留别叔通、元弼、坦夫》。诗中的“石生”，即蜀人“坦夫”。在苏轼看来，石坦夫其人，犹如“疾风劲草”，辛氏或因慕之，而取“坦夫”为字。元祐七年，苏轼曾写有《王文玉挽词》，逝者是王幼安之父。苏轼《与幼安书》中提到，在有些亲友与其断绝往来之时，“惟幼安昆仲，待遇加厚”。从以上诗、书中，还可读出这样的深意，即王氏父子，好学有才行，“文章还复富波澜”，均系“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般的真君子。苏轼景仰这等人物，辛步武苏，从而将更能为“弃疾”“表德”的“幼安”取以为字，亦当符合善效他人之嬍、他文之长的辛弃疾之禀性。就对苏轼的服膺而言，与当年秦观的改字，虽有相似之处，亦有明显不同，即辛氏已不再为派别和政治因素所左右，洵为倾慕苏轼、追求高尚人格情操之楬橥。
虽说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号，但却是一个很有内涵、极具象征性的标志。起名、冠字不仅是一种学问，更是一种既有悠久历史，又有现时实用价值的、古老而新颖的文化。
看来，秦观改字的政治倾向，较之文化意味更为明显。令人不胜惋惜的是，“少游”竟成了其不幸人生的“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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