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19日的这一天，李秀成知道，最后时刻已经来临了。
这一天，围困天京长达两年之久的湘军，终于发动总攻，一举轰塌了天京的多处城墙，潮水般的清兵从各个缺口一拥而入。
此时的天京城内，早已饿得面无肤色的太平军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其中尚有战斗能力的不足五千，但依旧在“忠王”李秀成的指挥下，与突进城内的清军展开了生死肉搏。
他退回到荣光殿，找到了惊慌失措、正被女官们死死拉住不准逃跑的“幼天王”洪天贵福。看到李秀成，洪天贵福像看到了大救星一般，拉着他的衣服不肯放。李秀成把洪天贵福带到了自己的住处，耐心等到天黑，然后让手下近千号人统一换上了湘军的衣服，趁着夜色，开始突围。
初更时，队伍接近了太平门，被清军发现。一片混乱中，李秀成把跟随自己久经沙场的战马让给了洪天贵福，让大部分手下将士保护“幼天王”突围而出，自己骑着一匹老弱的马，率领一百多人返身再战，阻击追赶的清军。
一阵混战之后，李秀成侥幸脱身，但因为马力不支，与大部队走散，暂避到天京郊外方山的一个村子里。
然后，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的情节再一次重演：有村民告密，李秀成被闻讯赶来的湘军萧孚泗部下俘获。大名鼎鼎的太平天国“忠王”，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被抓到呢？他本来不叫李秀成，最早叫李以文，后来又改名叫李寿成。因为家境贫穷，李秀成只读了两年的私塾，就被父母叫回来帮家里干活。但李秀成还是想读书，后来就在舅父的帮助下，得到了帮助私塾干活的机会，虽然是“半工半读”，但还是学了不少文化知识。1844年，村里忽然来了个“洪先生”，他和他的同行人一起向大家宣传一种听上去很奇怪的组织，叫“拜上帝会”——那位“洪先生”称自己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是耶稣的弟弟。
1851年，就在李秀成加入“拜上帝会”后两年，那个叫洪秀全的“洪先生”宣布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李秀成很快就加入了起义队伍，成为一名最基层的“圣兵”。李秀成一开始在太平天国的春官正丞相胡以晃手下做事，因为他做事机敏，外柔内刚，沉稳持重，很快就进入了“东王”杨秀清的视野。不久之后，在杨秀清的亲自提拔下，李秀成升为了右后四军元帅。之后他又跟着“翼王”石达开做过一段时间，上上下下，都对他评价非常高。
1856年，屡立战功的李秀成已经升为了太平天国的地官副丞相（太平天国一共24个丞相），那年他才34岁。他和比他更年轻的冬官又正丞相陈玉成配合默契，分进合击，纵横千里，配合“燕王”秦日纲和“翼王”石达开，一举击溃围困天京三年之久的清军江南大营。此时的李秀成，已经成为太平天国不可多得的军事指挥人才，而太平天国也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声势。但也就是在这一年，震惊天下的“天京事变”爆发——“天王”洪秀全密招“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先后进京，一举诛杀了之前和自己矛盾重重的“东王”杨秀清，而韦昌辉在这个过程中大开杀戒，血流成河，又被石达开征讨，最终洪秀全只能再杀韦昌辉。太平天国因此元气大损，但实力尚存。然而洪秀全又开始猜忌主持朝政的石达开，重用自己的兄长洪仁发和洪仁达，排挤石达开，导致后者愤而率精锐出走天京。
在这个过程中，李秀成一直带兵驻外，没有参与，但始终忧心忡忡。他找到陈玉成商议之后，给洪秀全上了一道书，请求洪秀全“择才而用，定制恤民”，尤其是希望他罢免毫无能力的两个兄长，重新重用石达开。这封信险些给李秀成造成杀身之祸——洪秀全一怒之下将他革爵，更准备进一步处理。幸亏满朝文武力保李秀成，他自己又再三解释，洪秀全思前想后，恢复了他的爵位，并且确实罢免了他的两位兄长，派人去请石达开回朝。
洪秀全之所以肯部分听取李秀成的意见，倒也不是他真心悔过。
1857年，清军重开江南大营，次年再次围困天京。洪秀全不让李秀成出城调兵解救，后者击鼓要求重议，最终迫使洪秀全接受了自己的意见。出城后，李秀成立刻联系各地太平军将领，运筹帷幄，分进合击，歼灭清军德兴阿部一万余人，顺势再度击溃清军江北大营。经此一役，洪秀全才赐名“李秀成”——纵观太平天国史，名字里能有“秀”字的，除了当年“东王”杨秀清，恐怕也只有李秀成了。1858年，在击破江北大营后，李秀成再接再厉，配合太平军另一后起之秀陈玉成，在三河镇全歼进犯的湘军精锐5000人，取得著名的“三河大捷”，湘军名将李续宾在此役阵亡，震惊清廷。1860年，天京再次被围，李秀成运筹帷幄，布置各路军马后亲率七千精兵，围魏救赵，奔袭杭州，逼迫清军江南大营分兵一万多人救援，随后巧妙腾挪，杀了个回马枪，踏平清军五十多座连营，击溃敌军数万人，第二次瓦解清军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之围。
击破江南大营后，李秀成顺势率军下江南，攻丹阳，占常州，进无锡，克苏州，清军望风披靡。李秀成一路占领浙江嘉兴，在苏南建立苏福省，不仅为太平天国开辟了重要根据地，也为天国拿到了江南富庶之地的重要粮仓。李秀成一度曾率军差点攻下上海，几次击溃英法联军的“洋枪队”在这个过程中，一度被认为是“功高震主”的李秀成再一次受到了洪秀全的猜忌，后者封从香港回到天京的族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又封陈玉成为英王，蒙德恩为赞王，但就是不给李秀成封王，还把他的母亲和妻儿扣在天京做人质，并不准李秀成回京。
孤军困守浦口的李秀成没有怨言，依旧和清军奋力死战，终于用实际行动打消了洪秀全的疑虑，亲书“万古忠义”四个字给李秀成，封他为“忠王”。李秀成接到封王旨意后一直“悬梁不受”，上表请求必须先奖赏他手下一批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在如愿后才接受了封王。
但此时的太平天国早已不能与早期相比，虽然有李秀成、陈玉成等一批后起之秀拼死支撑，但推动他们走向终点的命运齿轮，早已开始转动。
1861年，太平天国第二次西征功亏一篑，在武汉城下止步，李秀成与陈玉成的战略思想不统一成为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862年，李秀成率各地二十万太平军回援天京，血战四十余天，虽然一度战至曾国藩都“心已用烂，胆已惊碎”，但还是没有能粉碎清军的包围圈；同年，25岁的“英王”陈玉成因叛徒出卖而被俘，被清军凌迟处死，天国一角已经崩塌；1863年，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州大本营失守，江南郡县一路溃败，太平天国基本就只剩下天京一座孤城。惶恐的洪秀全急召李秀成回天京守城，而李秀成身边人都劝他不要回去，当时驻守溧阳的“侍王”李世贤甚至要带兵来阻止他回天京。但李秀成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他连夜悄悄赶回天京，面见洪秀全，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京城不能守，曾（国藩）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这个建议被多年来足不出城的洪秀全断然拒绝，甚至威胁要削去李秀成的爵位：“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曾国藩）者也乎。”不过，洪秀全气头一过，自然也只能安抚李秀成——毕竟此时他身边的堪用之人，也只有他了。至此，李秀成信守诺言，一直留守天京，直到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亡，他为稳军心立洪天贵福为幼天王，尽心辅佐，直到7月19日城破后被俘。
在被俘虏的那一刻，不知道李秀成是否想起当初劝洪秀全战略转移被拒后，说的一句气话：第一个面审李秀成的，就是号称“曾九帅”的围攻天京湘军总指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三河镇一战，曾国荃的亲哥哥曾国华也阵亡了，所以曾国荃对李秀成恨之入骨，上来先是让手下用刑具一刀一刀割李秀成手臂和大腿上的肉，后来干脆亲自动手，“遍刺以锥，血流如注”，准备当场就将李秀成凌迟。“曾九！各扶其主，你生什么气？且兴灭无常，今天偶然得逞，就发疯了吗？” 曾国荃的激情最终被他的兄长曾国藩按捺住了——面对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一个军事将领，一杀了之，难道不就是疯了吗？
但之后李秀成的表现，后人就只能从曾国藩的记录和表述中知道了。
按照曾国藩的说法，他亲自与李秀成面谈，似乎是让李秀成思想有所松动，然后李秀成就表示“愿将国中一切呈贡”，然后就开始以每天几千字的速度写“自述”。
在九天的时间里，李秀成写出了长达七十四页共 36000余字的供词。李秀成每天一写完，就有专人把他写的呈送给曾国藩，而曾国藩表示，自己只是将“其别字改之，其颂谀楚军者删之，闲言重复者删之”。
在集齐李秀成的自供之后，曾国藩命幕僚将供词“分作八九人缮写，共写一百三十页，每页二百一十六字，装成一本”，上呈朝廷。
在曾国藩上呈的这份李秀成的“自供”中可以看到，李秀成详细回顾了太平天国起义以来自己看到的各种景象和内幕，检讨了太平天国的得失，并且流露出了“乞降”之意：“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若我有此本事，降收我之部众。”在李秀成写到第九日的时候，曾国藩忽然决定，不将李秀成押解赴京，而是要在南京就地处决。
而此时，朝廷发来要求“献俘”的诏书其实已经到了，曾国藩却假装不知。
关于李秀成的这份供词，后世居然有两位数的流传版本。
曾国藩呈给朝廷的这个叫“呈奏本”，他另让人印了一个钞本叫“曾刊本”；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有本英文翻译的《李译本》；光绪三十年韩文举有个“秘史本”，民国二十五年有个“北大本”；1944年广西通志馆根据“曾刊本”删改最多的十五页，结合“北大本”，又弄了个“吕氏本”；1951年，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在“吕氏本”的基础上，又弄了个“罗抄本”……
各种版本呈现出了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甚至以讹传讹，有很多主观成分，大大降低了史学研究价值。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在台湾公布了原本的《李秀成供词》——当年曾国藩将原本交于家人，并严令不准外传。
原本由台湾世界书局刊印发行，题名为《李秀成亲供手迹》，正反双页共七十四页，每页上都有曾国藩的亲笔批注和删改。
原本的《李秀成亲供手迹》问世，顿时与之前诸多版本出现了很多不同，甚至和当初曾国藩的“曾刊本”也有很多地方不一致——“增刊本”当初删除了7200多字。首先是李秀成记录的一些太平天国的真实内部情况，比如洪秀全是病死的，而不是曾国藩后来呈上的是“服毒自杀”，去世的时间也被曾国藩延后了一个月；
其次是一些蔑视湘军或贬低清军的措辞，比如李秀成曾写苏州当年被攻克，“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相助”，这句话就被曾国藩删除了；第三，体现太平天国正面形象的，比如李秀成曾记录陈玉成的英勇，以及记录洪秀全曾拒绝洋人以平分中国作为援助灭清的条件等；
第四，体现李秀成对曾国藩尊重的话，比如“今见老中堂恩广”，“实见中丞大人有德之人，深为可服，救世之人”——曾国藩怕引起朝廷误会，认为好人全让他曾国藩来做了；第五，加上了李秀成“畏罪”和“服软”的话——李秀成的原话是“我愿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若我能此本事收复（服）”，而曾国藩加上了“投降”二字。有学者认为李秀成当初这么写，原本只是愿意帮助劝服让那些部将手下回家务农而已。这些删改既体现了曾国藩的城府和顾虑，也给争论“李秀成最后到底有没有投降”的两派观点各自又提供了一些素材。当然，学界还有人认为李秀成的供词本身就是假的。比如历史学家荣孟源就认为，所谓的“供词”根本不是李秀成写的，而是曾国藩命人模仿的。曾国藩确实是抗命朝廷，就地处决李秀成，这又是为什么？
按照曾国藩自己的解释，他不向朝廷“献俘”是原因的。
针对这件事，曾国藩专门写过一封奏章，罗列了自己的理由，大致是：第一，只有首恶需要献俘（指洪秀全），李秀成级别不到，可以自行处决，之前也有陈玉成等将领的先例；第二，太平天国余孽太多，支持者甚众，当初抓到李秀成的萧孚泗，他的亲兵王三清后来被愤怒的村民捉去打死了。李秀成威信仍在，万一押送途中碰到劫囚等意外，反而得不偿失。但无论怎么解释，曾国藩终究是抗命杀俘。他的真实动机自然只有他自己清楚，后人只能做一些猜测和推断：
第一，他确实恨李秀成入骨——但从他后来对李秀成基本能以礼相待来看，似乎不太成立；
第二，太平天国虽灭，但巨大的“圣库”宝藏杳无音信，坊间传言是曾家把宝藏全都私吞了——李秀成肯定知道“圣库”的具体情况和下落；第三，以前太平天国的情况包括军事作战的胜败，湘军的报告是朝廷最重要的信源，而一旦李秀成进京，将提供另一个重要信源，恐怕两边会对不上；第四，李秀成据说在最后时刻劝曾国藩自己反清称帝，曾国藩察觉此人沉着冷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怕他进京后再换一副面孔，说出对自己极其不利的言辞。关于第四点，坊间一直有这样的传说，因为曾国藩麾下汉人组成的湘军当时俨然已是大清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就认为李秀成当年是想效法姜维诈降，劝曾国藩反清。他的依据之一就是曾国藩的曾孙女俞大缜曾告诉他，母亲曾广珊曾给子女们说起过这件事，但曾国藩当时不敢。而以曾国藩当时的声望和势力，朝廷虽然知道他奏报背后肯定有自己的心思，却也无可奈何，反而还只能为其圆场：
“洪仁达、李秀成二逆前虽有旨解京，惟此等内陆叛民本与献俘之例不合宜，究非洪秀全可比……免致骚扰沿途各方。”就在前一天，曾国藩还设宴款待了李秀成，谈及李秀成的未来，曾国藩表示自己不能做主，一切要听朝廷的旨意。
但第二天，曾国藩就派候补知府李鸿裔去通知正在奋笔疾书“天国十误”的李秀成：今天你就要被处决了。傍晚，他被押送刑场，神情自若，留下《绝名词》十句，慨然就义。据说后来有个安徽茶商在天京陷落后路过，听一外国传教士转述两江总督衙门里传出的那首李秀成就义前的词，就把它记录在账册中，在澳门推销茶叶时传播。其中有几句是这么说的：按曾国藩的奏章，他是在“辄于七月初六日将李秀成凌迟处死”。
关于李秀成最终是否属于“变节投降”，学界曾经有过一些争论。
不过对于李秀成这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无论敌我双方，倒确实都留下过一些颇为一致的评价。
曾国藩当初解释要就地处决李秀成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后来被俘的太平天国“松王”陈得风在看到已经被囚禁的李秀成时，依旧长时间向他跪拜，令在场的曾国藩震撼不已。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却给李秀成留了大量笔墨，称其““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吕思勉在《中国通史》里称李秀成为“天国徒恃一后起之秀的李秀成，只身支柱其间”。
即便是敌人，比如李鸿章，也承认““既深佩其狡猾，更积恨其忠勇”，后来又在给曾国藩的信中称李秀成为“英雄人物”；又如率领“洋枪队”和李秀成作战的英国人戈登，也感叹“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风采，你就会相信，像他那样的人，注定会成功。……他是叛军拥有的最勇敢的、最有才能的、最有创业精神的领袖”。
即便连决定李秀成最终命运的曾国藩，在后来也承认“甚怜之”。李秀成并非完人，比如他在苏州的“忠王府”盖得比天京的“天王府”还要奢华，比如他最后被村民告密，也和他随身财物带的太多有关，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很多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能力出众，力挽狂澜，却独木难支，生不逢时。李秀成后来在狱中写的“天国十误”，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地反省了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失败的原因：草率派李开芳、林凤祥率军征北；鲁莽行事，引发东王和北王相残的“天京事变”；不信任石达开，导致翼王率精锐出走；任人唯亲，不用贤才；胡乱封王……以李秀成的身份和能力以及他做成的事，这些反省绝对不是马后炮，而是发自肺腑，或者说是痛自肺腑。只是“忠王”直到人生最后一刻，还是有些天真了——或许他也只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太平天国已经没有资格也没有人来听他的这些肺腑之言了，而曾国藩已经是汉人的官当到顶，不需要他再为自己“添砖加瓦”了。当然，李秀成其实心里完全知道：自从被捕那一刻起，死亡就是他唯一的归宿了。
一个人物，哪怕具有成为英雄的潜质，但放到时代的大环境下来审视，依旧还是渺小的——影响命运的变量实在是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