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字汝默，号瑶泉，今江苏苏州人，明朝首辅大臣。
申时行是苏州申姓富商之子，由于其生母是一名尼姑，其后为苏州知府徐尚珍收养。申时行自幼天资聪慧，既继承了父亲经商的机敏，又被养父培养得很有文人素养。因为过着寄人篱下生活的缘故，申时行养成了谦和持重而又善于洞悉人心的性格特点。公元1562年，年仅27岁的申时行在会试中一举高中状元。
申时行是幸运的，通过这次会试，其以极高的智商和情商吸引了主考官、朝中重臣张居正的关注。张居正认为申时行的文章含蓄宽厚稳重，没有标新立异强出风头之嫌，正所谓文如其人，据此断定其是个能让人安心的“好苗子”。
申时行刚入官场时，严嵩一党已是穷途末路，不久，严嵩父子搭的的“戏台子”倒了。从严嵩算起，内阁首辅“走马灯”似的更换，徐阶、高拱、张居正，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申时行从中领教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十多年里，其不偏不倚，官职几经辗转变动，一直做到了吏部右侍郎。
公元1577年，张居正回乡“丁忧”，为了保证新政能够继续推行，更为了防止后院起火，张居正举荐礼部尚书马自强、吏部右侍郎申时行入阁参与政务。张居正料理完父亲的后事赶紧回到京城。接着，申时行因“政治立场坚定”而被进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这也证明张居正十多年前没有“看走眼”。
公元1582年，张居正去世，继任首辅的是张四维。但是不出一年，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内阁中排在申时行前面的三个人，要么守丧，要么病倒，申时行当然地担任了首辅。申时行前所未有地感觉到了责任重大，当时其所面临的处境是，上有无人敢管且想大显身手的万历帝需要规劝，中间有官僚的利益包括一系列的道德理念需要贯彻，后有张居正改革留下的“阵痛”要善后，其就像在悬崖上走钢丝，必须保持平衡，否则就会摔得粉身碎骨。申时行的判断是，只有稳定地让万历帝接过权柄，让朝臣们适应新的政治格局，自己内阁首辅的地位稳定，大明王朝才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和纰漏。
申时行太清楚大明帝国的弊端所在，也明白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于是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规劝万历皇帝。万历帝不是听人摆布的小孩，而是一个有自己主张的主宰者，再不能像张居正那样家长式的管理了。如，万历帝不愿参加经筵和早朝，申时行就把时间推迟；对立储问题，其想方设法顺了万历帝的意，立了朱常洛为太子。
二是调和文官“阴阳”。申时行把文官集团标榜的礼仪道德称为阳，内心发财称为阴。申时行认为“水至清则无鱼”，阴阳需要调和，即降低对文官的道德标准，考核更实际一点，以此增强文官的积极性和凝聚力，之后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对文官集团释放出了足够的善意。
三是解决外患。申时行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挑衅”，其非常明白事件只是蒙古个别小部族的袭扰，并不是绝大部分蒙古部族的态度。妄开战事，必定会使和议的努力付之东流；更为担忧的是朝局混乱，根本没有战胜蒙古的把握，于是其主张安抚政策，结果是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然而，明朝后期的朝臣们实在是太任性了，特别是言官。由性情宽厚，谦和恭谨的申时行构建的祥和局面并未维持多久，就被一浪高过一浪的弹劾之声搅得七零八乱。
公元1586年，御史丁此吕上疏揭发礼部侍郎高启愚，说其在主持南直隶的乡试时以《舜亦以命禹》为题是为了拍张居正的马屁，此题有劝进张居正效仿尧舜进位称帝的企图。申时行认为丁此吕此言实在是荒唐，若任由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进一步扩散，必将导致朝局陷于混乱，甚至会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当内阁建议将丁此吕贬出京师时，其余的御史们空前的团结，纷纷上疏弹劾内阁弄权，矛头直指首辅申时行。更有甚者，当万历帝站出来替内阁和申时行辩解时，言官们认为自己不被重视，皇帝是偏袒内阁，弹劾和抗议之声此起彼伏，每天宫门外都是哭声和喊声。最后，万历帝只得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而收场。
申时行这位南方士子凭借温婉和煦的气质，好不容易将帝国从“批斗”张居正的运动中拉了出来，结果又回到了“原点”。
在这样的官场生态环境中，申时行可谓是辗转游走在皇帝和大臣之间，当着“和事佬”的角色。期间，申时行极力保护了一些重臣能吏。比如，治河专家潘季驯。潘季驯曾经为了给张居正的家人求情，遭到御史李植、江东之等人的攻讦，罪名是党庇张居正，后来被革职为民。申时行以温和的方式，循循善诱，让万历帝重新起用潘季驯，并特准其“便宜行事”的治河大权。经过潘季驯的努力，黄河河道在万历年间有十余年的“零决堤”。
真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申时行在册立太子问题上顺从万历帝的立幼不立长被众多谏臣们视为两面三刀、陷害同僚，他们“搬不动”万历帝，便改变战术，转而开始弹劾申时行，理由是“不认真履行首辅之责，规劝皇帝早立储君”。面对这次弹劾，申时行没有辩解，也没有犹豫，立即上疏承认错误，并递交了辞呈。
公元1591年，在首辅位置上干了八年的申时行回家乡颐养天年。公元1614年，申时行接待完万历帝的使者后便在家中去世，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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