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一种用于刺劈的直身尖锋两刃兵器。由剑身和剑柄构成。剑身修长,两侧出刃,顶端收聚成锋,后安短柄,便于手握（图1剑的结构示意图）。并常配有剑鞘。 由
于在格斗中其功能以推刺为主，故又称为“直兵”。
迄今发现最早的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剑。在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北京市琉璃河等地的西周墓中，都曾出土有柳叶形青铜短剑。这种扁茎无格、长仅30厘米左右的短剑，在当时盛行的车战中，只是作为甲士佩带以表示等级身分的卫体兵器。
春秋时期的吴、越等国,剑成为步兵手中的利器,剑身加长。如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长度都在50厘米以上，其中越王勾践剑全长55.7厘米，并错金“越王鸠浅自作用□”八个鸟篆书铭文，是吴、越名剑中的精品 (见彩图春秋时期越王勾践青铜剑（湖北江陵望山出土）)。战国时期，剑身继续加长，并已铸 出脊部和刃部具有不同铜锡配比的青铜剑，其脊部柔韧，而锋刃坚利，提高了杀伤效能。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青铜剑长94厘米，剑身窄而薄，刃部锋利，表面还进行了防锈处理，代表了青铜剑制造技术的最高水平。
春秋战国之际，已开始出现钢铁剑。湖南省长沙市的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钢剑，经化验证明，是用含碳量为0.5％左右的中碳钢锻打而成的。 在湖南省衡阳市、郴州市，河北省易县等楚、燕旧地发现的战国钢铁剑中，最长的达1米多。
西汉初年，钢铁剑盛行，其实战效能日益提高。如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钢剑,内部是低碳钢,表面系高碳层,刃部经淬火处理,锋利坚韧（图2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钢剑）。但由于汉朝时骑兵已成为主要兵种，供骑兵使用的具有挥砍杀伤效能的单刃厚背环首刀应运而生。在东汉以后较长时期中， 环首刀成为军队的主要装备。 剑的实战作用逐渐降低，遂转而发展带有各种装饰的佩剑（如玉具剑、□具剑、犀具剑等）。晋朝还出现了用作仪仗的木质“班剑”。唐朝的剑主要作为王公贵族和文武官员的佩饰品，剑首作云形装饰。直至明清，剑的形制再无多大变化。
中国少数民族曾在历史上创制过具有民族风格的多种剑，如商周时期北方流行的曲柄铜剑、曲刃铜剑；战国到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也制造了带有不同民族风格的铜剑和铜柄铁剑等。到了现代,剑不再作为兵器,只作为锻炼的体育器具，或用于艺术表演。
由于钢铁兵器远比青铜兵器锋利且有良好韧性，加之骑兵和步兵新的战术需要，使兵器类型也有了新的变化。在进攻性兵器中，格斗兵器的变化最为明显，商周时期作为主要格斗兵器的青铜戈和青铜戟，都从战场上消失了，取代它们的是钢铁制造的戟和矛。戟的形制是战国晚期开始出现的“卜”字形，其特点是戟刺锐利而前伸，旁枝与刺体垂直横出，也极尖锐。东汉以后，旁枝又向上弧曲，增强了叉刺的效能。直到魏晋时期，它几乎是战士必备的标准兵器。矛头的形体加长，还有体扁刃阔形似剑的，又称为铩。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逐渐让位于钢铁剑，剑体日益窄长而剑锋更加尖锐。开始使用环首的长铁刀，虽然直到东汉时期还是刀剑并用，但环首铁刀更为普遍。唯一未改用钢铁制造的是远射兵器弩上安装的弩机，仍用青铜铸制，但一般在机括外周加了铜郭，以增强弩力，有的在望山上加刻度，用于瞄准，以提高命中率。在防护装具方面，使用了铁甲片编缀成的铠甲和兜鍪，以及铁盾。皮制甲胄仍在使用，但已退居辅助地位。 上述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汉朝军队装备的主要部分。但不同的兵种，其装备的兵器也有差别：骑兵使用的远射兵器以弓箭为主，也用擘张弩；格斗兵器是马戟、马□（见矛）及环首刀，刀又多与盾配合使用,并备有护身的匕首；防护装具除盾外,备有铁铠。步兵使用的远射兵器则以强弩为主，常用以脚踏张的蹶张弩，辅以弓箭；格斗兵器以矛、戟、刀或剑为主，常与盾配合使用，矛和戟的柄一般有长、短两种，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汉简记有兵卒装备的简文中,兵器组合有“长戟”和盾,“长铩”和盾，也有“短戟”、“短铩”与盾配合使用，另有护身的匕首和“手戟”；防护装具是铁铠和皮甲，还有盾。边防烽燧守御部队，主要防守兵器是强弩。 两晋以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军队的主力是重装骑兵。兵器发展的重点放在改进骑兵装备方面，特别注意人和马的防护；也表现在马具的完善方面，如镫的普遍使用和鞍的改进，使人能更快地掌握骑术，便于奔驰和长途行军，提高了骑兵的作战能力。骑兵的铠甲，南北朝前期以两当铠为主，后期以明光铠为主；战马的防护是完备的“具装铠”，由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和寄生构成。人铠和马具装都以铁质为主，皮质为辅,并配套使用,人用铁铠，马亦披铁具装，或都用皮甲，色彩也是相同的。同“甲骑具装”──重装骑兵的大量使用相适应,进攻性兵器也有些变化。在格斗兵器中,马戟日渐淘汰，多用长体双刃的马□，以增强穿透铠甲的功效。在远射兵器中，适应骑兵的弓箭有了发展，强弩则向重型的床弩发展。南北朝时期的步兵不如甲骑具装受重视，从有关图象材料看，常是轻装而缺少铠甲，装备的兵器以刀和盾为主也常见长矛和盾配合使用。远射兵器以弓为主。着铠甲的重装步兵，则以明光铠为主。
隋唐时期，继承南北朝时期的传统，但重装骑兵的重要性下降,恢复了骑兵轻捷的特点,因此马具装铠的生产已不如南北朝时期受重视。唐朝实行府兵制，据《新唐书·兵志》载，一般士兵标准装备的兵器，为“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皆一”，弓箭和横刀（即短柄的佩刀）是当时骑兵和步兵每人必备的兵器。至于整个军队中主要装备的兵器和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唐代兵书《太白阴经》中有较详细的记述。现据该书列表如下（一个军的总人数为 12500人）：唐兵书《太白阴经》中一个军的兵器装备(总人数:12500)
从唐朝晚期经五代至北宋初期，兵器又有新变化。成书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的《武经总要》，总结和记述了汉唐以来传统的冷兵器中当时还生产和装备军队的类型，以及新发展的兵器及装具。传统的格斗兵器仍以刀、枪（矛）为主,但为了适应各种特殊战斗的需要,每类下又各形成若干分支,如《武经总要》记载的刀有8种、枪有 9种之多，同时大量采用各种棒类兵器，以及骨朵、铁链夹棒等锤击兵器。远射兵器仍以弓箭为主，弩则向主要用于攻城的大型床弩发展。防护装具有铠甲和马甲，以及步兵、骑兵用的盾牌。据《武经总要》记载，刀、枪和棒类是当时最主要的格斗兵器，而弓箭是当时最主要的远射兵器。部队除有大约30％装备弓弩的射手外，40％的战士装备刀和枪，12％的战士装备棒类兵器，其余的战士装备其他兵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在中原和江南进行，夺取设防城市成为军队的一项主要任务，因此攻守城器械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马甲中国古代用于保护战马的专用装具。又称马铠。可分为两类，一类用于保护驾战车的辕马，另一类用于保护骑兵的乘马。
商周时期,战车是军队的主要装备,马甲用于保护驾车的辕马。主要是皮质的,面上髹漆,并常画有精美图案。分为保护马头及躯干的两部分。至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实物，是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战国初期髹漆皮马甲(图1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皮马甲复原模型)。秦汉以来,骑兵成为军队中的重要兵种,马甲用于保护骑兵的乘马。东汉时期，已经使用起部分防护作用的马甲，如保护马前胸的皮质“当胸”。到三国时期，文献中已记载有全副马铠。自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骑兵的作用大大提高，组建了人和马都披铠甲的重甲骑兵──“甲骑具装”，马铠的结构也日趋完备，并从此称为“具装铠”或“马具装”（图2南北朝时马具装示意图）。具装铠有铁质的,也有皮质的,一般由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 保护马胸的“当胸”、 保护躯干的“马身甲”、保护马臀的“搭后”以及竖在尾上的“寄生”6部分组成,使战马除耳、目、口、鼻以及四肢、尾巴外露以外，全身都有铠甲的保护。隋朝以后，重甲骑兵日渐减少，但马铠仍是军队中使用的一种防护装具。在北宋成书的《武经总要》中,绘有整套马甲的图像,包括面帘（附有“半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和搭后5部分，没有“寄生”。 在宋、辽、金之间的战争中，交战各方都使用过装备马铠的骑兵。到明清时期，骑兵的战马一般不再披这种笨重的马甲。
攻守城器械 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为了保护氏族或部落不受侵犯，开始在住地周围构筑围墙、壕沟等防御设施，形成了原始设防城堡。到了奴隶社会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工程技术水平的提高，城堡的构筑日渐牢固，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设防城市。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设防城市的构筑更趋牢固,由夯土城发展到包镶部分砖壁,直到修筑砖城,并出现了羊马城等设施。北宋总结了前代的筑城术，在《武经总要》一书中记载了具有城楼、角楼、弩台、瓮城、城壕及羊马城等设施完备的城防体系。随着设防城堡的不断改进，促使攻城器械随之不断改进和创新。攻城器械的发展，又促使守方有针对性地创制相应的守城器械，因而形成了兵器装备中具有专门用途的攻守城器械系统。中国在春秋以前以车战为主,军事家主张野战速决,认为“攻城则力屈”（《孙子·作战篇》），攻守城器械的发展是有限的。战国时期，攻守城战日趋激烈,攻守城器械已有较大的发展,战国晚期的墨家著作（《墨子》“城守”诸篇）记述有守城和攻城器械。此后，经过汉唐时代的发展，冷兵器阶段的攻守城器械到北宋时已相当完备，《武经总要》一书中，对重型远射兵器、攻城器械和守城器械有如下记述：①重型远射兵器：床弩和□，用以摧毁敌方的防御设施和消灭依托城堡抵抗的敌人，同样也用于守方摧毁敌方的攻城器械和杀伤攻城部队。②攻城器械：用以攀越高墙深壕的器械，其中历史最久的是周朝已出现的登城用的云梯，此外还有跨越壕沟的濠桥、折叠桥，掩护战士抵近城垣的防护棚具□□车，登高侦察城内敌情的巢车、望楼车等。③守城器械：用以毁坏敌方攻城器具和杀伤登城人员。有各种檑木和檑石，用以烧毁云梯等攻城器具的飞炬、猛火油柜等，还有为塞补被敌方摧毁的防御工事用的塞门刀车、木女头等，以及对付火攻用的灭火器械。
云梯中国古代战争中用以攀登城墙的攻城器械。《淮南子·兵略训》许慎注说：“云梯可依云而立，所以瞰敌之城中。”故登高侦察敌情，是云梯的另一功用。
一般认为，云梯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巧匠公输般，《墨子·公输》记载，公输般在春秋末年曾为楚王造云梯攻宋，但其所造云梯的形制现已无考。战国时期的云梯，从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所示图案判断，系由3部分构成：底部装有车轮,可以移动；梯身可上下仰俯，靠人力扛抬,倚架于城墙壁上；梯顶端装有钩状物,用以钩援城缘，并可保护梯首免遭守军的推拒和破坏(图1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中的云梯纹)。 据唐朝杜佑撰《通典》记载,唐朝的云梯比战国时期有很大改进:梯身（主梯）以一定角度固定装置在底盘上；在主梯之外，又增设一具活动的“上城梯”（副梯），其顶端装有一对辘轳,登城时可以沿着城墙壁面上下滑动,谓之“飞云梯”；云梯的底部则“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由于主梯采用了固定式装置，简化了架梯程序,缩短了架梯时间,而活动的上城梯的设计，则大大降低了云梯在接敌前的高度。攻城时只需将主梯停靠城下，然后再在主梯上架设“上城梯”，便可“枕城而上”，从而减少了敌前架梯的危险和艰难，同时又保证云梯在登城前不过早与城缘接近，免遭守军破坏。《旧唐书·浑□传》记载，唐建中四年(783),浑□守卫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时，攻城军曾造“阔数十丈，以巨轮为脚”的云梯，并“施湿毡生牛革,多悬水囊以为障”,“两旁构木为庐，冒以牛革”。说明唐朝中期已开始在云梯底部采用防护设施。
宋朝的云梯结构有了更大的改进。《武经总要·攻城法》记载：“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六轮，上立二梯，各长丈余，中施转轴，四面以生牛皮为***，内以人推进,及城则起飞梯于云梯之上。”（图2《武经总要》中的云梯图）说明宋朝云梯采用了中间以转轴联接的折叠式结构，并在梯底部增添了防护设施。此外，上城梯（副梯）也出现了多种形式：有“飞梯，长二三丈，首贯双轮，欲蚁附则以轮著城推进”；有“竹飞梯，用独竿大竹，两旁施脚涩以登”；有“蹑头飞梯……为两层，上层用独竿竹，中施转轴以起梯，竿首贯双轮，取其附城易起”。（图3飞梯(左)、 竹飞梯（中）、蹑头飞梯（右））这些改进，一方面进一步降低了主梯在接敌前的高度，增加云梯车运动的稳定性，并减少遭受守军破坏的可能；另一方面，又配备了可适应多种复杂条件的上城梯，使登城接敌运动简便迅速。明朝以后，这种笨重的巨大云梯，因无法抵御火器的攻击，遂逐渐废弃。
巢车 中国古代一种设有望楼，用以登高观察敌情的车辆。车上高悬望楼“如鸟之巢”，故名。又名楼车。楼车的名称见于《左传》。公元前 593年，楚军曾强迫俘获的晋使解扬登上楼车,向被围困的宋人劝降。据杜预注,楼车是“车上望橹”，而巢车则是“车上为橹”。按《后汉书·南匈奴传》注，“橹”就是“楼”。《左传》记载，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中,楚共王曾登上巢车观察晋军的动向。当时还有太宰伯州犁随侍，可知此望楼的面积当不会很小。唐朝杜佑撰《通典》记载，巢车的形制是：“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上安辘轳，以绳挽板屋止竿首，以窥城中。板屋方四尺（约1.332米）,高五尺（约1.665米），有十二孔，四方别布。车可进退,环城而行。”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汉时与匈奴作战，曾经制造过一种车辆,“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当即此种可以“环城而行”的巢车。到北宋初，巢车和楼车的形制已有明显不同。宋官方编修的《武经总要·攻城法》中同时收录了巢车与楼车两种，并称楼车为“望楼车”。据其文字及附图所示，巢车的形制同于《通典》（图 1巢车）；而楼车的形制则较为复杂完备。其车体为木质，底部有4轮，车上树望竿,竿上设置望楼，竿下装有转轴，并以6条绳索,分3层、从6面将竿固定,绳索下端则以带环铁橛□入地下(图2望楼车)。这种“望楼车”当是宋朝的形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武经总要》攻守战具中记载的新型纵火器具。火攻战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孙子·火攻篇》就已精辟地阐述了火攻的战术和作用。史载战国时齐国的田单用火牛破燕，三国时吴国的周瑜在赤壁火烧曹军战船等，就是以火攻取胜的著名战例。传统的火攻器具主要是带燃烧油脂的火箭，以弓弩发射；也使用火兽、火禽和火船。这些火攻器具，都取自天然可燃物，易受气候影响，局限性很大。因此，当中国古代的炼丹家们发明了火药后，很快就被军事家应用到战争中。在中国古代，火药的发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汉朝，火药的主要成份硝石、硫黄已被人们当作药物使用。两晋、隋唐时期，炼丹家在实践中已经发现了硝石、硫黄和木炭等混合物的燃烧性能，并采用“伏火法”炼丹。唐宪宗元和三年(808),道家《太上圣祖金丹秘诀》中记载有硝、硫、炭3个组分的配方。至迟到10世纪,已开始用火药来制造纵火器具，并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兵器──火药兵器（简称火器），使传统的火攻战术有了新的发展。北宋初年，出现了用火药制造的火箭、火□等。在《武经总要》中，守城器械部分列举的火药兵器有火□、火药鞭箭、蒺藜火□、霹雳火□等多种，这表明原始的火药兵器是与攻守城战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的火药兵器开始装备军队，宣告了冷兵器时代的结束，从此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步入了新的时代。
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10～19世纪中叶） 北宋初年火器的出现，标志着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开始，经南宋、元、明到清朝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以前，延续约9个世纪。在此期间,随着火药性能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应用，新的威力更大的火器不断被发明创造出来，并在战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到清朝特别是1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火器发展的停滞，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古代火器始终未能完全取代冷兵器，而是火器和冷兵器并用。当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火器和冷兵器所占的比重是大不相同的。冷兵器虽也有一些发展和成就，但它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下降。从整体来说，冷兵器趋于衰落，而火器的不断发明和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兵器发展的主要标志。中国古代火器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早期的火器，火铳的发明和发展，枪炮在外来技术影响下的发展。
早期的火器 从北宋到南宋约3个世纪,是早期火器的创制阶段。这个时期火器已用于战争，并有一定规模，有些火器的储备已是数以万计，在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全局来说，当时大量装备军队起决定作用的兵器还是冷兵器。北宋发明的火药箭、火□类火器，主要是用以纵火的火攻器具，可起烧伤敌人和惊吓敌军人马的作用。南宋发明的铁火□、火枪类火器，已有较大的杀伤和破坏作用。但这两类火器除少数可以手投外，主要是用弓、弩、□等冷兵器来发射和投掷，飞火枪也是把喷火筒和矛枪结合起来使用，都离不开冷兵器。因此，这个时期虽然已经是火器和冷兵器并用，但还是一个以冷兵器为主的时期。
据《宋史·兵志》等史书记载，自开宝三年至咸平五年(970～1002),兵部令史冯继升、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冀州团练使石普等人，先后向朝廷进献火箭、火□、火蒺藜等燃烧性火器。《武经总要》中记载着这些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并列出3种火药配方,这些配方是世界上最早以火药命名并用于军事的配方。这些火器，在北宋时期的战争中经常使用。如靖康元年(1126)，宋军在丞相李纲指挥下，使用火箭、霹雳□同其他冷兵器相结合,打退了金军对汴京(今河南省开封)的进攻。之后,金军也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火器的技术，攻占了汴京城。北宋时期火器的制造已初具规模，在汴京设有广备攻城作，工匠5000余人，下辖10作，其中就有火药作和专门制造火器的火作。元丰七年(1084)二月，从汴京一次调发煦州、河州驻军的火器，就有神臂弓火箭10万支，火药弓箭2万支，火药火□箭2000支，火弹2000枚之多。
南宋时期，火药的性能已有显著的提高，金和南宋都使用了铁壳爆炸性火器“铁火□”。这种□是金人于13世纪初叶首先使用的。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金军在进攻蕲州(今湖北蕲春)时，使用了用生铁铸成、壳厚2寸的铁火□。绍定五年(1232),蒙古军进攻金南京（今开封），士兵在大型活动掩体“牛皮洞子”遮挡下掘城，守城金军用铁索悬吊爆炸威力更大的铁火□“震天雷”，至掘城处爆炸，其声如雷，闻百里外，产生强烈的燃烧和四散飞击的铁壳碎片，毁坏了蒙古军的铁甲和牛皮洞子。景炎二年(1277)，元军攻静江(今广西桂林)，守城宋将在城陷粮绝的情况下,率部下250名点燃一具大铁火□集体殉国。历史上的这些记载，说明铁火□已具有很大的杀伤作用，火药性能已经有较大的提高，火器已从纵火器材发展为直接杀伤、破坏的兵器，这是火器发生飞跃的重要标志。
火枪的出现和演变，表明火器的又一方面的进步。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火枪，是南宋绍兴二年(1132)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使用的长竹杆火枪，以竹为筒，内装火药，临阵点燃，喷射火焰，焚毁了敌人的攻城器械“天桥”。这是最早的管形喷射火器，它能使点燃的火药定向集中喷射火焰。这种技术以后又有了发展。南宋绍定五年(1232)，蒙古军进攻金南京时，守城金军使用的飞火枪，将纸制的火药筒绑缚在矛柄上，近战中既可喷火伤人，又能格斗拼刺。虽然是“飞火”，但在火药中还掺杂着铁滓、磁末等，与火焰同时喷出，也能起一定的杀伤作用。南宋开庆元年(1259)，又进一步创制出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突火枪，以巨竹为枪筒，内安子窠（弹丸），用火药发射。这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长期探索，终于在用人力发射的弓箭和□之后，人类第一次用化学能发射弹丸的成功尝试，也是早期火器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步，为进一步发明金属管形射击火器解决了一个重大技术问题。
铁火□、火枪等火器问世后，很快就在战场上显示出威力，无论是宋军，还是金军、蒙古军，都争相添制。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火器作坊的规模，已远远超过北宋都城汴京的火器作坊；军事重镇江陵府（今湖北江陵），一个月就造一、两千尊铁火□；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在两年三个月内,就制造和添修3～10斤重的铁火□、火弓箭、火弩箭、霹雳□、突火筒等 6.4万件。蒙古军在攻陷宋、金的城池后，特别注意搜罗工匠，为他们制造火箭、火□、火枪等火器。这时的火器虽然在军队装备中还不占主要地位，但在一些战役中，已显示出重要作用。火器已成为军队必不可少的装备。
火铳的发明和发展 这一阶段从元朝到明朝前期，经历了约2个世纪。元朝发明的火铳,是中国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第一代，这已经是用火药发射石弹或铅弹、铁弹，在较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武器。火铳的发明，开始了火器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到明初，火铳除了已形成可以看作是枪、炮雏形的手持铳和大碗口铳两大类以外，还开始发展了大口径的铜炮、铁炮，把火炮制造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时期火铳的大量生产和装备军队,特别是专用火器部队的组建,使作战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冷兵器虽然在军队装备的武器中仍占大多数，但火器的巨大作用，已使它成为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元朝制造的火铳最早开始于何年，目前尚缺乏文献记载。但在南宋后期，由于火药性能已有很大提高，已能以火药为能源用大竹筒发射弹丸，并掌握了铜铁管铸造技术，使元朝具备制造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技术基础。元朝于至元十六年(1279)集中各地工匠于大都(今北京)，利用南宋原有的冶金、火药和兵器制造业的基础，研制新兵器。二十年,又将军器监改为武备监,统一掌管兵器制造。中国现存最早的有铭文的元代火铳，是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至顺三年(1332)的制品。火铳采用青铜铸管，能耐较大膛压，可以装填较多的火药和较重的弹丸,因而大大提高了火器的威力。火铳使用寿命长,能反复装填发射，因此发明不久就成为军队的重要装备。据文献记载，到元末，火铳已被元军和农民起义军广泛使用。《元史·达礼麻识理传》就有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军使用成批火铳作战的记载。
明朝建立(1368)后，除大量生产铜火铳外，还开始铸造铁炮。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明洪武十年(1377)造的3门大铁炮（明初时较大型的铳已开始被称为炮）,其口径、身长和重量都大大超过元代的火铳，身管也成直筒形，代表了明初火炮制造的较高水平。明成祖朱棣取得政权后，进一步增加了造铳的数量和品种，并提高了质量，改进了结构，使之更利于实战。据史书记载，明军已大量装备火铳。洪武十三年(1380)规定，在各地的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10％装备火铳。二十六年,规定水军每艘海运船装备碗口铳4门,火枪20支，火攻箭和神机箭各20支。永乐年间，创建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成为中国最早专用火器的新兵种。明代的城关和要隘，也逐步配备了火铳。洪武二十年(1387)在云南的金齿、楚雄、品甸和澜沧江中道，安置火铳加强守备。永乐十年(1412)和二十年，明成祖下令在北京北部的开平、宣府、大同等处隘口，安装炮架，加设火铳。嘉靖年间，长城沿边要地，几乎都构筑了安置盏口铳和碗口铳的防御设施。火铳的大量使用，标志着火器的威力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它还存在着装填费时，发射速度慢，射击不准确等明显的缺陷，因此只能部分取代冷兵器。在整个军队的装备中，冷兵器还占主要地位。
枪炮在外来技术影响下的发展 这一阶段从明朝后期到清朝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大约经历3个多世纪。这个时期从仿制外来的鸟铳（枪）和佛朗机铳（炮）、红夷炮开始，火器已分为枪、炮两大类各自独立发展，并大量装备步兵和炮兵。随着火炮威力的日益增大，逐渐取代了□和床弩一类冷兵器，成为城堡攻防战的主要兵器。步兵装备的鸟铳（枪），填装弹药慢且不能用以刺杀，因此刀、矛、弓、箭仍然是重要兵器。这种状况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未得到根本改变，这对清朝后期的战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6世纪初叶，随着欧洲殖民者用新式枪炮对外进行掠夺，西方火器及其制造技术先后传入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佛朗机铳、鸟铳和红夷炮。佛朗机铳是葡萄牙人在嘉靖初年入侵中国时，被明军缴获的舰炮。它在构造上与火铳相比，具有身管长、装有瞄准具、使用子铳（预装火药弹丸用）等特点，因而比火铳装填方便、射速较快、射程较远、命中率较高，是当时欧洲流行的一种火炮。明朝依其形式,仿制成大中小5种规格的佛朗机铳，大型的用于舰船和防守城堡营垒，中型的用于随军机动作战，小型的用作单兵武器。
鸟铳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东南沿海剿倭作战中缴获的，原制为欧洲火绳枪。它在构造上与手持火铳相比，具有身管较长、口径较小、装有瞄准具、弯形枪托和火绳枪机发火等特点，因而发射方便、射程较远、命中率较高、侵彻力较强。嘉靖三十七年(1558)，明朝仿制首批鸟铳成功
佛朗机铳和鸟铳的仿制成功，使火器具有较优良的作战性能，因而被明军大量装备。这在戚继光蓟州（今天津市蓟县）练兵时的陆军各营中反映最为明显，以车营和步营为例：
车营
步营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戚继光编练的车、步营,火器的配备已明显增多，使用火器的士兵在人员编制中已达到或超过半数。其中车营是专门的火炮部队，因此轻重火器的配备所占比重就更大。而在步营中，由于鸟铳装填弹药慢和近战中不能刺杀，刀枪弓箭手仍占一半。戚继光很注意火器同冷兵器配合使用,火器手配备长刀,便于近战格斗；冷兵器手配备火箭，以利远射。在基层战斗单位的编制中，也是把火器和冷兵器有机地结合起来，互为短长。在戚继光编著（成书于1571年）的《练兵实纪》中，详细记载着上述各营的编制装备，以及训练士兵使用佛朗机铳、鸟铳进行战斗的要求，反映了戚继光的新式枪炮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思想，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戚家军是明朝后期的精锐部队，其装备情况特别是火器所占比重之大，尚难代表当时明军的全貌。
中国在仿制成功鸟铳后，还不断有所改进。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士桢在《神器谱》中，介绍了掣电铳、迅雷铳、鸟嘴铳、鲁迷铳、鹰扬铳、翼虎铳等十多种各具特色的单兵用枪。其中掣电铳的龙头式枪机安于枪托上，扣动扳机，龙头落于药池，点火完毕，龙头自行弹起，并在枪尾安有防身钢刃；迅雷铳有5管,可轮流发射，提高了射速。崇祯八年(1635)，毕懋康在《军器图说》中介绍了自生火铳，改鸟铳的火绳点火为燧石发火，克服了火绳怕风雨的缺点，是中国鸟铳发火装置的重大改进。但上述火器，均未见大批生产和装备军队。
佛朗机铳作为一种火炮，比较轻便，适于在运动中使用；但口径较小，威力不大。万历年间，后金军与明军在中国东北的战争日益激烈，多为攻守城战，佛朗机铳威力不足的弱点暴露出来。明政府为寻求威力更大的火炮，命大学士徐光启购买和仿制欧洲新式大口径火炮，当时称为“红夷炮”。据《明史·兵志》记载，红夷炮长2丈余（约合6米），重者至3000斤（约合1800千克），“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现存实物,炮身长多为2～3米，口径多为100毫米以上，比佛朗机铳口径大、管壁厚、炮身长，成为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明军配备红夷炮后，在同后金军的作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天启六年(1626)，明将袁崇焕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多次以红夷炮击退后金军的进攻，取得了守城战的胜利。崇祯十二年至十五年(1639～1642)，明军与清军在松山（今辽宁锦州南）、锦州之战中，双方用巨炮对轰，展开激烈炮战。与此同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已装备大型火炮，如进攻开封时,除用大量火药轰塌城墙外,也用火炮轰击城垣，掩护士兵攻取坚城。
从元朝到明朝，在枪、炮获得重要发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火器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些丰硕成果在明朝后期的《兵录》、《武备志》、《金汤借箸十二筹》等兵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仅《武备志》就记载了火药、火炮、火铳、火箭、火牌、喷筒、火□、火兽、火器战车、水战火器、地雷等类火器共200多种,并绘有大量附图。在火药配制方面，明代后期除吸收外来火药配方的特点而制成更适合新式枪炮用的发射药外，还配制了各种专用的火药，如引药、炸药、信号药、发烟药、致毒药等，丰富了宋元以来的火药品种。在喷筒和抛射火器方面，提高了燃烧、致毒、发烟、遮障等作战功能。利用火药反冲力推进的火箭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单级火箭、二级火箭、多发齐射火箭、有翼火箭等。在爆炸性火器方面，有炸弹类、地雷类、水雷类共十几种，一般用于投掷、事先埋设或沉放于水陆通衢，其引爆方式除直接点火外，已发展为拉发、绊发、触发或机械式钢轮发火。这些火器都以各自的特点，在作战中同枪炮一起发挥杀伤和破坏作用。
清朝以后，中国火器的发展逐渐由缓慢而至于停滞。清初由于战事的需要，尚重视火器制造，重型火器以火炮为主，轻型火器以鸟枪为主。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从康熙十三年到六十年(1674～1721)，清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约900门,但炮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并无大的改进。如康熙十五年(1676)铸造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仍属红夷炮型，大者口径达110毫米，全长248厘米，重1000千克，可发射 4千克重的铁弹。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时，曾使用了这种火炮。鸟枪的种类较多,其中少数采用了燧石枪机,多数仍用火绳枪机。康熙年间，戴梓曾制出燧发连珠铳和蟠肠鸟枪，对鸟枪的结构有较大改进，但未被广泛使用。至于部队配置火器的状况，与明末大致相同。康熙三十年(1691)，在满蒙八旗中设立火器营，抽调5000多人专门训练使用鸟枪。雍正五年至十年(1727～1732)，先后规定绿营的火器配备，鸟枪兵一般占40～50％，加上约占10％的炮兵，火器手约占60％左右。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开始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火器的制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时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清政府由于腐败的统治和严重的保守思想，根本不重视火器的发展，很少再造火器。对外又妄自尊大，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外国先进的火器及其制造技术也未能在中国传播。因而中国火器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才匆忙下令在沿海各地制造火炮，加强海防，但是仍然抵挡不住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纵观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历经数千年而自成体系，这绝不是偶然的。它经历了石兵器、青铜兵器、铁兵器、火器等漫长的历史过程，创造出适用于步战、车战、骑战、水战、攻守城战等种类繁多的兵器，而其发展进程又一脉相承，各具特色。如冷兵器中的戈、矛、戟和弓弩、床弩等，都经历了长期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冷兵器时代的火攻战术，促使中国古代炼丹家们发明的火药，很快应用于军事，并发展成为北宋的火器。南宋的火枪发展成为元代的铜火铳，铜火铳又很快发展成为明初的大铁炮。从而使中国古代兵器形成鲜明独特的风格，成为世界兵器史上极为重要的体系之一。中国古代兵器的成就，对世界兵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火药和火器的发明，促使世界军事技术发生了一次革命，为近代枪、炮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中国古代兵器的成就，是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先进的技术成就，如冶铸青铜合金的技术、百炼钢技术，火药的发明等，都是首先或大量地应用于军事，促使中国古代兵器不断创新，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但当西方国家经过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各种新技术，把中国古代发明的火器发展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打倒封建主的有力武器的时候，中国却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的缓慢带来的科学技术发展的缓慢，使中国的火器落后于西方。
火铳
↑元代致顺三年铜火铳
中国元代及明代前期金属管状射击火器。由前膛、药室和尾[上“巩”下“金”]组成。使用时点燃由药室引出的药线，引燃药室内的火药，借助火药燃气的爆发力将预装入前膛内的石弹或铁弹射出，杀伤敌人。火铳是中国元古代第一代金属管状射击火器，以铜和铁铸造，至迟出现于元代（约公元14世纪初），后普遍用于海战和陆战。战时使用的火铳有：单管手铳、多管三眼铳、五排铳、七星铳、十眼铳和大口径碗口铳（口径为100-120毫米）等。
佛朗机
↑明朝佛朗机（上为子铳，下为母铳）
中国明代中期火炮。由母铳和子铳构成。母铳身管细长，口径较小，铳身配有准星、照门，能对远距离目标进行瞄准射击。铳身两侧有炮耳，可将铳身置于支架上，能俯仰调整射击角度。铳身后部较粗，开有长形孔槽，用以装填子铳。子铳类似小火铳，每一母铳备有5至9个子铳，可预先装填好弹药备用，战斗时轮流装入母铳发射，因而提高了发射速度。佛朗机为欧洲发明，明嘉靖元年（1522年）由葡萄牙传入中国，按其国名称为“佛朗机”。嘉靖三年（1524年），明廷仿制成功第一批32门佛朗机，每门重约300斤，母铳长2.85尺，配有4个子铳。之后，明廷又陆续仿制出大小型号不同的各式佛朗机，装备北方及沿海军队。
鸟铳
↑《神器谱》中的鲁密鸟铳
中国明朝后期对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统称。由枪管、火药池、枪机、准星、枪柄等组成。使用时通过预燃的火绳扣动枪机，带动火绳点燃火药池内压实的火药，借助火药燃气的爆发力将枪管内铅弹射出，杀伤敌人。鸟铳为欧洲发明，明嘉靖年间由鲁密（今译鲁姆，位于今土耳其）传入中国，明廷遂仿制。最初仿制的鸟铳为前装、滑膛、火绳枪机，为近代步枪雏形。口径约为9-13毫米，枪管长1-1.5米，全枪长1.3-2米，重2-4千克。弹重3-11克，射程150-300米，曾为明、清军队的主要轻型火器装备之一。
战车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
中国古代用于战斗的马车。一般为独辀（辕）、两轮、方形车舆（车箱），驾四匹马或两匹马。车上有甲士三人，中间一人为驱车手，左右两人负责搏杀。 其种类很多，有轻车、冲车和戊车等。战车最早在夏王启指挥的甘之战中使用。以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车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到春秋时出现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到了汉代，随着骑兵的兴起，战车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了一前一后纵置的两辆大型彩绘铜车。前面的一号车为双轮、单辕结构，前驾四马，车舆为横长方形，宽126厘米，进深70厘米，前面与两侧有车栏，后面留门以备上下。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其名叫立车，又叫戎车、高车，乘车时立于车上。
中国叫飞镖，传到日本后叫手里剑，虽然绝少没有人只用暗器跟人对决，
而且毕竟是一种依靠手劲发挥威力的武器，射程近，而且难以贯穿盔甲，在短火枪大量装备之后，它便失去了发挥余地，逐渐被冷落了，但怎么说也是一种重要的古代兵器。
一种软兵器，分为单流星和双流星。单流星绳索长约一丈五尺，绳端有一小铜锤，形似甜瓜，大如鸭卵，舞动起来如飞龙穿雾、彩凤撩云，有时把绳缠绕到自己身上后，猛然一抖，锤则一窜而出，其快如飞，有如天上流星。双流星绳长约五尺，两端各有一小铜锤，是一种较难练的兵器，舞到急处，如疾风骤雨，刻不能停，故有“如插翅飞虎，似过海蛟龙”之说。此物法虽简单，用之者非功力充足不可；古人云：断钢易、而断水难，用硬器只须力足以举其器，即可指挥如意；用軮器者须贯其力，使軮者亦变如钢条，然后始可以临敌，故軮鞭流星锤等之不易习也。习軮器者，须能将两臂之力，运入其械，此则非精于軮功者不能也。绵绳套索为器中之尤軮者，较诸軮鞭流星锤为更难。
双流星绳长约五尺，两端各有一小铜锤，是一种较难练的兵器，舞到急处，如疾风骤雨，刻不能停，故有“如插翅飞虎，似过海蛟龙”之说。
锤、狼牙棒：这是一类打兵器，目的是重击，而不是砍刺，最早是棍，后来出现了靠特有的“杠杆作用”而使威力大增的武器，这类棍棒的特点是，打击部分重量远远超过手握部分的重量，并选用硬质材料制造而成。锤、狼牙棒之类就是其典型代表。
锏为短兵之一，方形有四棱，连把约长四尺，因形似简故名。锏无刃，每距六七寸有节者，名竹节锏；自把至端，完全平直者，名方棱锏；盖以形之不同而变更其名也。考锏之由来，与剑为同时；至二十四法之出，则在秦汉以后，创自何人，亦不复可考；惟以短兵利于步战之故，后人多有习之者，即今南北拳家，类能娴之；亦正如单刀軮鞭之携带便利，可随身防护也。惟锏无单用，法重双行，故后人有雌雄锏鸳鸯锏等名，亦矜奇胘异，增减原有之二十四法，而另立门户者；然终脱不了此母法也。且有用长兵之人，而藏锏腰间，以防不测者；是则锏为短兵而兼为暗器矣，此大都皆后人之自作聪明，立伪欺人，不可为训也；世之学武者，宜遵古法行之，庶不至多所皆谬。
铁鞭为六角形，铁锏为四楞形「大小短长，随人力所胜用之。」鞭、锏都属短兵器，因为二者形制相似，所以历代都把鞭、锏相提并论。宋《武经总要》：「铁鞭、铁锏二色，鞭，其形大小长短，随人力所胜用之。有人作四棱者，谓之铁锏，谓方棱似形，皆鞭类也。」明《武备志》亦同。
清王《兵仗记》说：「与剑相类者为铁锏，无刃起四棱，言方棱似也；有与为类者为铁鞭，纯铁为之，状如竹根节也。鞭、锏大小长短，各随力所胜用之。」由以上历史专著，我们可以了解，鞭形戕如竹根节，而状为四棱体，二者长短因人而异，以力量大小而权衡。
鞭与锏历代视之为杂兵，因为在短兵器中不及刀、剑用之广，除双鞭双锏外，多配於其他兵器作战，尤其和长兵为伍来使用。
唐初的战将秦琼善使双锏
清代雕花双锏
相似的有硬鞭和尺
钩
钩，古兵器之一。由戈演变而成。春秋时期，钩与戈，戟并用之。据《汉书*韩延寿传》载：“延寿又取官铜物，侯月蚀铸作刀，剑，钩。”颜师古注：”钩，亦兵器也，用法有钩，缕，掏，带，托，挑，刺，刨，挂，推，架等。演练时起伏吞吐如浪式。
十八般兵器”
“十八般兵器”之称是从“十八般武艺”一词演化而来。“十八般武艺”始见于南宋华岳编的兵书《翠微北征录》，华岳曾中过武状元。此书编成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他在书中自称“臣闻”，可见“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实际上还要早。可惜宋代的兵书多毁于兵燹，今传者寥寥无几，“十八般武艺”的原始出处和内涵今天已无从查考。谢肇浙《五杂俎》中对“十八般武艺”的具体内容作了记述：“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把、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前十七种都是兵器的名称，第十八般名目“白打”，就是“徒手拳术”。
《水浒传》写到的十八样是：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扒。还有谓十八般武艺是指九长九短：九长是枪、戟、棍、钺、叉、钅党、钩、槊、环；九短是刀、剑、拐、斧、鞭、锏、锤、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