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刚出版的《破解红楼梦成书之谜》正在热销中，此本是可以改变“红学”研究大方向的，有一系列重大的发现，可以彻底改变中国的“红学史”：
《红楼梦》不但有大观园的描写，还有很多戏曲内容，此书简直就是一个戏典的宝典，作者很有可能是个戏曲的专业人事。郑锦燕《昆曲与明清江南文人生活》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明清江南士人造园风气盛行，很多园林里都有戏台，时常进行昆曲演出演唱活动。如苏州留园东部庭院中，民国初年还有小戏台，至今门上还留有“东山丝竹”四字的砖刻，清代苏州园林怡园中，还专筑“石听琴室”，仿佛连太湖石都会侧耳聆听美妙的昆腔笛韵。园林里欣赏昆曲，成为文人们生活享受的一部分，是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享受。
明中叶后，随着昆剧的兴盛，家庭昆班逐渐普及于官僚士大夫、商贾豪富之家。家庭戏班，也称“家乐”。正如明陈龙正所说：“每见士大夫居家无乐事，搜买儿童，教习讴歌，称为‘家乐’。《红楼梦》中，贾府修建的大观园中，就有一个戏班，小说第二十三回就写到林黛玉在梨香院门墙外听到家班排练演唱的昆曲《牡丹亭》中的唱段，“姹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井颓垣”“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细腻的唱词，缠绵的唱腔，深深地打动了她，黛玉听戏的审美心理反应依次为：“感慨缠绵”、“心动神摇”、“如醉如痴”，最后，“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
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家班班主都拥有私家园林，一些文人士大夫，包括昆腔传奇作家、评论家，在筑园的同时也蓄养家班家乐。如传奇《绣襦记》作者明代徐霖（1462-1538）位于南京的快园。明弘治年间，徐霖开辟了快园。其《墓志铭》记其生平及爱好云：“（霖)性好游观声伎之乐，筑快园于城东，广数十亩。其中台池馆阁之盛，委曲有幽况，卉木四时不绝。善制小令，得周美成、秦少游之诀；又能自度曲，棋酒之次，命伶童侍女传其新声，盖无日不畅如也。”明武宗南巡，曾于其家园林中欢宴、游乐，“尝夜过其家，从容欢宴，四更乃罢。”“武宗幸其家，钓鱼于园池，得一金鱼，宦官高价争买之”。嘉靖年间，徐霖七十岁时候举办了有乐妓参加盛况空前的寿庆：“子仁七十时，于快园丽藻堂开宴。妓女百人，称觞上寿，缠头皆美之诒者。”
清代戏曲作家、文学家乔莱（1642-1694），罢官返乡后，筑别业于扬州宝应城东，名纵棹园。“纵棹园歌台，在竹深荷净之堂北，池水中央。”乔莱流连诗酒声乐，著有传奇《耆英会记》一种。其友查慎行赠诗：“新词谱出绕梁音，消得君王便赐金。”“部中有管六郎，色艺擅一时。公殁后入都，公卿争罗致之。”这里面提到的是康熙二十八年年康熙南巡时，乔莱曾献家乐，名优管六郎御前供奉，深得皇帝欣赏，赐以银项圈，从此其家班取名为“赐金班”。
园林成为昆曲创作、搬演，戏曲家之间互相交流的场所。汤显祖《牡丹亭》创制不久，就曾在南京佳色亭搬演。明潘之恒《赠吴亦史》中提到：“汤临川所撰《牡丹亭还魂记》初行，丹阳人吴太乙携一生来留都，名曰亦史，年方十三，邀至曲中，同允兆、晋叔诸人坐佳色亭观演此剧。”再如，清代扬州棣园虽然不是文人的园林，但是成为许多昆山腔作家及文人进行赏戏、评戏的观演交流场所。清嘉庆年间，扬州盐商总商之一的包松溪的棣园建有戏剧舞台，家有专业昆班及专用戏箱，以演唱昆曲为主。除演唱现成的昆曲剧目外，有些昆山腔作家每成一折或新改一本，必向包氏借台试演。一时名士常至园中观赏新戏，并对新戏的情节、音律、声韵、扮相、身段、技巧、服装、道具、伴奏等提出意见，剧作家往往据此加以订正。
园林作为昆曲演唱场所，其婉约美好的环境，与昆曲缠绵蕴藉的风格相呼应。明高应冕《张泽山池亭观伎》，记录了明嘉靖年间在松江张泽镇一处私家园林的池亭里观看歌伎戏曲演出的情形：“花聚芙蓉沼，秋生绿野堂。征歌疑洛浦，选客似高唐。远树收残雨，疏帘上夕阳。彩云飞不去，醉舞过横塘。”明胡应麟也记下了夜间于罗生池馆中看《浣纱记》演出的场景。“纤腰呈楚舞，稚齿发吴歌。” 浓妆艳抹的艺人载歌载舞，院落里好像都飘落着一层脂粉和红雾，楼台里面灯光犹如银河降落人间：“院落飘红雾，楼台驻绛河。”“兴移金谷树，春满玉台花。”此外，从物理学角度来说，借水面反射，可以增加音乐的共鸣。《红楼梦》里的贾母于此很是内行，一次过节，在决定演出地点时她说：“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江南园林中多见临水亭阁，在其立基时多少考虑到了唱曲因素，如网师园的濯缨水阁、扬州寄啸山庄池中方亭等均兼具有演戏功能。另外，造园家在设计园林厅堂时，往往也考虑到唱曲功用，如苏州拙政园的卅六鸳鸯厅，就采用了连续四卷的拱形状卷篷作为厅堂顶棚，不仅具有遮掩顶上梁架的美观功能，而且能利用其弧形来反射声音，增加演奏的表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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