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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辨证治万病 方证对应最尖端(二)
本文转载自品味伤寒论《六经辨证治万病 方证对应最尖端(二)》
 

有幸于继承  认识胡希恕经方学术

我于1967年开始跟胡希恕老师学习,刚开始跟其抄方的时候就感到特别奇怪,胡老一上午诊治30多名患者,每次四诊完后胡老皆谓:“此患者为某某方证”、“此患者为某某方证合某某方证”……因为我熟悉了用教材所讲的脏腑经络辨证,而似乎胡老不用这些常规的辨证方法,跟别的老师不一样。故我好奇而大胆地问:“胡老你怎么不辨证论治啊?”胡老笑着说:“怎么不辨证论治啊?等我慢慢给你讲吧!”于是胡老就利用星期六、星期天的休息时间为我和其他几位学生讲课,先讲《伤寒论》的辨证施治概念,然后讲方证的应用,当时因为是业余讲课,大家有空就去,没空就间断了。那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运动非常多,有时候听几天就间断了,只好匆匆忙忙抄录胡老的笔记,以便前后讲课内容能够串连在一起。虽然胡老所讲的内容当时未能全部消化,但我听过之后就立刻受到胡老学术观点的影响,跟诊虽然不到三个月,但感到收获颇大。三个月以后,我参加了医疗队,住在北京延庆县棒水峪,经常巡诊到西拨子、石峡各村。在那里应用胡老讲过的方证概念,临床治病,小试牛刀,就感到了经方的有效和神奇。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出诊看一个11岁的小姑娘,高烧、恶心呕吐、胃脘疼、卧炕不起,西药用抗菌素等治疗不效。我一看像是大柴胡汤证,那时也并无多大把握,但反复思考后,确信就是大柴胡汤证,即大胆开一剂。第二天,我们去巡诊,一敲门,当当当!小姑娘跑出来了,“我好啦!”小姑娘面带笑容,我真是喜出望外。过几天,我又治疗一位60多岁的老农,他患有尿潴留,前面的几个医生连续导尿,总保留着导尿管,让这位老农民深感不便。我看了以后,按照胡老的思路,辨认是五苓散证。于是,我就给他开了五苓散,结果二剂见效。当时的农民无钱买药,为了节省用药,我骑着自行车跑到五里地之外的西拨子,把五苓散的中药压成面,这样,比汤剂疗效好而省钱。结果,五苓散的药面没没吃完,这位老农民的尿潴留病就好了,导尿管也就拔掉了,再也不需要导尿了。那时候,我在惊喜之余,特意给胡老写了一封信(唯一的一封信),说老师讲的方证经验在临床上非常好使。

以前我在临床上都是用脏腑辨证,我跟随方药中老师实习的时间最长,非常熟悉脏腑辨证。后来,自从我跟胡老学习后,就大多用经方六经辨证了。由于当时的工作关系,我没有机会系统地听胡老再讲。大概过了十年,我才开始又听胡老讲课。那时我担任教学工作,教材不断地改革、改编。我负责中医内科的呼吸系统,如咳嗽、喘、感冒等。传统的教科书,一般把感冒分为风寒、风热、暑湿等证型,而我在编写教材的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开始受到胡老学术思想的影响,就有意识地把六经的方证,或者六经辨证的内容加进去,并开始在临床教学上应用经方。但是,坦率地说,这个时侯自己体会并不深透,加之还有其他繁多的任务、工作,我没有专心精学《伤寒论》。

直到1978年,胡老又开始系统讲课了,我于是有机会系统听讲。当时,我看到胡老身体已经不太好了。那时,恰巧日本友人提供了一台当时还很罕见的录音机,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给胡老的这次系统讲课做了全程录音。很多学者曾经感慨:幸亏有这个录音,让伤寒界人士能够有机会仔细学习胡老研究伤寒的学术思想。那时候,因为胡老的学术观点和“正统派”有较大差异,所以,胡老的论文、论著在当时出版起来非常困难,以至于胡老的一篇论文写完后,某杂志编辑硬要胡老附上“西医式”的对照组的数字统计,否则就不予刊发。而学术专著的发表更是比登天还难。胡老生前仅仅正式发表过一篇论文,说实话,这既有胡老严谨认真,不愿轻易发表论文、论著的原因,也有当时的学术环境、出版环境,无法给胡老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有关。后者的原因,除了胡老身边的学生几乎无人知晓。但胡老对此并不气馁,抓建一切业余时间给学生们讲课,以便传播经方学术思想。当时,我就想到要把老师的学术成果记录、出版,于是,我就工工整整地把胡老的讲课笔记抄于稿纸,胡老讲课的内容,原本原样地记录、整理出来,等待出版的机会,让后人学习、研讨。但是,我曾经联系过很多家出版社,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出版社能够出版。所幸的是,在这个时期,我整理发表了几篇胡老的学术经验论文,如“黄汗刍议”、“胡希恕老中医治疗肝炎经验”、“胡希恕老中医治疗哮喘经验”等,发表在几家刊物上。

入室潜心学,切磋探讨经方之理

我系统总结胡老的学术思想,重点放在整理他的讲课笔记,整理抄方记录,书稿整理出来了,由于各种原因十多年间未能出版,胡希恕先生的学术观价值几何,胡老只是一位经方临床家,还是一代经方思想家?说实话,我也是心里无底,毕竟,当时中医界无人作出任何评价。等了十几年之后,这才在1994年出版了《经方传真——胡希恕经方理论与实践》。《经方传真》出版二年后,不断有经方爱好者前来切磋,中医界开始渐渐认识到胡老的学术观点。前来学习的读者,有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临床中医师、进修医师,还有不少港、澳、台学生和韩、日、法等留学生,他(她)们对经方的热爱、对学术的追求,给了我很大鼓励。我越来越感受到,他(她)们是经方的传承者,是未来新一代的“张仲景”。有一位广州的博士生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问到:《伤寒论》第28条到底是去桂还是去芍?我当时按胡老的注解回答,即认同《医宗金鉴》的观点。但事后仔细再读原文,联系到胡老有关“外邪内饮”的论述及“津液与六经病变关系”的论述,认为去桂较为合理。这算是我开始在继承胡老的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开始独立思考认识经方学术体系。我还从皇甫谧“张仲景论广汤液”体会到《伤寒论》成书的含义。到20世纪末,系统总结胡老的学术著作得以陆续出版。在整理这些著作的过程,我在临床上反复地用,反复体会原文,对经方理解更加深刻,对经方有了比较明确的个人见解。刚出版第一部书《经方传真》的时候,那时自己的独立体会还不太深,而等到第三部书《中国汤液经方》出版的时候,我就有了自己较坚定的看法,认识到《伤寒论》属于中医独特的经方理论体系。

胡老对《伤寒论》的研究,是有一个过程的,他费尽一生心血研究经方,他的笔记翻来覆去地修改,几乎无穷无尽。胡老研究《伤寒论》用的是什么方法?说起来既复杂又简单,即重视“原始条文”的研究,其学术观点皆来源于《伤寒论》的原始条文,一条一条地认识,反反复复地认识。在不同的时期,胡老可能对有些条文有不同的认识,甚至差异较大。但通过临床的探索,逐渐又将差异落实到殊途同归的“唯一性”上。对于《伤寒》、《金匮》的每一条条文,他总是翻来覆去的思考,结合临床进行验证。对每个方证,胡老都进行前后对照、系统研究,即胡老自谓的“始终理会”的不二法门,用这种方法来认识《伤寒论》、经方的原旨、经方的理论体系。最后胡老得出了不同于“以《内经》释《伤寒》”的论断:《伤寒论》的六经是来自八纲,《伤寒论》的六经是八纲概念,而不是经络脏腑概念,

我对经方、对胡老的学术思想的认识并不是“当下顿悟”,而是有个过程。我曾对胡老的一个做法感到困惑:胡老在写“辨证论治概要”时,列那么多的原文,让人感到有些啰嗦,太多了,干嘛列那么多的原文啊?后来,自己才逐渐认识到,胡老写这些原文不是随便列的,他是想通过这些原文、条文来说明:六经是怎么来的?比如,为什么太阳病会是表阳证?此外,胡老研究经方的另一方法是研究类证,即把有关方证都列在一起,通过类比来认识一个方证。他不是只据一个条文,而是根据全部相关的条文来研究,做到理论忠实于原文、反映全书内容。

学中医要继承和弘扬,首先是继承。怎样继承呢?那就是必须吃透原文。原文,你得读懂,不是说孤立读懂一条原文,而是要读懂相关的全部原文,这才算是真正读懂。比如对于“伤寒”来说,许多人不认真读原文,而是跟着注家走,跟着名人走。王叔和、成无己、张志聪等这些人,他们以《内经》、《难经》来解释《伤寒杂病论》,认为“伤寒,是伤于寒;中风,是伤于风。”其实,如果细读伤寒在病论中的全部“伤寒”条文,会发现:整部《伤寒杂病论》中,许多包含“伤寒”两字的条文,并不是这种涵义。胡老解读“伤寒”二字,不受以往注家的影响,而是反复精读原文,前后对照读原文。伤寒的概念在《伤寒论》的原旨是什么呢?从《伤寒论》第3条可以发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这一条,并没说伤寒是伤于寒,论中所出现的伤寒概念,皆同于这一条,皆是症状反应概念,而不是“伤于寒”的概念。胡老明确指出:伤寒是症状表现、反应,是八纲概念,不是病因概念。

胡老不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思想,而且留下了更为珍贵的研究经方的方法,指导我们继续探讨经方临床应用,近期我主编的《经方用药初探》即承继其“以方证类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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