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于继承 认识胡希恕经方学术
我于1967年开始跟胡希恕老师学习，刚开始跟其抄方的时候就感到特别奇怪，胡老一上午诊治30多名患者，每次四诊完后胡老皆谓：“此患者为某某方证”、“此患者为某某方证合某某方证”……因为我熟悉了用教材所讲的脏腑经络辨证，而似乎胡老不用这些常规的辨证方法，跟别的老师不一样。故我好奇而大胆地问：“胡老你怎么不辨证论治啊？”胡老笑着说：“怎么不辨证论治啊？等我慢慢给你讲吧！”于是胡老就利用星期六、星期天的休息时间为我和其他几位学生讲课，先讲《伤寒论》的辨证施治概念，然后讲方证的应用，当时因为是业余讲课，大家有空就去，没空就间断了。那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运动非常多，有时候听几天就间断了，只好匆匆忙忙抄录胡老的笔记，以便前后讲课内容能够串连在一起。虽然胡老所讲的内容当时未能全部消化，但我听过之后就立刻受到胡老学术观点的影响，跟诊虽然不到三个月，但感到收获颇大。三个月以后，我参加了医疗队，住在北京延庆县棒水峪，经常巡诊到西拨子、石峡各村。在那里应用胡老讲过的方证概念，临床治病，小试牛刀，就感到了经方的有效和神奇。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出诊看一个11岁的小姑娘，高烧、恶心呕吐、胃脘疼、卧炕不起，西药用抗菌素等治疗不效。我一看像是大柴胡汤证，那时也并无多大把握，但反复思考后，确信就是大柴胡汤证，即大胆开一剂。第二天，我们去巡诊，一敲门，当当当！小姑娘跑出来了，“我好啦！”小姑娘面带笑容，我真是喜出望外。过几天，我又治疗一位60多岁的老农，他患有尿潴留，前面的几个医生连续导尿，总保留着导尿管，让这位老农民深感不便。我看了以后，按照胡老的思路，辨认是五苓散证。于是，我就给他开了五苓散，结果二剂见效。当时的农民无钱买药，为了节省用药，我骑着自行车跑到五里地之外的西拨子，把五苓散的中药压成面，这样，比汤剂疗效好而省钱。结果，五苓散的药面没没吃完，这位老农民的尿潴留病就好了，导尿管也就拔掉了，再也不需要导尿了。那时候，我在惊喜之余，特意给胡老写了一封信(唯一的一封信)，说老师讲的方证经验在临床上非常好使。
以前我在临床上都是用脏腑辨证，我跟随方药中老师实习的时间最长，非常熟悉脏腑辨证。后来，自从我跟胡老学习后，就大多用经方六经辨证了。由于当时的工作关系，我没有机会系统地听胡老再讲。大概过了十年，我才开始又听胡老讲课。那时我担任教学工作，教材不断地改革、改编。我负责中医内科的呼吸系统，如咳嗽、喘、感冒等。传统的教科书，一般把感冒分为风寒、风热、暑湿等证型，而我在编写教材的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开始受到胡老学术思想的影响，就有意识地把六经的方证，或者六经辨证的内容加进去，并开始在临床教学上应用经方。但是，坦率地说，这个时侯自己体会并不深透，加之还有其他繁多的任务、工作，我没有专心精学《伤寒论》。
直到1978年，胡老又开始系统讲课了，我于是有机会系统听讲。当时，我看到胡老身体已经不太好了。那时，恰巧日本友人提供了一台当时还很罕见的录音机，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给胡老的这次系统讲课做了全程录音。很多学者曾经感慨：幸亏有这个录音，让伤寒界人士能够有机会仔细学习胡老研究伤寒的学术思想。那时候，因为胡老的学术观点和“正统派”有较大差异，所以，胡老的论文、论著在当时出版起来非常困难，以至于胡老的一篇论文写完后，某杂志编辑硬要胡老附上“西医式”的对照组的数字统计，否则就不予刊发。而学术专著的发表更是比登天还难。胡老生前仅仅正式发表过一篇论文，说实话，这既有胡老严谨认真，不愿轻易发表论文、论著的原因，也有当时的学术环境、出版环境，无法给胡老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有关。后者的原因，除了胡老身边的学生几乎无人知晓。但胡老对此并不气馁，抓建一切业余时间给学生们讲课，以便传播经方学术思想。当时，我就想到要把老师的学术成果记录、出版，于是，我就工工整整地把胡老的讲课笔记抄于稿纸，胡老讲课的内容，原本原样地记录、整理出来，等待出版的机会，让后人学习、研讨。但是，我曾经联系过很多家出版社，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出版社能够出版。所幸的是，在这个时期，我整理发表了几篇胡老的学术经验论文，如“黄汗刍议”、“胡希恕老中医治疗肝炎经验”、“胡希恕老中医治疗哮喘经验”等，发表在几家刊物上。
入室潜心学，切磋探讨经方之理
我系统总结胡老的学术思想，重点放在整理他的讲课笔记，整理抄方记录，书稿整理出来了，由于各种原因十多年间未能出版，胡希恕先生的学术观价值几何，胡老只是一位经方临床家，还是一代经方思想家？说实话，我也是心里无底，毕竟，当时中医界无人作出任何评价。等了十几年之后，这才在1994年出版了《经方传真——胡希恕经方理论与实践》。《经方传真》出版二年后，不断有经方爱好者前来切磋，中医界开始渐渐认识到胡老的学术观点。前来学习的读者，有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临床中医师、进修医师，还有不少港、澳、台学生和韩、日、法等留学生，他(她)们对经方的热爱、对学术的追求，给了我很大鼓励。我越来越感受到，他(她)们是经方的传承者，是未来新一代的“张仲景”。有一位广州的博士生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问到：《伤寒论》第28条到底是去桂还是去芍？我当时按胡老的注解回答，即认同《医宗金鉴》的观点。但事后仔细再读原文，联系到胡老有关“外邪内饮”的论述及“津液与六经病变关系”的论述，认为去桂较为合理。这算是我开始在继承胡老的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开始独立思考认识经方学术体系。我还从皇甫谧“张仲景论广汤液”体会到《伤寒论》成书的含义。到20世纪末，系统总结胡老的学术著作得以陆续出版。在整理这些著作的过程，我在临床上反复地用，反复体会原文，对经方理解更加深刻，对经方有了比较明确的个人见解。刚出版第一部书《经方传真》的时候，那时自己的独立体会还不太深，而等到第三部书《中国汤液经方》出版的时候，我就有了自己较坚定的看法，认识到《伤寒论》属于中医独特的经方理论体系。
胡老对《伤寒论》的研究，是有一个过程的，他费尽一生心血研究经方，他的笔记翻来覆去地修改，几乎无穷无尽。胡老研究《伤寒论》用的是什么方法？说起来既复杂又简单，即重视“原始条文”的研究，其学术观点皆来源于《伤寒论》的原始条文，一条一条地认识，反反复复地认识。在不同的时期，胡老可能对有些条文有不同的认识，甚至差异较大。但通过临床的探索，逐渐又将差异落实到殊途同归的“唯一性”上。对于《伤寒》、《金匮》的每一条条文，他总是翻来覆去的思考，结合临床进行验证。对每个方证，胡老都进行前后对照、系统研究，即胡老自谓的“始终理会”的不二法门，用这种方法来认识《伤寒论》、经方的原旨、经方的理论体系。最后胡老得出了不同于“以《内经》释《伤寒》”的论断：《伤寒论》的六经是来自八纲，《伤寒论》的六经是八纲概念，而不是经络脏腑概念，
我对经方、对胡老的学术思想的认识并不是“当下顿悟”，而是有个过程。我曾对胡老的一个做法感到困惑：胡老在写“辨证论治概要”时，列那么多的原文，让人感到有些啰嗦，太多了，干嘛列那么多的原文啊？后来，自己才逐渐认识到，胡老写这些原文不是随便列的，他是想通过这些原文、条文来说明：六经是怎么来的？比如，为什么太阳病会是表阳证？此外，胡老研究经方的另一方法是研究类证，即把有关方证都列在一起，通过类比来认识一个方证。他不是只据一个条文，而是根据全部相关的条文来研究，做到理论忠实于原文、反映全书内容。
学中医要继承和弘扬，首先是继承。怎样继承呢？那就是必须吃透原文。原文，你得读懂，不是说孤立读懂一条原文，而是要读懂相关的全部原文，这才算是真正读懂。比如对于“伤寒”来说，许多人不认真读原文，而是跟着注家走，跟着名人走。王叔和、成无己、张志聪等这些人，他们以《内经》、《难经》来解释《伤寒杂病论》，认为“伤寒，是伤于寒；中风，是伤于风。”其实，如果细读伤寒在病论中的全部“伤寒”条文，会发现：整部《伤寒杂病论》中，许多包含“伤寒”两字的条文，并不是这种涵义。胡老解读“伤寒”二字，不受以往注家的影响，而是反复精读原文，前后对照读原文。伤寒的概念在《伤寒论》的原旨是什么呢？从《伤寒论》第3条可以发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这一条，并没说伤寒是伤于寒，论中所出现的伤寒概念，皆同于这一条，皆是症状反应概念，而不是“伤于寒”的概念。胡老明确指出：伤寒是症状表现、反应，是八纲概念，不是病因概念。
胡老不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思想，而且留下了更为珍贵的研究经方的方法，指导我们继续探讨经方临床应用，近期我主编的《经方用药初探》即承继其“以方证类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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