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王阳明是心学大师,与孔子、孟子、朱熹并成为孔孟朱王。王阳明的书法作品传世的不多,楷书更是少见,《客座私祝书》是少见的王阳明楷书作品,沉着刚劲,端庄高雅,字如其人。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究竟是什么意思？
王阳明先生的《心学》是明代的一盏思想明灯，且默默地影响着后世。在其家乡浙江余姚，他本人则是一位人人敬仰的杰出乡贤。虽说“知行合一”学说是《心学》的核心要旨之一，但是几百年来对于“知行合一”的解释竟然偏离了王阳明的本意，越趋越远了。
要解释什么是“知行合一”，让我们先来看看另一个司空见惯的词组－－“道路”。现代辞典对“道路”有二个基本的释义，一是供人马车辆通行的路，或两地之间的通道。二是比喻事物发展或为人处世所遵循的途径。
也就是说，“道路”一词的词意有实指和虚指二种含义。实指的含义是指从某一地点到达另一地点的路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走的路。虚指的含义是指事物发展、扩展、繁衍过程中客观规律的轨迹。但不论是实指还是虚指，总是离不开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路径”这一层中心意思。而路径的寓意又与“践行”相关。
先撇开实指的“道路”不说，虚指的“道路”实质是指“道之路径”（在近代用得更多的“路线”一词）。
对于什么是“道”？，其解释则显得扑朔迷离。连《老子》开篇也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还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道德经 ·二十一章》）。事实上，所谓“道”就是客观存在的真理。而“路”就是指践行的路径。
假如让我们用一句话来解释什么是“道路”，这就是符合客观真理的正确路径。
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凡是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二个先决条件。一是确立正确的目标，二是找到正确的路径，二者缺一不可。其中，确立正确的目标看起来似乎相对容易，但要找出正确的路径比较困难，尤其是找到最佳路径（成本最小，收效最大）则更是难上加难。有时候，正是因为找不到正确的路径，反过来证明之前所确立目标的不切实际。也就是说，一切对于目标的动摇，根源还在于路径选择的困难上。历史上变革的失败，甚至革命的阶段性失败，莫不如此。
从哲学的本义来看，目标的确立事实上就是价值观的确立（是否符合“道”的要求）；而路径的选择（走什么道路，或选择什么路线）事实上就是方法论的具体实践。
由此，哲学意义上的“道路”一词就是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平常我们常听到的“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就是指“朝什么正确方向”和“如何走”这二层含义。事实上，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涉及这个二层含义，无论大事，还是小事。
也就是说，归根结底，“道路”二字可拆开来理解。“道”就是正确的方向，人们对它只是探索和追寻，但它却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对真理只能选择去认识和感知，但不能妄想去创造或创新真理。
因此，对于“道”的选择和判断是要经过大脑深思熟虑的，所以才有“悟道”一说；“路”则是需要亲身亲为，脚踏实地去实践的，所以才有“践行”一词。“道路”一词正是合二为一的哲学概念，而王阳明先生说“知行合一”正是这一层意思。
这就是说，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体系一旦形成后，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验证，并将实践的结果反过来修正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不断的“知”（感知、感悟）与不断的“行”（实践、践行）形成相互印证、循环往复的矛盾统一体，经过不断地推陈出新，更加地接近真理（致良知）。若用古代的语言表述就是“阴阳互根互寓以成太极者也”。所以，王阳明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王阳明全集》－《答友人问》）。“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若知时，其心不能真切笃实，则其知便不能明觉精察；不是知之时只要明觉精察，更不要真切笃实也。行之时，其心不能明觉精察，则其行便不能真切笃实；不是行之时只要真切笃实，更不要明觉精察也。”（《王阳明全集》－《答友人问》）。从而很好地解释了“知行合一”这一矛盾统一体（整体性）与其中的“知”、“行”（个体性）之间一体两面的关系问题，以及同处矛盾统一体中的“知”与“行”个体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问题。
王阳明《客座私祝书》
综上所述，假如把“知”设定为价值观的探究和定位（“知”的过程和“知”的结果），而“行”就是方法论的具体实践（“行”的配合和“行”的验证）。那么，“知行合一”就意味着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
由于现代社会的浮躁，往往“知不深，行不足”，由此也怀疑“知行合一”的当代意义，实在是道之蒙尘矣。
焦秉贞【清代】画—王阳明先生真像
焦秉贞，清代宫廷画家。生卒年不详，字尔正，山东济宁人，康熙时官钦天监五官正，供奉内廷。擅画人物，吸收西洋画法，重明暗，楼台界画，刻划精工，绘有《仕女图》，《耕织图》等。 焦秉贞是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的门徒，通天文，擅长画肖像。康熙时官钦天监五官正，画“御容”。明末清初，西洋教士布道中国，每以宗教画为宣传工具，清朝画院供奉众多西洋教士，而钦天监中主其事者众，故焦氏日相濡染，遂习其法，亦一时之风尚使然。焦秉贞所画花卉精妙绝伦，其山水、人物、楼观之位置，自近而远，自大而小，不爽毫发，系采西洋画法。尝奉诏绘《耕织图》四十六幅，村落风景，田家耕作，曲尽其致。称旨，旋镂版印赐臣工。康熙二十八年（1689）尝写池上篇画意，雍正四年（1726）曾为张照写像，蒋廷锡补景。
焦秉贞作为一个宫廷画家同时又是一个科学官吏，在钦天监供职，对算理和科学的了解自然要比其他担任文官的宫廷画家要多一些，对于建立在数学、物理研究基础之上的西方绘画也较容易了解和接受。这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因素，当时康熙皇帝对于参用西法的绘画的喜爱和赞赏是焦秉贞学习西法的主观因素和重要动力。流传至今较多的他的绘画中多带有“臣”字款，这些作品从整体上看多用色浓重艳丽，布局紧凑，细致工整，“参用西法”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人物大小的安排，透视和明暗的运用及空间处理上，人物大多按近大远小的原则来安排，不同于传统中国画按人物身份高低安排人物大小的习惯，在空间处理上，也把人物放在一个真实的空间中，以人物为中心营造空间，建筑大小也考虑到人的尺度，甚至不惜牺牲建筑空间的完整性。 焦秉贞的绘画始终有一种中国化了的真实，似乎总无法摆脱绘画中“写意”思想，在他私人的习作《归去来兮图》中我们更是看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画家的情怀，除了茅屋结构有上有些许透视外，无论从题材选取还是画面中大片留白手法的运用，都表达了文人惯有的山林隐逸的思想，意境深远，给人以无限遐想。
明代有一位画家名叫曾鲸（1568—1650，字波臣，福建莆田人，流寓金陵），一改我国传统人物肖像的画法，不用粉彩进行渲染，而是采用淡墨渲染出阴影、凹凸，甚至每画一张像，烘染达数十层，直到满意为止。当时，追随他用这种方法画肖像的人很多，被称为“波臣派”。焦秉贞是继曾鲸之后、开创“西学派”的著名画家，和禹之鼎的“白描派”并称肖像画三大派。
焦秉贞一生所作不多，画作有《耕织图》46幅，每幅上方康熙帝均有题句，镂版印赐诸臣；《列朝贤后故事》册（12页），辑入《国朝院画录》；《池上篇画意图》轴，辑入《石渠宝笈》。传世作品有：《张照肖像》轴，蒋廷锡补景，现藏故宫博物院；《秋千闲戏图》册页，辑放《中国绘画史图录》下册。（文/徐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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